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张謇》的努力与思考　　

　　“三一律”不仅是戏剧创作需要恪守的原则，也是艺术地展现生活的原则。在最小的空间展现最丰富的思想，是每位艺术家有意或无意地潜在追求。大型无场幕话剧《张謇》亦当如此。

　　做为一名生活、成长于风雨如晦的末代状元，尽管他都有种种可能与种种选择，但他并未热衷于此道，或沉浮于传统的仕途，或标领一代文坛。而是倾力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筚路蓝缕之功，以启山林之业。却以雄心始，以悲壮终。显然，作为实业家的张謇，是其一生中最宜浓彩重墨的一幕。因此，编导者的选材是典型而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宏大叙事与日常化的关系。

　　话剧者，以“话”为主。从戏剧冲突的视阈切入显在与潜在的人物对话，可见剧作采取了三种对话模式。即，与日本特使的正面交锋——展现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家国意识；与“了然”和尚、爱妻及红颜知己沈寿的侧面交心——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潜在的人生渴望；与自我，包括年轻之我与年长之我、此在之我与彼在之我的心灵对话——总体遗恨与现实焦虑的无意识碰撞。三种对话方式，无疑最能展示人物性格的依次是心灵拷问的“本我”；相契置腹的“自我”，与展现日常化行为逻辑的“超我”。三种对话模式，在难寻无场幕边痕的自然转换中，完成着话剧的全部使命：一位夹缝于观实困惑“秋风秋雨满阙门”，与理实寂灭“一树菩提满眼花”的末代知识精英及有志者的痛苦与挣扎。给人一种跨越历史感的撼人力量。就如作者采用无场幕的大胆尝试。尽管小型剧场与外国话剧都曾有过舞台实践，但作为大型现实主义风格的“准史剧”还确实难能可贵。其开拓性意义不容低估。为我们写史诗风格的“大剧”积累了宝贵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做为全剧的叙事中心和戏剧冲突，其焦点与展示都在于“大生”的生死存亡；在于是否对日企参股以度难关的痛苦抉择中。林林总总，带有“技术性”的故事链，必须在有限舞台上予以能够说服人的合理展现，则是《张謇》编导，也即当下许多剧人的一道不容小觑的“坎儿”。“小事易处，大事难料”。即剧作者如何在实有人物身上体现戏剧创作的主题意旨？外国剧作（实例更多）暂且弗论，以中国名剧《雷雨》与《茶馆》为例，可以看到曹禺的“下意识”与老舍的“老北京”所起得中介作用。曹禺自称只是一种“意绪”的渲泄；老舍也将之操作成“断片”的连缀。无论如何“无意”为之，却使我们看到了生话的初始场境，人物的日常对话，和不乏虚拟而又逼真的、鲜活流动的自然时空和现实的人物关系。这种种“生活流”并非影响一泓人性与世事间的矛盾冲突悄然而又顽强地向那撕碎人心的一瞬间涌动。如果说《雷雨》过于“外化”，而《茶馆》则不是——在无知无觉的“那一群”普通人的或平凡或恣睢的痛苦和挣扎中，导致人物命运的大爆发、戏剧冲突的总完成。

　　“张謇”的故事，既易写又不易写。材料丰富，导致其易写；同样是材料丰富，也导致其不易写。前者可以生发故事，后者可以在丰富故事的引诱下着力于提炼主题。问题正在于此！主题先行是否影响创作效果，还原一个真实的张謇？但真实的张謇究竟是什么样子？作家的想象力与现有材料的有机融合，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张謇的。如果反而倒之，将主人公贴上一个硬性的标签（主题），或有可能导致与作家的初衷相悖。张謇的科考之路是复杂曲折的，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也是复杂曲折的，甚至他的感情之路与家庭生活也是复杂曲折的。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在仕途与工商间的合理摆荡，无疑展现了那一时期的国势民生，与那一时代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这些都需要作家的苦心孤旨去进行新的创造。在细节与日常化的描写中，写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流动而又屹立于历史转折关头的状元张謇来。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如果减去一些附加在主人公身上那些过于沉重的负载，如果从一代状元应有的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去深入开掘，如果将更多潜对话潜台词引入“前台”……，或许本部大剧将会更丰满更“戏剧化”，抑或更暖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