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副产品是书法碑学的兴起，碑学的兴起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标志，并诞生了一大批碑学书法家。一种事物的兴起定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魏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书法，发展至明晚期清初叶逐渐式微，出现了书法从形式到精神上的衰落及遮蔽现象，书法要继续演变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遮蔽，于是碑学兴起。碑学兴起除文字狱、政治严酷、馆阁体盛行等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书法自身的条件如甲骨文的大量发现、南北朝碑版的出土等等，诸多正反条件的产生和结合才促进了碑学的盛行。碑学的倡导者们始料未及的是，碑学的矫枉过正从尊帖走向了尊碑的另一个极端。因此，至清代晚期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碑派的不足，特别是整个清代行草书的凋敝，更促使他们思考走“碑帖融合”之路。
然而，可惜的是经过短暂的思考、实践，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断了这一书学思想深入全面的实践，改变了书法的“碑帖结合”之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才重新开始启蒙、恢复、普及和发展。在这风云际会的百年里，虽然从主流的文化脉络里“碑帖结合”甚至书法被中断了，但作为书家个体的理论思考与艺术实践仍在不停地传承和发展，成就了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等碑帖结合之书画大家。这几位书画大家在艺术实践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贡献，当然与他们深厚的综合文化艺术修养有关，但金石之学对其书画的滋养也就是碑帖的融合，才形成了迥异于前人的书画形式和精神风貌。此外，除以上专业书画家外民国时期的一些文化学者如张伯英、梁启超、鲁迅等书法也深受“碑帖结合”思想的影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我们知道，帖之长在使转的流畅、形式的流美、节奏的婉转，强调笔尖的使用，注重笔画的两端，在起收笔上多用圆笔，因此，过分强调这些特点将会流于文弱，缺少质感，导致明代晚期这一书法形式走向式微；而碑之长，弥补帖学之不足，厚重、庄严、质朴，不仅使用笔尖更强调整个笔毫的作用，特别是笔画中段的用力，在起收笔时多用方笔。方笔的使用和整个笔画的用力，往往难以实现点画的使转顺畅和上下关系的牵丝映带，因此，行草书难以伸张，故笼罩着尊碑之学的整个清代几乎没有出现一个行草大家，因此，要发挥碑、帖之长克服其不足，必须走“碑帖结合”之路。
四十年来的书法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帖学和碑学是无法再创历史的，只有“碑帖结合”才是书法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美学思想给我国传统书法带来了巨大冲击并进行探索，如对汉字的解构、变形、夸张，书写工具、材料的改变等进行创新，显然不符合数千年来书法演变的内在理路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路向，因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其核心精神相差巨大。人类的文化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文化的融合一定是在异质之间但又有所契合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融合，否则只能代替和消亡。西方近现代文明是在古希腊工商业文明的催生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哲科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农业文明，其本质是“技艺文化”，这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文化要找到融汇点，是极为困难的。可见，所谓书法现代化的转型、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有所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正是这点“现代书法”的存在才值得我们尊敬和宽容。为此，从历史、现实以及实践等多重视角来关照，“碑帖结合”才是真正符合书法演变、创新的基本规律。
然而，碑学所蕴含的深刻内容和意义绝不是以上所说的方、圆用笔和形式上的突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碑学所具有的金石、古质、厚重、向内的精神气息，是在纸张发明之前自然书写载体如甲骨、钟鼎、竹木等，通过吉金刻凿、烧铸后所呈现出的立体感，以及自然的腐蚀、沁透，褪去烟火的自然感，再加上岁月的汰洗、推移所带来的历史感。特别是在书写的运动方向上帖派更多着意于上下左右即平面的书写移动，而碑学则在此二维空间的书写中，自觉地往纸的里面渗透所呈现的三维立体感，以飞白、残缺、破断以及造虚，用笔的中锋、涩行、水墨的渗化等，通过纸张和笔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屋漏痕、折股钗，以及万岁枯藤、入木三分和力透纸背的美学理想，并在宣纸上以“写”的形式得到呈现，等等这些才是碑学的真正内涵，可见碑学的内容之丰富，碑帖结合的难度和价值之大。
通过以上对碑学内容的阐述我们知道，其形下和形上的内容极其博大深厚，它不只是对民间书法的汲取，对文字发展转型期的取法，也不是要追述到文字之初的稚拙之态，更不是方笔的使用，它是对碑这个有着极为丰富文化、美学内涵的形式和精神的高度掌握、提炼，并与千年来帖的外在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结合。碑，绝不是形式上的丑，帖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美，“碑帖结合”是在碑帖形式与精神高度融合的结果。当代少有书法大家者，一方面是对帖和碑在技法层面的传承远不如前人，因为，我们已经不具有传统毛笔书写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对碑、帖，特别是碑学的理解深度不够，就更遑论在更高层次上形式与精神境界的参化和领悟，并得到笔墨的呈现。试想，即便两块相同的冰，不融化也碰不到一起，更何况是发展了几千年的碑与帖，并要在深厚、复杂的两个书法文化体系下实现融合，走出“碑帖结合”的一条新路来，可见难度何其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