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的辩证——《四两千斤：梁绍基、杨诘苍双人展》观后

陈 霖

2023年2月17日，《四两千斤：梁绍基、杨诘苍双人展》在吴文化博物馆开展。展览标题暗示了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梁绍基专门以养蚕吐丝来构筑艺术作品，轻盈曼妙；杨诘苍则善于运用浓墨重彩，甚至身体行为来创作，富有视觉冲击力。这样两位艺术个性迥异，艺术趣味悬殊的当代艺术家，出现在同一个展览上，显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然而，此次展览的巧妙之处，恰恰就在于利用这种反差，形成“轻”与“重”的辩证，促成了一种富有整体性的艺术表达，而不只是两个人的作品的简单拼凑和相加。

展览海报

走进博物馆正门大厅，我们的眼光立刻被两面墙上巨幅的墨汁书写占据。那是杨诘苍的《再问·吴地》。乍一看，满眼墨的黑间杂着一些纸的白，在灯光下闪烁；贴近去仔细看，可以辨识出一个个的人名，吴王阖闾，白居易，范仲淹，顾野王……稍稍定神，会发现，这幅作品配了声音装置，一个个的名字被读出来。这种方式当然属于艺术家个人的艺术选择。旅居海外的杨诘苍，曾经采用同样的方式书写他当时能够想起来的人名，通过对那些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名的书写，表达思乡之情，缓释孤独之感。这次，他是在吴文化博物馆二楼大厅，正对着大运河上的千年古桥宝带桥，写下江南先贤、吴地友人和博物馆参观者的名字。这对艺术家来说，可谓对吴地的致意，而对吴文化博物馆来说，这十六屏巨幅书写，不啻为水墨江南立起的另一种纪念碑。

杨诘苍作品《再问·吴地》

宣纸、墨汁、毛笔，是吴地无数文化珍品的基本材料，构成了人文传统的基本元素。而在杨诘苍这里，无论是书写时的任由墨汁扩散，不忌败笔，还是画作时的“千层墨”从黑中生出白来，抑或是工笔画中线条和色彩的夸张变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光影、褶皱、雕塑、身影、声响、气味的感觉……所有这些，无不是对纸、墨、笔的肌理满怀好奇的打量，充满惊奇的发现和永不满足的探究。这大概就是当代艺术关注材料之“物性”的体现。展览构置的语境，使这样的关注与传统发生了联系。一方面，它对熟悉和喜爱江南人文书画的人们来说，在直观和具象的层面是一种解构，带有现代艺术强烈的破坏性；另一方面，那些水墨和纸笔制作的作品，也无疑让人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其物质性的存在，并对纸、笔、墨能够产生的艺术变幻有了更为切近的体认。因此，传统并没有在此间被遗弃、丢失，而是作为一种活跃的元素，被传承、转化。与纸笔墨汁形制不同但构成呼应的是，展厅中还安置了艺术家的两件“身体”作品，一个是杨诘苍用他自己的光头撞击铜锣发出声响拍下的视屏，还有一个是他用自己的头发和血液制作的装置作品，似乎都构成对建制性和规范性的挑战，或者说检测着吴文化博物馆这个建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空间对“另类”的承受力。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梁绍基的作品则是对这个空间的融入。这首先体现在梁绍基艺术语言的独特性。他通过蚕吐出丝来“自然地”覆盖、包裹、附着特定的器物，充满了生成性和不确定性。这与以蚕桑养植和丝绸编织著称的吴地非常贴合。这样的创作方式，意味着艺术家主体的谦抑状态，他除了观察、培育和研究，剩下的是耐心地陪伴和等待，其过程充满人与自然界、与其他物种、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交互。当如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博物馆展览空间的时候，上述交互关系增加了一个新的想象的维度，即博物馆里那些过去的器物与当下的艺术作品之间可以形成怎样富有意味的连接。展览设计的空间情节凸显了这样的连接。在经过一楼杨诘苍作品的强烈冲击之后，循阶而上，来到二楼博物馆基本展陈的门口，即可看到梁绍基的作品《空槎》。一段朽烂的槠木，仿佛一座废墟的缩影，已被时光掏空，虽然身躯庞大，却随时可能坍塌。但是，附着其上的蚕丝，又似乎是它的呼吸，绵延不绝，飘然若云；而蚕茧散落其间，仿佛不甘心隐入时光的黑暗深渊。展签上介绍，这个作品取型于吴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银槎杯。于是，因为这件艺术品，我们对相应的馆藏文物不禁重新打量起来。文物、地方、历史、艺术、生命在此不仅互相阐释，而且是相互交融，激发审美的观照。

梁绍基作品《空槎》

进入展馆内部，我们会发现，梁绍基的作品则完全融入博物馆基本展陈之中。像《探耳》与《高山流水》也分别借型于展馆内的文物，以文物复制品或形似物作为构架，蚕吐出的丝在这样的构架上或包裹、或覆盖、或点缀，仿佛与古代器物的身影缠绵。蚕丝吐出的过程与文物曾经的往事之间，建构起关乎文明变迁、世事沧桑的叙事时空。看一眼展柜里的器物，再看一眼艺术家与蚕合作的作品，回头再看器物，然后又回到作品，如此往返之间，观众便是艺术之“轻”与历史之“重”之间展开辩证的想象，同时浸润于审美情境之中。譬如《高山流水》的展示区域里，橱窗里的古琴架，悬挂着的艺术品，上面蚕丝的闪烁，两侧白墙上的影子，形成了互文，产生出“复调”的意味：藏品被艺术点亮，艺术被藏品注入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博物馆空间因此而大为拓展。

梁绍基作品《草山》

一路看下来，我们在领略梁绍基艺术语言的独特性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作品为博物馆，为吴地文化“量身定制”的意味。这当中最突出的是《草山》，它的灵感源自草鞋山，这是苏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作品展示的位置正对着20公里外的草鞋山遗址。还有二楼过道上的《化干戈为玉帛》，用锈铁焊切为一个现代雕塑基架，令人想象古代吴地为兵家重镇，而蚕吐出的丝轻笼其上，则以柔克刚；《风》则在苏式窗格子上，让蚕茧在上面吐丝结茧。所有这些，都将当地的文物和风物，连接在一起，形成艺术的表达，让人感觉到那些丝丝缕缕在追随本地文化的流淌中轻言细语、深情抚摸与温和叩问。

梁绍基作品《化干戈为玉帛》

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文化博物馆与当代艺术的接合成为博物馆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博物馆机构通常采用临时特展或是永久装置的方式接纳当代艺术作品。例如，2003年，卢浮宫举办了第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开创了大型国立古典艺术博物馆举办当代艺术展览的先河；2008年9月，凡尔赛宫邀请美国著名后流行主义艺术家杰夫·昆斯举办当代艺术展览，共展出了17件雕塑作品。在我国，2016年5月，南京博物院策划“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展”，展出了当代雕塑艺术作品；2018年9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推出了“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将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展陈。苏州博物馆2019年9月至12月举办的“画屏：传统与未来”特展，不仅汇聚了来自国内外18家文博机构的文物展品，而且展出了9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让古老的文物与新潮的艺术共存于展览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吴文化博物馆这次当代艺术双人展，其特色或许就在于，它将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关怀作为主旋律，令其回响于当代艺术的展示之中，在更深层次上实现“轻”与“重”的辩证。换句话说，它坚持立足于本土，但不为其封闭；它在让当代艺术点亮与接通本土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以本土文化反向连接当代艺术所标示的当代性。这在展览的前言中有明确的提示——这次展览是吴文化博物馆策划的“再问”系列展的第一展，这个系列将关注的问题是：本土历史在当代语境中的再现与释义；考古学在具体问题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什么；后现代背景下博物馆功能的探索与重释；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演绎及建构中国故事与中国身份？一次展览，甚至一个系列的展览，也未必能够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毋宁说，展览提出的这些问题，拓展了感知的领域，激荡起人们的思考。这些问题可谓宏大，但对有着2500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又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苏州来说，显得尤为适切和迫切，它们攸关苏州如何以更开阔的格局和胸襟，将历史文化底蕴与当代时代潮流对接，拓展地方认同的文化资源，迎接和容纳更多的文化可能性。（文章首发于《苏州日报》，2023年4月6日A8版）

作者简介

陈 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影视高等教育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理事，苏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领域包括媒介文化与城市传播、文学与文化批评等，著有《生命的摆渡》《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事实的魔方》《粉丝媒体：越界与展演的空间》《因疏离而贴近》等。曾担任上海世博会官方纪录片《城市之光》文学指导，大型文献纪录片《淮：敞开的门》策划，大型文献纪录片《苏州史纪》文学撰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