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作为中国民艺学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建者,张道一先生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早在1988年先生就发表了《中国民艺学发想》，最早使用并辨析了“民艺”一词的概念,全面系统地提出民艺学科的建设问题。今天，自《中国民艺学发想》发表已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和民艺的生存土壤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艺的内涵与外延也逐渐变化和扩展，然其当年的思考和构想依然对当下的民艺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再读此文，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文章从民艺一词的来源与训诂谈起,对民艺、民具、民俗，民间艺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倡从全面调查、分头研究、观察趋向、预测未来几方面着重解决民艺学的研究宗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民间艺术的分类和成就等问题，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实践价值的路径，他提出研究民艺学应建立起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同时要突出中国特色。民艺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发展迅速，当下民艺的传承与创新、形式与内容、创作与传播无不见证着文章中“今后20年的变化，可能会大于以往的2000年”这句话的预测。正因如此，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艺，并重新审视民艺的边界。
“民艺”一词由“民”和“艺”组成，本身可做多种阐释。文中将“民”释为“民间”、“民众”、“平民”，将“艺”释为“艺术”、“技艺”、“工艺”。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在其著作《民艺学论纲》中又将“民”释为“人民”，将“艺”释为“手工艺”。从潘鲁生、杭间、邓福星、邱春林等民艺学家的文论中可看到将“民艺”理解为“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等。沿着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的路径，或许就不用急着把各种概念一一辨析，民艺的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性似乎是与生俱来。换一个角度，“民”和“艺”所代表的是一种发散的概念群，本身具有多重解释，而当以这种视角来看待民艺时，那些辨析不清的概念将共同成为扩大民艺边界的元素与动因。
“民”字针对群体，包括创作主体、受众与传播群体的限定。一般而言，在古代相对于宫廷、文人士大夫和宗教，在现代区别于专业艺术家。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原先带有阶级意味的民间概念和群体早已发生嬗变，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家加入到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创新中，另一方面是大量来自乡村的新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已逐渐脱离乡土属性，朝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加之城市居民对民艺接受度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让这一过程持续进行。此时，“民”作“人民”理解已成应有之义，并逐渐演变成“大民间”的范畴，民艺参与群体的边界不断被打破。
“艺”字针对内涵属性，主要包含艺术和工艺两方面,艺术偏向于欣赏性的精神文化，工艺则偏重于实用性的物质文化。中国古代长期“重道轻器”，视工艺为“小道”，甚至在当下依然存有这样的倾向，给工艺带来了不公平待遇，阻碍了其发展。先生在文中指出，人类最初的造物活动是从实用开始的，工艺文化始终带有综合性和本元性，当下，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又在走向新的综合。王朝闻在《适用超实用》一文中以素陶造型的美举例指出艺术和工艺、审美和实用或许是相互作用于对方，既可能是实用创造了美感，也可能是特定的精神需要让人们在设计素陶时让审美意识对象化、物质化。早在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工艺著作《考工记》中，就已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造物思想，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将“道”和“器”统一起来。艺术和工艺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存在高下，只有突破这种认知的边界,才能进一步扩展民艺的边界。
“艺”在“艺术”方面体现为民艺的表现形式与审美趣味。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根本变化，其展现出复杂的、多元化的发展样式，早已冲破了民间艺术原先率真、淳朴、粗狂、乡土的审美边界。在笔者看来，理应将民艺的美学实践放在中华美学精神和西方美学范畴的大背景下展开，借鉴、融合不同艺术风格与门类的审美经验。以苏绣为例，可以运用中华美学精神中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或是借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或是汲取现代设计中的极简主义等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当讨论民艺美学时，依然不能忽视工艺这个本体，极致工艺本身和作为一种造物活动所蕴含的功能美是工艺美学区别于其他门类美学的特征，我们仍需关照“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审曲面势、巧法造化、文质彬彬”等工艺美学思想。
“艺”在“工艺”方面同样呈现多元分化。先生在文中指出，一部分民间艺术可能在生活中被淘汰，一部分转化为装饰欣赏，一部分仍在群众中继续流转。实际上，每一种工艺的属性也在不停变化，以蓝印花布为例，唐代以前并非在民间使用，技术革新和商业的发达让其在宋代逐渐兴盛，到明清之际，才真正作为民间工艺流行于民间，民国时期由于西方布料技术的引入逐渐衰退，当前因其进入非遗名录又重回大众视野。现实中，作为民间的“工艺”边界已逐渐模糊，并且正在快速扩张。这一方面是由于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得那些原本被社会淘汰的民艺得以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出更多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手工或机器）、新门类，包括来自非民间工艺的广泛加入和来自对传统工艺的改良与创新。
先生在文中没有过多谈及民艺传播方面的内容，这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民艺是由广大民众自己创造、自己享用的特征有关。在今天，对民艺传播方面的研究则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大众可以接触到的、有效的传播途径和形式，才能不断扩大民艺受众的边界。在实物传播层面，需加强对线下展览和消费领域的研究；在数字化传播上，应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数字媒体技术的优势。
先生的《中国民艺学发想》阐述了当年他对于民艺现状的思考和对其未来的预测。他在文章结尾说到“遥远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儿，我们无法估计，但是，今天的研究如果不预想未来10年、20年，将会变得近视”，这或许是文章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过去的30年，民艺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站在更高的起点，我们依然需要像先生说的那样对未来10年、20年做出预想，并不断探索民艺的边界。
（作者系中国民协会员、江苏省评协会员、江苏省民协驻会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