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电影《百鸟朝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部电影上映后在排片和票房上面临巨大压力，发行人方励的“跪求”院线排片，这一举动伴随着“著名导演吴天明遗作上映受阻”的话题随即不断发酵，引起了广泛讨论、关注甚至是质疑，催生出一系列关于当下电影与市场、商业片与艺术片、电影创作与营销，导演代际怀旧等方面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年度热点话题。《中国文艺评论》《上海艺术评论》和电影业界、文艺评论界都从不同层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和探讨, 成为一个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相对而言，对于《百鸟朝凤》的话题更多还是集中于对电影文本的讨论，忽略了吴天明电影与肖江虹原著小说的对比分析。如今，围绕着电影上映的喧嚣逐渐落幕，我们重新来审视这部“跨界”作品，从文本上进行细致对比，可以有更冷静的观察，从中探寻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小说和电影《百鸟朝凤》一脉相承又相互独立，可以算是两个饶有意味的个体，研究二者的互文关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文化现实。
一、电影意在升华悲剧内涵。
电影《百鸟朝凤》着重塑造了唢呐艺人焦三爷，他把唢呐当做“吹到骨头缝里”的精神信仰，不管情势如何变迁，都孤独而顽强地坚守唢呐这门“匠活”。为此，电影对小说人物进行了改造，将小说中游本盛的故事移植到焦三爷身上，打破原作人物的均衡态势，突出了焦三爷的形象，升华其精神特质。主要改动有，电影将卖牛来添置唢呐行头的故事移植到焦三爷身上，临终嘱托恳求游天鸣“把游家班再撑起来，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电影还强化了焦三爷课徒严格，教习唢呐严格中寓有慈爱，考察徒弟重在观察日常品行等生活细节，如在家常劳动中表现蓝玉、游天鸣的性格差异，暗示蓝玉虽然天赋高，领悟能力强，学艺进步快，但是性格轻率，缺少游天鸣的韧劲，烘托出焦三爷选择“传声”接班人的慎重，也渲染了他们师徒二人用生命守护唢呐艺术的悲情。
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增加了焦三爷泣血吹奏“百鸟朝凤”的情节，强化了人物的人格魅力。金庄的窦老支书去世，游天鸣的游家班人手不足，焦三爷强忍咳嗽复出助阵，并代替生病的游天鸣为德高望重的窦老支书吹奏“百鸟朝凤”，直到吹至吐血，他依然要坚持与大家完成这支“大哀至圣，敬送亡人”之曲。焦三爷不顾自己的性命也要完成这个乡间崇高至圣的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唢呐艺人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旌善扬礼的教化功能，维护正统的礼义秩序。“在唢呐被抛弃、艺人被贱视的时代背景下,焦三爷的行为带着一种困兽犹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味。这是对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的反抗，是对唢呐行将消亡的反抗，正是这种反抗，使焦三爷这个卑微的唢呐匠具有了悲剧英雄般的高贵的精神气质，也使电影具有了一种壮美的诗意” 。
电影《百鸟朝凤》成功塑造了焦三爷这个人物，焦三爷坚守艺术理想的情怀，弘扬正气的操守，以及矢志不渝的精神，熔铸了永恒的价值。“电影的表面结构似乎在谈民间文化传承的问题，实际上电影所要表达的是关于‘中华文化危机’的思考，它清醒地面对了文化信仰和文化背叛激烈冲突的当代问题” 。电影唤起了人们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新认识，树立了对如何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思考。
无疑，焦三爷这个形象已经成为导演吴天明的化身，焦三爷对唢呐执着，张扬了崇高的悲剧精神，隐喻着吴天明这样的电影人的艺术情怀。“在吴天明的电影中，这种唢呐里的乡愁，暗含着一种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特征。对于吴天明来说，这样的叙事是顺理成章的。吴天明的电影，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百鸟朝凤》，都是吴天明版的‘中国故事’及‘国情报告’，无不饱含他浓厚的爱国忧国情愫。这种稳定的特征和吴天明的自我认识是一致的” 。这部电影深刻地烙上了吴天明的人格烙印，从乡愁恋歌提炼为一曲家国情怀的咏叹调。
二、小说重在浓缩底层命运。
改编电影与小说原作并不能简单等同，一方面小说和电影分别是抽象和具象的两个系统，小说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创造思想形象，而电影是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创造视听形象。另一方面，电影的改编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必然会打上电影主创的思想印记。
关于小说和电影两种艺术之间的异同，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义：“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会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相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剧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以后，它们就不仅仅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处。在相距最远时。小说与电影,像一切供观赏的艺术一样，在一个特定的读者(观众)所能理解的程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的素材。在这相距最远的地方，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除非各自遭到彻底的毁坏,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 。原著作者肖江虹一度参与了电影剧本的改编，但在他的讲述中，对改编创作过程中与吴天明的创意冲突毫不讳言，隐含了二者在文本、主旨上的差异 。
相比于电影突出焦三爷的形象，小说《百鸟朝凤》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写父亲游本盛身上。肖江虹说，“我真正要写的，既不是德高望重的焦师傅，也不是一力传承的游天鸣，而是一辈子没能吹上唢呐的父亲游本盛” 。小说后半部分用相当笔墨表现了游本盛的唢呐情中维系着的父子情，用调侃的笔调写哀情，尤其让人心酸动容。
游天鸣在父亲临终前四处劝说师兄弟重整唢呐班，无奈师兄弟们迫于生计都已进城打工，再也“捏拢”不起哪怕是最普通的“四台”唢呐了。小说用冷峻的笔触这样写到：“大师兄还在。他不去大城市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一次意外让他拥有了一条断腿，而这条腿成了他和城市之间永远的屏障。……听完我的来意，大师兄惊奇地盯着我，然后他说，你见过两个人吹的唢呐吗？旧时一般穷苦人家都四台，你想造个两台？埋条死狗还差不多。我说不是埋死狗，是埋我的父亲……”
游天鸣终究没能重整游家班，父亲游本盛去世时，“他死的时候瘦的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把一张木床映衬得硕大无比。我把卖牛的钱将父亲安葬了。他的葬礼冷清得如同这个季节，唢呐声自然是没有的，倒是北风从头到尾都在不停地呼啸”。 在无双镇的价值体系中，原本“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死法是活法的一种投射。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却是：生存不易，活着何其艰难，又如何去维持死者的尊严。
作为“百鸟朝凤”曲子的唯一传人，游天鸣却没能给一生以唢呐为梦想的游本盛张罗起哪怕最普通的“四台”唢呐。作者在这里建构了一个反讽的寓言，游家班没落的结局，寓示着无双镇礼仪秩序的解体。但是作者并没有去过多地苛责唢呐艺人们的选择，而是抱持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在伦常的生老病死和生活的循序演进面前，恰恰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从仪式化中抽离出来后，传统的唢呐又和流行的乐队一样，不过是日常的乐师职业之一种。
小说重在讲述乡村现代化席卷而来的浪潮中，淳朴的乡风民俗日渐式微，唢呐艺人们面临的凄凉而茫然的生存状况。原作中没有焦三爷“舍命吹奏百鸟朝凤”的情节，而是游天鸣在葬礼上临场忘记了“百鸟朝凤”的曲子：“我本可以从容的完成一个乡村乐师所能完成的最高使命……可就在那一瞬间，这些可能统统没有了，我的行为让无双镇这个古老的职业用一种异常丑陋的形式完结掉了，连在湮没于时代变化中的最后一刻也未能保持它曾经拥有的尊严”。就在游天鸣忘记“百鸟朝凤”曲子的时候，焦三爷已经向生活投降了，他折断了那支用来吹奏“百鸟朝凤”的老黄木杆的唢呐，去了当年没看上的徒弟蓝玉的纸箱厂里看大门。小说所要表达的是底层民间艺人的生存选择：“和生死相比，一项技艺的失传，又有点微不足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个与电影迥异的细节，电影将唢呐与乐队的冲突置于乡村/城市、传统/现代化、中/西方的二元对立背景之下，使之具有广义的文化内涵。而在小说中，冲击无双镇唢呐的不是电吉他和架子鼓，而是乡村里礼仪崩塌之后所重建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城里下来的乐队就从无双镇消失了，就像停留在河滩上的一团雾，一阵风过，就无影无踪了。乐队一消失，唢呐声就嘹亮起来了”。但这时重建的“唢呐”并不是焦三爷们所坚持的传统唢呐，取而代之的十六台唢呐不过是“十六个唢呐匠的宏大鼓噪，犹如群鸟出林的惶然惊惧，没准能把死人吹活”。
三、跨界互文与一体两面。
从小说到电影的跨界改编，两个文本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犹如生活的一体两面，揭示了现实的两重性。电影《百鸟朝凤》将唢呐提升到民族艺术传承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拷问。就像有评论者指出的，“作为一种二度创作，电影通过情节的增删、合并以及视听语言的运用，重塑了焦三爷的形象，强化了其顽强抗争的意志和行为，在原作的悲剧意识中注入悲剧精神，使一部‘悲情悲剧’转变为‘崇高悲剧’。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吴天明的电影美学观念和体验” 。在《百鸟朝凤》电影中，注入了鲜明的吴天明的个人印记，讴歌了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人伦天性的坚守，其悲剧性激越地表现为宏大的家国情怀。
而在原著小说中，其悲剧性更多地内化为生活场景的悲凉和乐师个体命运的悲情，表现了乡村艺人们在现实夹缝中辗转腾挪、喜乐悲欢。是以《百鸟朝凤》的电影改编，不能简单套用是否忠于原著、是否颠覆原著的简单判断，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二者的互文关系。可以说，两个文本虽然侧重的角度不同，营造了截然不同的艺术观感，但是恰恰这两个文本前后相对、遥相呼应，二者分别从家国层面的高线和个体命运的低线来关注唢呐和民间技艺之价值。
2017年1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指明了方向。《意见》明确传承中华文脉，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处理好怎样“守”与怎样“变”的关系，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融入道德建设、融入文化创造、融入生产生活，注重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融入到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让传统文化内涵更好地融入生活场景 。
电影与小说文本中的《百鸟朝凤》，就好比一个桥梁，连接传统文化“坚守传承”与“融入生活”之两端，为我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借鉴思考：既要宏观层面地着眼于延续中华文脉，又要立足于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使优秀传统文化变得具体可感、有血有肉，富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