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打下来时，你要有接住它的本事

文 | 付昌义

　　侯浪火了。火得猝不及防——被临时拽上三万人的舞台，没有彩排，没有提词器，没有演出服，连伴奏都靠一部手机，他却连唱近二十首，硬生生稳住了全场。总导演后来感慨：“一个没有经验、没有实力的人，不可能站在三万人面前撑两个小时。”这话点破了真相。侯浪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天才，他唱歌唱了十余年，从音乐展演空间（Livehouse）到小剧院，一场一场地唱，一句一句地磨，硬功底是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夜晚攒下的。所谓草根逆袭，从来不是幸运从天而降，而是当那束追光毫无预兆打在身上时，你恰好有接住它的本事。

　　同样是被追光照亮，结局却未必相同。十多年前，旭日阳刚在出租屋里光着膀子唱了一首《春天里》，一夜之间火遍全国，站上春晚舞台。可他们的走红，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翻唱——《春天里》是别人的歌。版权受限之后，演唱不再自由，原创储备又不足，热度便像无根之木，很快散去，组合也各自离散。流量可以一夜之间把人捧到聚光灯下，却捧不出能长久站立的作品。机会砸下来时，如果手里没有真东西，接不住；就算接住了，也握不牢。翻唱唱的是别人的悲欢，原创写的才是自己的人生。靠翻唱攒下的热度，终究是借别人的光；光一灭，人就散了。

　　外卖骑手王计兵是另一个“接住了”的人。他写诗写了三十多年，十几岁辍学打工，捡过废品，捞过河沙，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诗写在烟盒上、废报纸上、随手捡来的纸片上。送外卖之后，等餐的间隙、等红灯的几十秒，都是他写诗的工夫。2022年，一首《赶时间的人》在网上刷屏，“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让无数打工人红了眼眶。此后诗集相继出版，直到今年《低处飞行》捧回鲁迅文学奖。流量到来之前，他已经写下了几千首诗。追光打下来的那一刻，他准备了三十年。

　　根扎得深，才站得久。大衣哥朱之文红了十几年，始终住在村里，种地、赶集、唱歌，从田间到春晚，他的歌声始终带着泥土味，人没有离开土地，歌声也就没有断流。王计兵拿了鲁迅文学奖，仍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继续写外卖箱、写深夜的单、写城市里赶时间的人。生活没有变，创作就不会枯竭。反观一些爆红之后急着“转型”、急着脱离原本生活的草根艺人，往往一离开熟悉的生活，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源泉。人民是文艺之母，生活是创作的富矿。草根文艺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因为它写的是真实的柴米油盐、真实的奔波劳碌，一旦离开这片土壤，写出来的东西就空了。

　　这一代草根文艺人，赶上了全新的时代。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驱动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实现了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享”的深刻转变。侯浪的歌、王计兵的诗，正是这股时代洪流中代表性的浪花。今年7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把诗歌奖颁给一位外卖骑手，本身就是对新大众文艺最有力的肯定：大众创作不仅能被看见，也能登堂入室，汇入主流文艺的江河。

　　也要清醒看到，大流量不等于正能量，高热度不代表高质量。平台是放大器，不是创造者；被看见的前提，是先有值得被看见的作品。新大众文艺要行稳致远，就要在守正与创新、提高与普及之间把好分寸：通俗不是低俗，接地气不等于降格调。互联网可以淘汰没有内容的流量，却淘汰不了有根的作品。对普通人来说，这既是最好的机遇，也是最公平的考验——机会来不来由不得你，但来了能不能接住，全看你自己。侯浪的三万人舞台是偶然，但能在那个舞台上站两个小时，是必然。

　　最后，也想给侯浪，给所有刚刚走红的草根提个醒：人红了，千万不要飘，飘了就飞了。机会是命运偶然砸下来的，但能把它握在手里的人，早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夜晚练好了每一遍副歌。走红之后，最容易丢的就是当初那股子沉得住气、熬得住夜的劲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草根文艺的春天，从来不在流量的风口上，而在脚下的土地里。新大众文艺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启示正在于此：根植于人民，方能枝繁叶茂。追光会移动，舞台会落幕，唯有手里的真本事和脚下的真生活，才能让人走得长远。

　　作者简介

　　付昌义，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