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南第一书码头”常熟为例

　　常熟市曲艺家协会 陶春敏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主要流行于长江三角洲的环太湖地区，即上海、苏南和浙北。苏州与上海是评弹活动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城市，除此之外的江浙城乡地区，一律被艺人视为“外（地）码头”。江南人习惯把评弹演出叫做“说书”，那些书场数量多、听众水平高、评弹生态好的演出阵地，也因此被称为“书码头”。

　　纵观评弹历史，享有“书码头”之誉的地方不在少数。其中最受业内人士推崇、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书码头”，唯有常熟。常熟是典型的江南小城，人杰地灵，优势天成。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密集的市镇布局为评弹奠定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厚重的历史积淀与繁茂的文学艺术为评弹提供了丰腴的人文滋养，密布的书场、敬业的场方以及热情的听众为评弹构建了成熟高效的演出市场和良好的发展空间，优越的艺术生态为评弹培育了大批从业人员和名家响档。对于评弹而言，常熟不仅典型，更可视为典范，享誉“第一”绝非幸致。

　　一、分布广泛的书场是形成评弹传统演出市场的稳固基石

　　常熟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评弹底蕴，产生那么多的名家响档，与茶馆书场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说书艺人最初只是在村头巷尾、桥堍庙前卖艺糊口，没有固定的听众，没有固定的收入，“风吹一半，雨落全无”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清代中叶茶馆的出现，为艺人的生存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自唐代始，常熟的市镇数量和规模始终领先于周边诸县，晚清时期发展更为迅速，至光绪年间已猛增至20镇60市。由于经济发达，市镇繁荣，常熟市民大多追求安逸闲适的生活，因此茶馆业十分兴旺。据《常熟文史资料辑存》记载，早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南门外后坛街已有颇具规模的“爱吾庐”，咸丰十年（1860年）时庙弄、观弄等处已设有书场，马如飞曾隶观弄“菜一居”弹唱《珍珠塔》，生涯鼎盛，有竹枝词云：“珍珠宝塔寄蓬门，菜一居前方子文。马君如飞曾隶斯，茅屋泥墙硬板凳。”光绪廿六年（1900年）开始，城内玉壶春、壶中天，城外长兴、大观园等茶馆纷纷开设书场，茶馆里说书逐渐由临时性变为经常性，听书日渐成为常熟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据1918年发行的《常熟指南》记载，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常熟城厢拥有茶馆60家，其中6家兼营书场，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上世纪60年代。常熟水网密布，水上交通便利，居民临水而居，沿河傍桥，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集镇，有集镇就有茶馆，有茶馆就有书场，因此农村地区书场分布更为广泛，几乎覆盖了桥、庙、村、浜的每一个角落，数量难以完全统计。《苏州评弹史稿》一书曾作统计，上世纪20至40年代，江浙沪书场总数约1200家，常熟就有一百多家。

　　茶馆书场是构建良好评弹生态的综合载体，是艺人演出实践的根本阵地，是形成演出市场的稳固基石。在评话名家金声伯的记忆中，评弹全盛时期常熟农村每隔二三里路就有一家书场，总数可达170多家。这些书场分布广泛，规模不一，档次分明，不仅解决了艺人的经济收入，客观上也促进了市场竞争，艺术水准低的只能进村间小茶馆，中等水平可以做乡镇中型书场，响档名家则为大书场的座上宾。这种格局有利于艺人找准定位，树立目标，逐步提高书艺，金声伯、胡天如、张国良等众多名家的艺术之路就是从“闯荡”常熟农村书场开始的。

　　二、敬业懂行的场方是维系评弹传统演出市场的中流砥柱

　　场方，是评弹界对书场负责人的称谓，有时候也泛指书场及其职工。场方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某种程度上还是经纪人，他们是建立良好的评弹市场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突出贡献者，他们的艺术判断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评弹艺术的兴旺程度。在常熟，有一批著名的书场经营者，他们广受评弹艺人的敬重和推崇，被尊称为“老场方”。他们倾注一生热爱评弹，服务艺人和听众，坚守着善待艺人、开好书场的职业操守，支撑起了“江南第一书码头”。

　　常熟“老场方”的代表有瞿尧良、林月琴、季采莲等，他们经营书场数十年长盛不衰的秘诀是“待情”（评弹界的行话，指场方接待艺人的热情程度）。在艺人和场方的双向选择中，场方看重的是艺人的书艺，而艺人选择书场的标准，除了收入之外，就是“待情”的好坏。常熟场方的“待情”在江浙沪评弹艺人中有口皆碑，首屈一指。

　　按照传统演出惯例，书场不仅要负责艺人的日常食宿，还要摆“接风”酒，设“送行”宴。如仪凤书场就特别讲究，艺人到场之日必备山景园菜馆“原桌头”酒水招待，日常饮食也毫不懈怠，一个档期下来艺人基本能把常熟名菜名点吃个遍，不同季节还能品尝独特的时令美食。传统演出档期少则一月，多则数月，艺人拖家带口住在书场，场方不仅要照顾好生活起居，还会在闲暇之时安排他们消遣玩乐，使其有宾至如归之感，安心尽心演出。因为食宿好，场方周到，评话大家杨莲青总在秋熟季节到常熟献艺，随行的除了夫人外，还有8只鸟笼，24盆蟋蟀。常熟场方这种妥帖服务与优厚待情是维系演出市场的情感纽带，也成为各地场方学习效仿的榜样。

　　常熟场方的优点还表现在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艺人的扶持上。有些地方的场方，只以盈利为目的，对名家响档极尽逢迎，对艺术水平一般的就不以为然，而常熟场方对大名家和“道童儿”都能一视同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例如久负盛名的瞿老四，他是梅李龙园书场的老场方，手中掌握着常熟东乡50多家书场的业务，往来的名家不计其数，但他从不垄断业务或轻视艺人，即使遇到踏场子的苦道中，他也会以礼相待，想方设法为他们安排场子。因为他深谙艺术规律，知道响档都是“漂”出来的，没有背包囊走官塘的艰辛历练，是不会有所成就的，所以他总是极尽所能地给人提供机会，帮助扶持困境中的艺人。

　　许多场方天天泡在书场，长期接触名家，对评弹书目耳熟能详，对艺人风格和优缺点了如指掌，而青年演员一般跟师时间都很短，碍于行规也不便听同行的书，为了取长补短丰富书艺，他们常常会求教于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老场方、老职工。金声伯甫出道之时没有学全《五虎平西》，为了补全该书到处寻师问道，也曾得到过常熟老场方和老职工的大力帮助，还和山景园书茶部经理陈萼生（后开设鹤园书场）成为好友，息影书坛后仍一直保持着友情，不时来往。

　　三、热情高明的听众是影响评弹传统演出市场的潜在动力

　　常熟是一个典型的慢生活城市，百姓安居乐业，崇文尚学，受市镇官僚地主阶层的影响，大多追求安逸闲适的生活。评弹用口头语言叙述故事，崇尚英雄豪杰，弘扬传统道德，艺术特色“理、味、趣、细、技”正符合常熟市民的审美情趣和娱乐追求。所以，听书自然就成为常熟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熟听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听书热情高、书迷人数多。

　　1949年2月23日出版的《秋海棠书坛专刊》，刊有东峰报道的常熟书坛盛况，城内外七副书场日夜上座近4000人次。当时城区人口仅64298人，每天听书的人次竟超过6%。建国初期，尽管人们忙于生产建设和应对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但闲暇时仍然会到书场坐坐，以此缓解生活工作中的压力。据《虞山镇志》记载，1957年4个书场听众达519859人次，1959年1至6月听众达362142人次，平均每天上座人次维持在1500至2000左右，约占城区总人数的2.2%至2.8%。

　　常熟听众备受称道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化素养好、欣赏水平高，对评弹艺术有帮助和推动。评话名家张鸿声在《书坛见闻录》中对江浙码头做过评价：“初出道的小道众最好先走常熟角码头，次者浙江码头，或者苏乡码头，最不好的是无锡乡下。常熟角码头听书的人比较认真，照现在的说法是听众能多提意见。……”常熟农村的茶馆书场都是“清场子”，不容有人下棋或赌钱，“坐桩听客”较多，非但听书认真，还喜欢在小落回或喝早茶时谈论艺人及其书艺。他们听书历史长，阅历丰富，对书坛掌故、名家书艺等如数家珍，还时常将说唱同一部书的艺人进行比较，议论书情的优劣，点评技艺的高低。这些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正好弥补青年艺人经验不足的弱点，能促使他们扬长避短，迅速成长起来。金声伯年轻时就曾带着父亲一起跑码头，让父亲混在听客中听意见，然后根据意见逐一改进，经过一个时期的磨炼，书艺明显提高，在码头上有了立足之地。

　　除了品书评艺之外，常熟听众还积极参与评弹书目的创作。如师桥的梅寄鹤，撰有《书场杂咏》诗卷，为弹词艺人刘肖云编写长篇弹词《王昭君》；著名弹词演员饶一尘之父饶少鸿，不但是名医，也是一位资深的老听客，曾为魏含英编写长篇弹词《棠棣之花》；徐洛英、赵江等书迷在50年代陆续编写出长篇弹词《何文秀》《画皮》《胭脂》《红楼梦》《王宝钏》，中篇评弹《孟姜女》等书目，经由弹词名家薛小飞及上海评弹第五组演出后，深受江浙沪听众的喜爱，有的至今还在经常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