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场迟到了十六年的大雪

——扬剧《程婴救孤》观后

文 | 郑世鲜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戏曲并无西方戏剧理论体系下的纯粹悲剧。即便是被王国维誉为最具悲剧性质，跻身世界大悲剧之列亦无愧色的元杂剧《窦娥冤》《赵氏孤儿》，也有一个消解悲剧痛感、快人意的尾巴。现代戏曲创作，则同时受到古典戏曲传统与西方戏剧理论的双重滋养，扬剧《程婴救孤》的悲剧建构，即产生于这样的张力之中。它既非纯粹“东方式”的传统传奇，也不完全依从“西方式”的悲剧范式。它延续了古典戏曲先离后合、雪恨复仇的叙事框架，却又未止于“恶人伏法”的传统圆满。屠岸贾伏诛了、大仇得报了，但程婴同样因保全孤儿，殒命于屠岸贾的剑下。程婴之死打破了传统戏曲善恶终有圆满归宿的惯例，给剧作留下了悲凉的余韵。正是这样“不完满”的结局，让那种弥漫性的悲怆与荒凉感，从开篇一直绵延到了作品的最后。

　　一、崇高的力量：是在黑暗中传递一支火炬

　　悲剧有许多类型，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扬剧《程婴救孤》则是典型的英雄悲剧。但剧中塑造的英雄，既不是西方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式的，以身殉道、普惠人类的神性英雄，也不是历史传记中项羽式的，气魄盖世、功败垂成的末路英雄。他们或是神话秩序的颠覆者，或是宏大历史的参与者，好像生来就背负着英雄的宿命。《程婴救孤》书写的是另一种英雄。他们本无救世的使命、也无天生的伟力，却在命运骤然迫临的艰难抉择里，毅然立身存道、主动奔赴崇高。

　　剧作也并非孤绝个体的英雄史诗，它书写了一群义士，于沉沉黑暗中传递那一支希望的火炬。为了护住那微弱的正义火种，他们前仆后继，心甘情愿地捐身赴死。难能可贵的是，在呈现死亡的崇高性时，扬剧没有流于模式化、同质化的表达，而是为每一个奔赴大义的英雄个体，都镀上了不同的精神光亮，让每一场死亡都具备独特的悲剧重量。

　　韩厥的死，是一场壮烈的殉守。他本可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甚至献出孤儿，作为攀附权力的筹码。但他最终却选择了自刎，选择了以生命永恒的缄默，来守护这份千钧之重的秘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舞台上他雕塑般的身体，像一面彰显崇高的旗帜，也像一座镌刻道义的丰碑。

　　彩凤的死，是既刚烈又悲凉的殉道。屠岸贾用酷刑将她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曾摧折她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在咒骂奸佞，控诉暴行。可悲的是，她并不知晓程婴假意出首的计划，只能怀着满腔愤懑含恨而终。这份不知情，令她的牺牲更添了一重悲凉的底色。

　　公孙杵臼的死，是一场惨烈的献祭。当他决定替程婴藏匿孤儿、以身代死，惨烈的结局便早已注定。但他已做好一切准备，所以能够坦然地走向自己的命运。当乱刀穿过他的胸膛，当他的身体被高高挑起，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公孙杵臼以最惨烈的死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赵氏孤儿的生路，筑起了一道屏障。

　　程婴的死，则是一场漫长的凌迟。如果不是公孙杵臼的舍身相替，程婴本该在十六年前就死去了。这十六年，他的身体虽然活着，灵魂却早已千疮百孔。栖身于奸佞门下，就必须收敛本心、隐忍蛰伏，背负骂名、忍受污辱，常年身处于千夫所指的痛苦之中。他必须活着，因为孤儿尚未长成，仇恨尚未洗雪，但在他心中，却已经为死亡演练了千千万万次。因此，剧终程婴的殒命，看似是猝然的事件，实则是他十六年隐忍之后的从容解脱。那一刻，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责任，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再见妻子、挚友，终于可以给彩凤一个解释，终于可以拥抱自己的孩子，向他诉说愧疚。死亡于他而言，不是毁灭与痛苦，而是疲惫灵魂的最终安宁，是负重半生的圆满归途。

　　二、灵魂的重量：是暴风雨中一只蝴蝶的震颤

　　选择站在命运的对立面，成就了英雄的崇高。但人生不只有慷慨的一面、飞扬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荒凉的一面。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后者是前者的底子，“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泡沫”。在传统英雄史的书写里，这些生命的底色要么被刻意遮蔽，要么被轻轻折叠。而扬剧《程婴救孤》保留了一处叙事的缝隙，它既坦诚展露英雄的挣扎与惶恐，也温柔体恤凡人的软弱与不安。而正是那些看似脆弱、破碎、不起眼的部分，称量着一个人的灵魂，没有那样的生命碎片，灵魂便谈不上完整。

　　程婴选择成为英雄，但英雄也有凡心，英雄也有私情。在作为英雄的忠义叙事背后，还有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的情感叙事。当全国所有半岁婴儿的性命都牵系于他的选择，程婴最终决定用自己孩子的死去换取所有婴儿的生。这一决定背后是与夫人相对痛哭的无数瞬间，是独自长夜中的辗转煎熬。而当挚友公孙杵臼选择代替程婴赴死，这份痛苦更有了加倍的重量。剧作没有轻飘飘地放过这些痛苦，而是一再地将程婴灵魂的挣扎置于聚光灯下。在那样的时刻，程婴卸下了英雄的铠甲，只是一介凡人，在舔舐鲜血淋漓的伤口。也正是这些脆弱的时刻、这些灵魂中不可承受的重量，让他崇高的选择更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剧作固然将目光投向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彩凤这些奔赴道义的英雄，但在舞台的暗影里，同样有一些生命的震颤令人动容。

　　程妻的形象在舞台上隐于虚影之中，没有一句台词，但无声中仍有力量。当一个父亲为大义献上亲生的骨肉，背负无尽的哀恸度过余生，一个母亲的心只是静静地碎成齑粉。她既无力阻拦丈夫舍子救孤的选择，也无法承受娇儿沦为牺牲的冤魂。一条白绫缓缓垂落，便是她所能做的唯一反抗。但谁能说暴风雨中一只蝴蝶的振翅没有重量？那是一个弱小的生命，对命运全部的抵抗。

　　在屠岸贾的身边，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仅以门客代称。以他的身份而言，他不过是一个小人，一个谄媚者，一个恶的帮凶。然而当他倚仗着背后的权柄，在无边的恶意中沉沦时，心底也曾闪过一瞬颤栗。当屠岸贾下命令，如若三日之内无人交出孤儿，晋国半岁以下的婴孩将尽皆屠戮时，他骤然感受到了来自地狱的寒意，第一次对屠岸贾的命令发出了颤抖的质疑：“真的要把晋国半岁以下婴儿斩尽杀绝？”这微弱的声音，是一个凡人的灵魂在呼告，是他心底存有的悲悯，在与汹涌的恶意交战。于这样一个软弱的灵魂而言，这一点点的善意并不具有刺破黑暗的力量。但只要那样微小的震颤还存在，他的灵魂就不是无法拯救的，就依然还有裂缝，能让光照进来。

　　三、表演的分量：是舞台上的“一锤定音”

　　如果说优秀的剧本是磐石，是钟磬，是剧作那沉甸甸的基底，那表演就是这最后的“一锤定音”，它让静止的波澜翻涌成巨浪，让静默的痛苦发出咆哮般的声音。

　　面对一出新戏，李政成的表演总能让人抱持最大的期待与想象，而每当置身剧场，又总能收获超出预期的震撼。作为一个“凡人英雄”，程婴身上最难表现的，从来不是他决绝赴死的“凛然”，而是他隐忍煎熬的“苦”。那些被戳着脊梁骨咒骂的白日，那些午夜梦回的夜晚，让这十六年的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程婴的苦深深嵌进了身体、灵魂的每一个缝隙。我看过悲情壮烈的史可法，看过冠带风流的谢安石，看过潇洒落拓的郑板桥，看过平静下暗藏癫狂的卢罂公，却第一次看到一个因痛苦而蜷缩的李政成。那些明亮外放的角色，他们尽可以恣意地活、尽兴地活、悲壮地活，只有程婴是匍匐着活，挣扎着活，拼尽全力地活。

　　第四场是全剧情感爆发的高潮。挚友与幼子相继惨死，双重悲剧将程婴抛入了命运的荒原。一声“惊哥儿”的痛呼，撕心裂肺，裹挟着彻骨的悲凉与万般的痛楚；再一声“惊哥儿”的高腔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却又随着他无法自抑的痛哭重重地砸向地面。李政成先以“大开口”的高亢声腔，宣泄椎心泣血之痛，再以“小开口”的细腻腔调，倾诉对挚友稚子的深沉愧怍。翻涌的痛苦如洪水奔袭，却又在将要决堤时被硬生生遏止，最终只余一声隐忍的呜咽。

　　极致的悲痛之外，周遭的谩骂与污辱也排山倒海而来，每一句刺耳的攻讦都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将他的心一点一点地碾碎。李政成借助髯口功，以髯口急促细碎的颤动将内心的震颤悲苦尽皆外化。而妻子的自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迸发出崩溃的嘶吼，髯口剧烈震颤，身躯颓然跌坐，终于如大厦崩塌般轰然倒下了。

　　舞台上程婴的身体几乎没有完全直起来的时候，他始终佝偻着、蜷曲着，甚至跪倒着、匍匐着。苦难与冤屈让他的一把青须变成白髯，也让这具身躯越来越残破、羸弱。但李政成没有让程婴仅仅成为一具盛放苦难的悲情容器，而是用克制、精准的表演——那些苍凉却暗藏筋骨的唱腔，那些简洁却稳准有度的跌扑——让观众看到了痛苦包裹之下，人物不曾弯折的风骨与脊梁。李政成的演绎，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何其脆弱，而道义何其坚韧，凡人的坚守何其可敬、可畏。

　　看扬剧《程婴救孤》的过程，就像是在无尽荒芜的旷野中等一场迟到了十六年的大雪。不是舞台上那场摧残、刺痛程婴的凛冽暴雪，而是一场能涤荡一切、救赎一切的精神意象的大雪。虽然等待是如此漫长和煎熬，但我们都知道那场雪一定会来：那雪会涤荡奸佞污浊，让所有罪恶无处遁形；那雪会覆盖义士的鲜血，让殉道的忠魂得以安息；那雪会洗刷经年的污名，让程婴十六年的委屈、隐忍与坚守有最庄重、最温柔的归宿。真正的悲剧并不止于呈现苦难，而在于苦难之后的净化、沉淀与救赎。演出最后，当那场无形的大雪如期而至，它不仅落在故事里，也平等地落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作者简介

　　郑世鲜，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来源 |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