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剧照

“陈奂生”是常州籍作家高晓声笔下的典型人物，在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中，这位背负历史重荷、带有时代气息、体现乡土伦理的农民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是常州滑稽剧团演出的新创滑稽戏，王宏、张军编剧，胡宗琪导演。这部喜剧，与高晓声的小说明显不同，除了保持了陈奂生、吴书记两个名字以及他们的身份之外，对人物的关系、性格、行动、处境、命运等做了全新的艺术建构。此剧与传统的滑稽戏不同，讲述的是一个充满了时代内涵和反思意味的感人故事。全剧以晚年陈奂生的回忆切入剧情，用旧日情景再现展开叙事，喜剧性的幽默讽刺与正剧性的人生冲突悲喜交集，既有历史与人生的丰富况味，又有滑稽剧的喜乐风趣。

其一，“吃饭问题”蕴含深刻哲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向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此剧将艺术视角聚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围绕吃饭问题将农民的命运起伏进行了形象的表达与深刻的揭示。

当时光进入新世纪之后，陈奂生一家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之后围绕着土地流转，家庭亲情关系却变得微妙而疏离。陈奂生患上了食道癌，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一个人嘟嘟囔囔：“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他开始回忆此生与吃饭有关的种种事情。

应当说，“吃饭”是此剧的“戏眼”，也是矛盾冲突、亲情变化的焦点。淡然此中的吃饭，并不单指一粥一饭，而是泛指生命赖以存续、精神赖以提升的物质基础问题。此剧的整体叙事，都与吃饭有关，不同历史节点的吃饭，串联起一系列与农民利益攸关的事件，聚焦了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人的价值的演进与嬗变，“吃饭问题”既推进着剧情水到渠成的发展，又凸显了主题呈现背后的人生与哲理内涵。有道是，道在蝼蚁，道在屎溺，吃饭问题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此剧从小人物的成功塑造中，揭示生命和生存的大道理。

1970年，陈奂生因为贫穷，娶不起媳妇，成了穷得叮当烂响的“漏斗户”、光棍汉。他不期然邂逅了讨饭的傻妹，脑子灵光的队长王本顺，看到流浪女闯进了光棍汉的家门，便撺掇他们稀里糊涂成了亲，为了一碗饭，傻妹愿意嫁给陈奂生，连带着让她的两儿一女陈两、陈斤、陈吨成了陈奂生的家人。陈奂生有了热热闹闹的家，来不及开心，就不得不承担生活的重压，解决五口人的吃饭的问题，他实在力不从心，一家人经常饿肚子。而大搞形式主义的队长王本顺，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在陈奂生家里摆起了架空的米缸和全村凑起来的餐饭。吴书记来到陈家，从陈奂生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法，还有农民盯着食物的饥饿的眼神，一下子发现了弄虚作假的问题，他体恤农民，秉公办事，给村民留足了口粮。家有余粮遇事不慌，陈奂生还来不及高兴，傻妹却因贪吃生米又喝了凉水肚胀身亡。悲与喜就是这样不断转换，交错轮替，形成人物命运的玄机，并且充满了辩证统一的哲理。

其二，直面吃饱以后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包产到户，分田分地。可是王本顺不想给陈奂生的三个孩子分田，理由是村里人多地少，那三个孩子不是本村人。陈奂生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最后跪地求告，说什么也要为孩子们赢得一方田土。在吴书记的帮助下，陈奂生拿到了全家人的土地证，这是他此生的大幸。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吃饭不成问题，可是过惯了苦日子的陈奂生依然吝啬，以致把二儿子的婚礼宴席办成了豆腐汇聚，被挑理的亲家掀翻了桌子。二儿子在儿媳的鼓动下，跟老父亲闹起了分家，他们拿上用自己的土地置换的钱，乐颠颠地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孩子们渐渐长大，女儿陈吨成为村主任，她要带领村里人成立美丽乡村合作社，土地入股，联合经营。没想到这又戳中了陈奂生的隐痛，他要把土地牢牢地守住，不离不弃。二儿子夫妻俩听说土地可以入股升值，生意失败的同名又打起了小算盘，盼望着占有老爹名下的土地收益。问题与矛盾在生活里交织，它们的存在才是人生的必然逻辑。

正如邓小平所言，吃不饱有吃不饱的问题，吃饱了以后也还会有新的问题。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奂生，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是吃饭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此剧的深刻处在于，它揭示的是人性问题，用一个学术点的话语讲，就是人们深藏在内部的灵魂随着物欲的膨胀而形成了一种掠夺性、占有性的疯狂，它像一个无法平静的深深的海洋，内部狂卷着一股具有吞噬性的力量，造成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与欠缺感——这是富裕之后的精神迷惘。陈奂生最骄傲的长子陈两，却给他带来最大的忧伤——身为粮食局长的长子，在贪欲的驱使下私自倒卖国家存粮，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陈奂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以朴实的农民心理，以他自身性格的顽强，号令全家，一人欠债全家赔偿。

其三，鲜明的人物形象饱含历史的沧桑感。此剧的空间基本上限定在陈奂生的家庭，时间的延展却从抗日战争延续到当下时空，吴书记曾说起他少年时听到新四军开饭的军号声，他就凑过去，战士们给他饭吃，他就参加了新四军。可以说，一个吃饭问题，涵盖了从现代到当代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转机。从分田地到合作化，从包产到户到新农村建设，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此剧在陈奂生的具体的个人境遇中，凸显的是时代进步、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一个个历史的节点，被小日历牌翻出来加以强调，但它不是简单地表现时间的流逝，也不是线性地表现事件的流程，它重在表现人，表现朴实、善良、平凡甚至不那么完美但是特别接地气的人的命运。陈奂生善良老实但也不乏他农民式的狡黠，队长给他和傻妹手上盖了大印，权当结婚证，他留了个心眼拍照证明。包产分地时，王本顺和村民想要剥夺三个孩子的土地权，陈奂生一通狡辩，驳得王本顺哑口无言。生病后他独自待在暗屋里，三个孩子来看他，都以为他不在家，陈奂生一眼看穿了此中的问题：“这些傻玩意，没一个想到开灯的，老三是火燎心急，忘了开灯，老二是一肚子心机，他心里根本没灯……老大，老大是啥？老大是心黑，心黑了，有灯也没用了。”陈奂生养大了没有血缘的三个孩子，老大东窗事发后，200万贪污款他要全家扛下，为此他不惜卖房子，掏出棺材本。陈奂生动员儿女们，为老大凑钱减轻罪行，并为老大留下土地拥有权，让他出狱后用以谋生。陈奂生劝说老大陈两：国家干部要吃自己碗里的，别人碗里的不能碰。此时的话语，渗透着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公理正义。他送一小袋种子给儿子，此中大有深意。

为吃饭嫁陈奂生的傻妹人傻心实，或许就因为她脑子不甚灵光，人就变得乐观敞亮，陈奂生说你为什么嫁给我，又没得饭吃，傻妹却讲，现在没得，将来会有，将来没有，我要饭给你吃。这是最真挚最诚恳的爱情表达。傻妹特别爱她的孩子，没有爱的语言却有爱的行动，为了孩子有饭吃，她愿意嫁人；为了让孩子吃上一口饭，她情愿饿肚子喝凉水，这是了不起的中华母亲。好不容易有粮食了，她犯了傻劲，吃生米喝凉水，撑坏了身体，临终前还不忘嘱托陈奂生照顾三个孩子。傻妹的傻，在这部剧里有寓言的象征的意味。哪一个痴心爱孩子的母亲，不是透着几分傻气呢？傻妹作为一个有戏剧表现力的符号，生生死死都跟这个家庭联系在一起，镜框里的她不时跳进跳出，始终参与戏剧行动。

其四，此剧充满喜剧旨趣与幽默特性。剧中有很多啼笑皆非、笑中含泪、触碰软肋、耐人寻味的喜剧性话语。比如大家都吃不饱肚子，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含着口号：“多交一吨粮，填平太平洋，少吃一口粥，救活全欧洲，节约一滴油，解放全地球！”陈奂生看不下去，直接说：“队长，过去你也就是扯扯蛋，现在扯大了，还扯上地球了？”王本顺说，吴书记要来，杀只鸡吧。陈奂生说，我倒是属鸡的。王本顺恼火：我还是属猪的呢。陈奂生马上搭话：那杀你吧。此种反抗是农民式的机智。王本顺拿出全村人凑的鸡鸭，陈奂生说，大家都捐出了两条腿（鸡），我拿出四条腿（桌子）吧。随后摆出了他家的桌子。类似的台词有很多，增加了此剧的喜剧性、娱乐性。

王本顺与陈焕生的冲突是喜剧性的。王本顺就像时代浪潮里的沙粒，哪里也少不了他，哪里也都嫌弃他。他也好也坏，亦正亦邪。他有点小坏但没有大恶，他顺手帮人也常怀私心。“左倾”农村政策流行时，他弄虚作假，喊口号，搞浮夸，他可以帮陈奂生娶妻，也可以不给他孩子分地，他咒骂陈奂生不肯土地入股，又可怜他们全家集资退赔长子的赃款。陈家二儿子和儿媳是一对自以为特聪明会算计，其实总是犯傻出乱子的两个活宝。女婿刘和平的情商很低，不着四六的话语与应当表达的意思总是背离，他像戏曲里的二花脸，有了他似乎多余，没有他不像戏、不成趣。剧中人物行动的动机与结果的悖谬、话语的所指与能指的背离、亲情的凝聚与利益的反噬之间的龃龉，在在形成喜剧性张力，并显现出可笑的滑稽。

戏剧的结尾，舞台上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景，它像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景这边独好。陈奂生的子孙们在面对吃饭问题的时候，不会像先辈那样耗费那么多的体力心力，然而生活在继续，他们将面临新的问题，也将迎来历史性机遇。总之，《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是一部有内涵、有张力、有意味的好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