编者按：日前，由省电影局、省文联主办，省电影家协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电影《觅渡》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省内20余位领导、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影片的题材立意、人物塑造、艺术特色、美学表达、影片宣发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并就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新性表达，展开了一场生动热烈的讨论。

电影《觅渡》：燃烧的生命照亮生命的渡口

文/刘永昶

对于《觅渡》的编创团队而言，其实这也是一次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觅渡”。影片将“常州三杰”加以群像化的并置表现，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觅渡》并非是纪录片，所以很难用并列式的结构对人物依次展开刻画。它必须是一个自足的情节系统，人物之间有着戏剧规定的相应关系，如此才能符合人们常态的审美习惯。整体而言，《觅渡》的叙事是成功的，从时空的点到生命的线，再到大时代的面，它完成了感天动地的革命叙事，也完成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叙事。

作品最重要的叙事情境设计落点在瞿秋白革命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时间很短，从他被押解到福建长汀到罗汉岭英勇就义，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空间极小，大部分叙事只能在那间小小的囚室展开。从电影表现的角度来说，影像语言的发挥显然是局促的；但从戏剧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时，那间囚室却像极了生命的舞台——让聚光灯打在瞿秋白的身上，周遭是无边的黑暗，而观众也因此可以真切地感受那个被束缚的瘦弱的身体里，生命的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

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点，是坚守还是背叛？是生存还是死亡？退后一步是五光十色的欢场，向前一步是诀别世界的墓地，影片聚焦于这个选择，既是向英勇事迹的回望与致敬，也为叙事文本增加了紧绷的戏剧张力。之于宋希濂的人物设计在作品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面符号。作为“说客”，他和同僚反复的诱降劝说行为是不同政治立场使然，但作为一个曾受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思想洗礼、在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宋希濂的内心也是复杂丰富的。于是，他与瞿秋白的几次交锋，既是情节节节推进的对手戏，也自然构成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见证者视角。瞿秋白的文人风骨与革命者节操，因之更加卓然而立。

一篇沉甸甸的《多余的话》，是本片中最重要的文本线索，它不仅是瞿秋白之于革命、之于人生的思考凝结，也在影片中构成了联结不同时空的叙事纽带。由此，镜头可以自然地穿梭往来，从长汀囚室的闭合空间不断伸向革命者们光辉灿烂的人生时空。瞿秋白与恽代英牺牲时36岁，而张太雷更是只有29岁，他们是革命先辈，但在历史现场，他们又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英雄。因此，影片在大开大阖的时空叙事中，尤其注重一种青春态的影像话语表达。瞿秋白和妻子相濡以沫的彼此相守，他和张太雷在莫斯科街头的兴奋小跑，恽代英在黄埔军校青年人群中的慷慨演讲……这些切入生活的影像情境往往充溢着“觉醒年代”的写意抒情氛围，能够呼唤起当下青年受众的强烈共鸣——时空无法构成阻隔，青年与青年一定是心灵契合的。

常州三杰的人生道路进一步映射着大时代的风云激荡。除了三位主人公饱满丰富的形象塑造之外，影片还进一步展开不同阵营不同人物的速写描摹，有同行者，有对立者；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渡口上“觅渡”，而“觅渡”的结果则取决于信仰的不同和选择的不同。譬如瞿秋白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家，张太雷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工作者，恽代英也可以选择成为一名洒脱的大学教授，这些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在影片当中都有立体的表现——观众们也因此可以代入自己的人生经验，深入理解常州三杰的坚定选择。当革命先辈们毅然决然地追随着自己的初心走向战场或刑场的牺牲时，这时银幕内外便会溢满慷慨悲壮的氛围。先辈们燃烧的生命照亮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渡口，也会照亮整个世界，照亮今天每一位观众的人生渡口。

作者简介

刘永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