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潮》到《我，许可》：杨荔钠电影中母女镜像、作者性调适与现实主义张力

文 | 高娜

　　在中国当代女性电影的谱系中，杨荔钠导演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坐标。不同于绝大多数将女性经验寄生于异性恋爱或男性凝视框架下的商业叙事，杨荔钠的创作始终以强烈的自主意识，剥离了“男凝”与浪漫爱情叙事的附庸地位，将镜头锚定在家庭结构内部的女性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这一最为幽微、繁复且充满伦理张力的轴线上。从《春潮》（2019）中水火不容的冷暴力对抗，到《妈妈！》（2022）中生命暮年互为支柱的圣洁救赎，再到2026年新作《我，许可》中代际平视与“自我许可”的重构，杨荔钠始终在探索“母女”关系在伦理维度上的解构与重塑。同时，《我，许可》在引入年轻编剧游晓颖，转向轻喜剧调性的同时，也展现出导演在应对快节奏市场浪潮时的作者性调适。这种试图用轻盈姿态承载沉重议题的尝试，不仅拓宽了华语女性电影的表达边界，也在“微观细节的敏锐”与“宏观剧作的悬浮”之间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现实主义张力。

　　一、谱系演进：从权力对峙到代际平视的多态母职

　　纵观杨荔钠的创作轨迹，母女关系的演进不仅是人物角色互动的嬗变，更是其对“母职”本质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借用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对“作为制度的母职”与“作为体验的母性”的批判性区分，便能更清晰地理解这种演变。

　　在《春潮》中，母女关系呈现为一种压抑的权力羁绊与对抗型关系。缺席的父亲作为隐秘的历史锚点，演变为母女间争夺道德高地与情感认同的战场。纪明岚所代表的“控制型/怨恨型母职”，将体制化的威权意识与自身的婚姻创伤强行倾倒给女儿郭建波，试图将女儿同化为自身的道德延伸；而郭建波则以冷漠、沉默和自我毁灭式的肉体叛逆进行无声抵抗。这种母女镜像构成了深刻的伦理纠葛，揭示了传统“制度化母职”在无爱婚姻与历史创伤夹缝中对女性主体的剥蚀与异化。

　　到了《妈妈！》，杨荔钠跳出了《春潮》的阴霾，将母女关系推向了诗意表达。85岁的老母亲与65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在生命暮年实现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身份颠倒。这种倒置打破了传统母职中单向度奉献的刻板定式，将母女关系升华为一种超越日常纷争的生命共同体，展现出“救赎型母职”在面对衰老与死亡时的尊严与力量。

　　而2026年新作《我，许可》则进一步将母女关系置于当代都市生活的平视视角下。在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的理论视角下，父权制文化常常切断女性之间的连结，而《我，许可》则试图在代际镜像中重新建立一条被遮蔽的“女性谱系”。00后年轻教师许可不再是《春潮》中受压迫的被动承载者，而是具备了反向引导、哺育母亲的主体意识。片中的母女关系摆脱了传统的撕扯与单向掌控，转化为一种代际间的平视契约。片名“许可”构成了双重隐喻：它既是女儿的名字，更象征着两代女性从“寻求社会与家庭的许可”向“完成自我许可”的权力转移。影片试图表明，母亲不再仅仅是家庭的牺牲者，其主体性的觉醒才是母女关系走向健康和解的前提。

　　二、从静水流深到轻盈喧闹的作者性调适

　　在影片的风格形态上，《我，许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杨荔钠电影美学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既源于主创阵容的结构性变化，也是作者型导演面对当代传播生态与中国大陆女性电影“通俗化/议题化”大趋势所做出的主动调适。

　　在前两部作品中，杨荔钠凭借其纪录片功底与独立编导视角，奠定了克制、凝重且带有深层心理潜流的影像风格。而在《我，许可》中，擅长表达年轻人情感肌理与生活流戏剧冲突的编剧游晓颖的加入，为影片注入了鲜明的年轻化与轻喜剧色彩。这种“轻喜剧+密集社会议题”的创作模式，显现出与当下邵艺辉（代表作《爱情神话》《好东西》）等新一代女性导演都市轻喜剧风格的呼应。面对短视频、微短剧流行下观众注意力碎片化的现状，杨荔钠在本作中展现出拥抱大众市场的姿态，试图将严肃的女性议题引入更广阔的公共讨论场。

　　基于此，影片以主角许可“赶在暑假结束前做息肉手术”这一具象化的事件作为核心叙事推动力，高效地将月经羞耻、身体自由、处女膜迷思、容貌焦虑、性教育缺失以及体制内女性的生存困境等多维议题串联起来。这种议题前置的结构方式，赋予了影片强烈的当代性与话题度，使日常生活的碎屑获得了相对凝练的社会学指涉。

　　不可否认，影片在微观的情感切片与身体触觉上，延续并升级了杨荔钠敏锐的女性感知力。比如，片中年轻的妇科女医生对许可说出的——“不要怕”“痛了是可以哭的，不用非得笑”，它打破了传统医疗场景中冷冰冰的权力阶级感，用同性别间的同理心将身体的感知权与情绪的表达权重新归还给个体。再如，母女同床的段落展现了诗意微观视角。许可端详着母亲，将她高挺的鼻梁形容为“丰芽洞里的钟乳石”，眼睛是“漠河游弋的极光”，耳朵是“三亚海边的小贝壳”，嘴巴则是“月牙泉”。女儿将自己在辽阔天地间见过的美好自然风光寄托于母亲的容貌之上，本质上是用“自由与阔大”重新定义了被日常琐碎压抑的母亲身体，完成了代际间极其动人的平视与照亮。而后在晨光中，母亲穿上女儿赠送的新文胸，在镜前重新打量并为之动容的镜头，细腻地捕捉到了中年女性长期被忽视的躯体审美与内生欲望。镜子在此刻摆脱了“被看”的视线囚笼，演化为母亲重新发现生命力与自我认同的媒介。

　　然而，微观细节的惊艳并不能完全遮蔽影片在视听美学与宏观剧作上的张力与撕裂：

　　一方面是视听语言对“心理留白”的物理挤压。在视听风格上，《春潮》曾以暗调的光影、漫溢的水流隐喻与大量充满心理压迫感的长镜头，构筑出“静水流深”般的潜意识压抑空间；而在《我，许可》中，高饱和度的明亮色彩、快节奏的平切剪辑以及高密度的搞笑台词，虽然提升了商业观赏性，却在视觉上抹杀了情绪延宕与心理留白的空间。许多本该深入探讨的严肃议题——如医疗语境下对女性身体的无形规训、学校性教育推行的系统性阻力，在喧闹的喜剧包袱碰撞中被蜻蜓点水般带过，浅层化为一种符号化的“议题消费”。

　　另一方面则是人物弧光的理想化与“快餐爽文”倾向。在现实主义维度上，一个长期处于压抑家庭关系与传统伦理羁绊中的母亲，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决裂，必然伴随着极其漫长、痛苦的心理阵痛与自我怀疑（正如《春潮》中纪明岚性格成因背后深厚的历史伤痛与心理积垢）。但在《我，许可》中，为了服务于轻喜剧的快节奏与积极向上的情绪出口，母亲在女儿几句观念鼓励下，便做出了离婚、接受并推广悦己等巨大转变。这种人物弧光的陡峭跳跃，带有强烈的理想化与“爽感化”色彩，缺乏扎实的心理现实主义过程支撑，使母亲这一代女性的“成长”落入了一种轻飘飘的悬浮状态。

　　三、女性影像通俗化浪潮中的坚守与张力

　　从《春潮》的深重沉郁，到《妈妈！》的古典救赎，再到《我，许可》的轻盈试探，杨荔钠的创作轨迹映射出中国女性电影人在面对时代审美变迁与市场浪潮时的破局努力。她敢于打破自我固化的艺术舒适区，尝试用轻快、通俗的电影语言去包裹深刻的女性议题，这种拓展女性题材受众边界的勇气值得肯定。

　　然而，《我，许可》所引发的讨论也为当下的女性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份警示：轻盈的视角不应等同于剧作逻辑的简化，通俗化的表达更不能以牺牲现实主义的心理肌理为代价。当女性议题被包裹在快节奏的商业轻喜剧中时，虽然拓展了公共传播的边界，但也伴随着被消费主义与快餐文化稀释其批判锋芒的风险。如何在拥抱大众、寻求市场接纳的同时，坚守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对人物塑造的严谨敬畏，依然是中国大陆女性电影在走向通俗化浪潮中需要持续探索与坚守的核心命题。

　　作者简介

　　高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