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滋养下王计兵的人间书写

文 | 王琨

　　王计兵的前半生历程，是当代社会流动务工群体的典型缩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迭代更新，大批乡民选择离开故土、奔赴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机遇。作为较早的一批进城务工者，他一方面奋力在城市扎稳脚根，另一方面时时陷入对故乡的怀想之中。他诗歌中故乡意象所饱含的乡土眷恋，随着游子远走步伐的延伸，愈显清晰与丰盈，而苏北故乡所赋予他的厚重、朴实与坚韧，也靠着记忆的频频回望，日渐成为滋养他个体精神世界与创作内核的重力场。

　　一、故土赋予的生命韧性

　　1969年王计兵生于苏北农村，19岁起辗转各地从事底层体力劳动，为了生活他做过三年的淘沙工，后来在新疆、山东等地务工，2002年举家到昆山谋生。他摆过地摊、开过租书店、拾过荒、住过没有水没有电的屋棚，后来虽然开了一家杂货店，日子也始终过得拮据困顿。为了补贴家用，2018年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王计兵甘于做命运的匍匐者，多年来，在自我精神疆域里，他开拓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文学成长之路。

　　纵使日常忙于生计，王计兵始终没有放弃书写，起初以小说为载体，后来因无法集中时间创作等局限，他坚持用短句记录生活感悟与世间百态，在长期积累和诗友启发下，逐步确立了诗歌创作的方向。文学是他生活里的一颗糖、一支杖，是他越过艰辛岁月的舟筏，是他寄托乡土哀愁的精神载体，也是他行经大地人间的慰藉。他的文学追求本真纯粹，虽然已获得诸多社会荣誉和嘉奖，他仍然以谦虚和执着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生命与创作信念。他多次以“河流”自诩，他说“不管多少年之后，大家来看王计兵，他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他遇见悬崖，垂下瀑布，遇见巨石，翻起浪花，但是他始终是他自己，他是一条河流。”在作品走进大众视野之前，王计兵已默默创作多年，且有诸多作品因没有留底稿而自动散佚。迄今为止，王计兵正式出版了六部诗集。综观他的诗歌创作，其作品始终立足表现底层务工人员的生命肌理，于日常点滴处细腻呈现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痕。

　　促使他在困顿中坚持以文学表达自我、坚守本心的精神动力之一，正是苏北大地所赋予的坚韧与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这片土地可能在物理层面已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迁，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乡土世界，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始终是王计兵创作的源头，是他反复确认自我、不竭地热爱这个悲欣交集人间的强大后盾。正如学者谢有顺所言：“离开了大地，离开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作家就无法分享永恒，无法辨识出自己是谁，他者又是谁。我何以存活在这世上？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灵魂的声音发自何方，又朝向何处？这些问题，在中国，只有大地能回答，只有故乡能回答。”故乡给予王计兵的不止是早年的生活底色，更是贯穿半生的精神滋养，是他人文悲悯与创作生命力的源头。

　　二、数智时代的悲悯诗心

　　王计兵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与转型，而今在由数字时代所建构的生存空间里，他又以外卖员的身份，深度卷入这一数字化时代浪潮，成为终端参与者，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现代人在生活中越来越喜欢独处，尽可能精简必要生存以外的社交环节，而外卖员则是实现这一生存模式的桥梁。王计兵以一个外卖员的身份，让我们看到这一新型生存结构表相下的艰辛内景，看到由外卖员辛勤勾联的便利模式背后的人间万象和生存悲辛。

　　在以外卖员生涯为集中书写标记的《赶时间的人》中，他深入呈现了这一群体的极限生存现状：“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外卖员在严苛的算法规则里不容许有任何懈怠，他们的行程里只有“这一站和下一站”，行色匆匆的他们，必须遵从手机上的指令和路线规划，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每一份订单的配送任务。王计兵以外卖员身份亲历这份职业的劳苦，同时在这一次次配送行程中，又赋予这份职业以超越日常苦涩的诗情和大爱。在新寺庙里，他来不及许愿，因为“时间在催/我还有许多单子/需要及时配送/此刻，我才是菩萨/面对众多的许愿人”。身处数字平台所建构的冰冷法则下，王计兵在电瓶车上行走的姿态专注、飞快，与时间赛跑的同时，又时时保持一份对苦难的超越意识，彰显出博大的生命境界与厚重的人文情怀，于冰冷的现代生存岩土中绽放出温润的花朵，如其《下午三点》所记录的日常所示：“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她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她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午后，王计兵行色匆匆地赶到沙县小吃店，看到老板娘正抱着孩子在角落的沙发上午睡，长久的疲劳使她沉入睡眠，在取走餐台上的外卖之余，王计兵没有像以往一样脚步匆匆，而是刻意放慢了脚步，生怕打扰这对异乡母子的清梦，“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相似境遇让他心生共情，同为负重谋生的劳动者，他以细腻的笔触侧面描摹了小吃店主生存的不易，并施以力所能及的温柔呵护，这种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对平凡细节的诗性处理，进而上升到精神维度的存在关照，构成王计兵诗歌的核心。

　　王计兵的诗歌始终充盈着朴素的温情与真挚的善意，他说“我原谅路上所有刻薄的言语/体谅匆忙之人积压的烦躁/看见众生皆在负重前行/如此，我才更热爱生活”，他在创作和日常行止中随处流露出对人性本善的坚守与呼唤。他说：“生命让我们来到世间，本意就是心怀爱意去热爱周遭。”这份对芸芸众生的温情体恤，是他长久以来的生命底色。出身于苏北乡村的他，有着乡土人贯有的坚韧、耐劳与质朴的品格，怀揣着这种人格质地，他穿行在现代都市难免会经受挫折和冷落，但是故乡所赋予的淳厚人性并不曾因为成人社会的刻薄与冷漠而消弭，反而日益生长，成为他历经生存的风雨后依旧能够体恤众生、温柔善待这个世间的精神支撑。

　　三、故土眷恋中的生命热忱

　　他诗歌中随处可见的一系列“故乡”意象，折射出新时代背景下新一代农民工最初的乡土家园意识和个体迷失状态，最终造就了数智时代现代人的怀乡书写范式。在乡村的城镇化转型中，“故乡”对于王计兵而言，具有双重性，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城里结构一致的住宅楼，井然有序的街巷，一张张“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年轻面孔。正如其诗所言：“时间拿走了的，从不归还/一座城堡已经漏洞百出/那些破碎的声音里，有我故乡的呻吟”。记忆里的故乡早已旧貌换新颜，但诗人仍无法割舍心底的乡土眷恋：“我对故乡的想念/一直不能让故乡进入春天”。时代浪潮不可逆地向前推进，乡土格局与故乡认知不断重构，新一代乡村青年也将重新定义故乡的涵义。在《搬迁短镜头》中，王计兵以冷静而略带忧伤的笔触记录乡村变迁：“新居/两室一厅/三室两厅一厨一卫/一厨两卫这些名词/在村庄像兴奋剂泛滥/年轻人兴奋不已”，年轻一代对新式乡村生活的自然接纳一方面折射出时代新貌，老旧乡村的退场，又让曾经生于厮长于厮的王计兵略有黯然。

　　在久别故乡后的一个春节，王计兵像孩时一样，与哥哥结伴挨家挨户拜年，却发现能够问候的长辈已经屈指可数，时间的车轮与轰隆隆的时代一起带走了一些人、一些事，同时又焕发出新的万象，年过半百的王计兵在这已然变迁的故土中难以找到昔日的归宿，他又一次不自觉地来到父母坟茔前，他坦言：“唯有在父母坟前，我才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做一个肆意哭泣的孩子。我一直渴望这样一场哭泣，一场与故乡、与过往和解的哭泣。”坟前的痛哭，是他对父母双亲的思念，是对过往辛酸的释放，更是与故土的重逢，也是与过往种种辛酸过往的和解。现实生活中，王计兵是被时效驱赶着不断向前的负重者，是纵使生活给予他万千委屈仍会嘴角上扬、奋力前行的父亲、丈夫和外卖员，唯有在故乡，立于父母坟前，他才能卸下成人世界的所有铠甲与疲惫，做回那个纯粹本真的孩童。

　　脱离故乡传统秩序，正在艰难融入城市现代秩序的务工人员，面临双重迷茫的个体身份焦虑，这种悬浮感同时也是现代人特有的个体精神困境。王计兵饱经半生磨难，但并未曾弥灭故乡赋予他的厚重底色，他依旧坚守的天真与良善，成为他悲悯人间、温柔处世的精神根基。王计兵一方面失意于儿时故乡的远去，一方面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激情执着书写个体与时代夹缝中的温柔。他对诗意的坚守、对善意的呼唤，形成与其境遇极具反差的精神微光。他秉持“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的信念，坦然接纳命运的所有挫折与磨难，在苦难中自愈、在困顿中生长，以广博的心胸、温柔的文字抚平人间的躁动、慰藉现代人漂泊的心魂。

　　褪去诗人的身份光环，他始终以质朴宽厚的姿态直面生活，以厚重的生命力量传递温暖与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阿辽沙对世人期许：“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王计兵以朴素真挚的诗行践行着善意与慈悲，在现代性的冷漠与疏离中坚守人性温度，为身处漂泊困境的现代人提供精神抚慰与生存启示，完成了兼具乡土深情与人性温度的现代乡愁书写。

　　作者简介

　　王琨，宿迁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