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1日，由省电影局、省文联主办，省电影家协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电影《觅渡》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省内20余位领导、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影片的题材立意、人物塑造、艺术特色、美学表达、影片宣发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并就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新性表达，展开了一场生动热烈的讨论。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发专家的发言文章。

为士证道：向自由处寻觅、于理性中渡己

文|熊忠辉

1923年6月15日，距离公元2023年的100年前，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刊登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歌词，在《国际歌》歌词前的附言中，瞿秋白表达了他翻译《国际歌》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1935年6月18日，距离《国际歌》出版12年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毛泽东称赞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瞿秋白在就义前写了一阕《浣溪沙》绝命词：“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做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首词，是瞿秋白对自己16岁成人后的人生际遇的总结和感悟。少年瞿秋白从家乡常州的“觅渡桥”出发，由一介书生、底层寒士走上革命道路，始终秉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信念，以国民党人都认同的“才学、品格和操行”，在治学、革命和为人等方面坚守自己的志向和道路。

影片《觅渡》以瞿秋白为核心人物，以他在被关押期间书写自我解剖的《多余的话》和自传体笔记《痕迹》为线索，通过回忆串联起瞿秋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物常州籍的张太雷、恽代英的交集，讲述了三个年轻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约而同加入共产党并于英年牺牲的故事。作品并没有呈现多少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场景，在矛盾冲突的表现方面也并不那么鲜明激烈，主体情绪细腻温润里夹杂着青春激扬。除了题材本身是红色革命外，影片更像是讲述一个青年文士在风云年代的成长经历、奋斗历史和心灵的成熟，关于他的友情、他的爱人和家庭以及他愿意为之而付出生命的“光明的路”。故事真实、沉静、深入地与激荡的时代变革紧紧交融在一起，为观众理解瞿秋白饱满丰富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立体的文本。

一、以非线性叙事方式，锲入到人物的心路历程中

《觅渡》以关押瞿秋白的师部小房间为空间结构点，以瞿秋白书写自传时的回忆为时间结构点，在革命者瞿秋白与劝降者国民党军长宋希濂之间的“对弈”展开整体叙事，两者围绕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个人荣辱进行角力对抗。作为黄埔学员，宋希濂阅读过瞿秋白、恽代英不止一篇文章，瞿秋白和恽代英的思想深深影响过宋希濂等人，但在长汀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们却是立场相反的敌人，两个人都难有转身让步的空间，在这方寸之地，双方的心理交战充满了暗暗的张力。

如果按照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惯常做法，要表现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这三个同学少年的人生“觅渡”过程，大抵会采用线性叙事结构，多线并进完成情节设计。但影片《觅渡》没有这样处理，而是大量采用倒叙和插叙来提升故事的讲述感和吸引力，实现了线性叙事向非线性叙事的转变。这种叙事方式可以更加戏剧性地表现过去事件或补充故事的背景材料，满足再现故事人物情绪的需要，能够更加有效地引领观众顺着人物情绪变化去把握和理解人物的内心变化，由此产生对人物更深刻的认知乃至认同。

传统主流电影或者商业电影的叙事特征大都比较透明，因为它们的形式感、叙事行为不需被观众感知，观众观看这类电影不需要过多的“费脑”，或是被“灌输”或是纯属娱乐，并不需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或思想世界。此外，传统主流电影采取线性叙事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历史自行呈现，让观众觉得它“本应如此”，成功的经典电影的主要叙事特征，就是把自己装扮得像历史本身一样，是故事在讲述自己。但《觅渡》呈现的历史，不是盖棺定论的闭合的往事，是需要观众主动“寻觅”理解的历史。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西进长征，国民党穷追不舍地进行围剿，共产党的未来似乎并不光明，瞿秋白们一直坚信和坚守的“光明的道路”，是红色、金色还是灰色，很多人都认为不证自明。每个人经历的历史阶段不同，理解自然也不同，张太雷牺牲于1927年广州起义成功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因而他认为道路是红色的，恽代英牺牲于1931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呼之欲出之时，因而他认为道路是金色的，而瞿秋白处在日寇入侵、国民党猖狂反共围剿、共产党内部政见不一这样的境地里：中国没有方向，所有的作用力都如旋涡一样，抽打得瞿秋白这个病弱书生心力交瘁。这种心力交瘁的“灰色”感受，促使瞿秋白在身陷囹圄之下对自己进行解剖，写下《多余的话》，对自己从一个文士到因时势而成为党的高级领导所走过的路进行总结、批判，更是一个融中国“士人”和共产主义战士于一体的瞿秋白对自己所求之道的一个自证：“将来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主义”。

这种复杂而丰富的个人情感，运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才可以更好地调度相关事件和场景，以表现瞿秋白长夜无眠的思绪万千。当然，这也对观众提出了全情投入的观影要求。

二、丰富的语言意象，镌刻出人物丰满立体的思想境界

在电影《秋之白华》中，杨之华问起瞿秋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瞿秋白说：“为了给自己一个在这个不堪的社会活下去的理由，为了实现自己希望国家好起来的愿望，还想让短暂的一生有些意义。”这句朴实无华的话，真如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士人精神风骨的体现，它要求斯人必须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才有可能会做到。

中国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它内涵丰富，包括：勇者不惧、智者无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坚守良知良能、恪守道德底线，有风骨、有担当，有胸怀、有格局，等等。立于乱世，以瞿秋白的才干，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名医，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他却偏偏选择了革命家这条路。最终，在生死关头，面对国民党开出的优待条件，他依然毅然选择慷慨赴死。

梁衡在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分析了瞿秋白的“生、死、名”三方面的观念，他评价瞿秋白是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在被捕入狱已决心为革命献身时，他回归到一个真实的人的状态，解剖自己，也是解剖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人性，这是需要多大的理性和勇气。梁衡总结瞿秋白的话：“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宁可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也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哪怕一路荆棘、一路坎坷甚至流血牺牲。

瞿秋白的这种为士者一往无前的精神境界，在电影《觅渡》里，通过丰富的细致化、细腻化的微观叙事和语言意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传递出来。围绕着瞿秋白叩问的“生命的真谛”，影片设置了诸多意象和场景，通过这些“有意味”的形式，细致地实践着对人物的细腻化塑造。

在关押瞿秋白的房间对面的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里面有两只雏燕，影片中一共出现了5次，第一次是秋白被单独关押时透过窗户看到的初生雏燕，他说，谁不珍惜生命呢？第五次雏燕已经长出羽毛，秋白把雏燕轻握在手中，对宋希濂说：我的生命可以牺牲给革命，但我的心灵允许为飞鸟歌唱。瞿秋白曾经写过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他把自己比作“为衔春色上云梢”的与寒潮怒斗的“江南第一燕”，虽不一定可媲美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但也是一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穿云梭雾、衔泥筑巢的自由飞翔的鸟。另外，在恽代英被枪决时画面背景中飞翔的鸽子，瞿秋白赴中山公园时画面多次切入飞翔的小鸟和蜜蜂，瞿秋白被关押的小小院落里松鼠在草地上栖息，这些一切的活物，都是革命志士对自由和生命的热爱和向往的象征、隐喻。

生人去世后飘荡在大地之间的磷火，电影中多次出现。一次是瞿秋白小时候看见磷火，与父亲的关于磷与灵魂的对话，一次是他关押在小房间里，在微茫的黑夜里看到院子里的磷火微明。作为意象的磷火，与恽代英的新诗“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直接关联，“常州三杰”和萧楚女四人聚餐时萧楚女吟唱的、恽代英就义前在监狱里高歌的，就是这句诗词。磷，在影片里是生与死的转化，是无数为革命而牺牲者为照亮后人道路而汇集于一起成就的光。

植物也在影片里展示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瞿秋白和杨之华分别时，站在城墙下看着墙上的爬山虎，镜头是夫妻俩的背影特写，秋白说这是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结婚时的植物，那么的顽强。瞿秋白随后买了一束象征着“永远的牵绊”的蓝风铃花送给杨之华，杨之华说我们6次分别6次重逢，这一次也会再见的，但自此一别、竟是天涯。瞿秋白就义时环顾山花烂漫的山坡说“此地甚好”，倒下时，画面满屏的是鲜花以及切入一支绽放在山坡上的蓝风铃花的特写。36岁，世间还有太多值得牵绊的人和事，但相较于大义，总有一些舍弃是更加值得的。

作为影片核心的象征——觅渡桥，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即将分别的少年秋白和太雷上得桥头于彷徨中互道珍重和许下共进退的约定，已经志同道合的秋白、太雷和代英青春飞扬地在桥上跑着笑着，为觅到渡己渡人之道而心生欢喜。

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几个看似平常的场景，秋白、太雷、代英和萧楚女四人一起吃饭，吃溧阳扎肝谈家庭往事，在为革命而四处奔波的岁月中，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幕啊。秋白到苏俄采访时遇到太雷，四天开两个共产国际方面的会议，两人在莫斯科街头奔跑“赶会”，真个是意气风发！

劝降是贯穿这部作品的核心，但自始至终，瞿秋白表现得都泰然、淡然、坦然，人物间几乎都没有激烈的言辞争辩，作品似乎没有设置矛盾冲突的情节。但是，当宋希濂开出那么诱人的条件时，瞿秋白当时是一个脆弱的、甚至于几乎要被“打动”的状态，他后退了两步，退到墙边的时候无路可退，又猛然清醒起来。瞿秋白对宋希濂说，如果我选择了你说的条件而活着，我的家人和我将会永远蒙羞、永远感到耻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没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信仰更可耻的了。“五四”时期的瞿秋白曾说过：“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言，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虽然在执行党的重大行动时，瞿秋白出现过犹豫，但对于自己的救民于水火的信仰，他是绝对忠诚的，对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救中国的认知，他是绝对笃信的。心灵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倘若背叛了信仰，人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肉体的死亡算什么呢，灵魂才是永恒的。在吃最后一顿饭时，瞿秋白对着镜头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句话，是他对自己信仰的证实，是对共赴艰辛寻求光明道路的志同道合者温柔却不失力量的嘱托！

三、写在后面的话：新主流电影需要血肉和情怀

近几年来，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的新主流电影正在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一味追求宏大叙事的策略窠臼，更加注重把人物放置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以日常化、人性化、细节化的表达策略，通过微观叙事，还原和塑造真实、可信、有温度的“作为进行的过程的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将主流价值的传播融于贴近大众文化性的个体体验中，不少作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新主流电影日益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人物塑造去脸谱化、故事情节去模式化、语言表达去程式化，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灵、渗透历史人物的思想，努力与观众群体达成最大层面的良性互动，达成最大限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建立起能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精髓的主流叙事共同体美学。

《觅渡》，无疑是对新主流电影的又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实验。

作者简介

熊忠辉，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