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墨重铸史诗：主题性创作的机制、语言与形式

——“雄关漫道真如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画邀请展评鉴

文 | 郭洪豹

　　主题性创作在当代中国文艺格局中始终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学术场域。它既要回应历史叙事的庄重要求，又须在艺术自律层面接受审美评判；既承载价值传递的功能，又须避免沦为概念的图像注脚。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省楹联研究会承办的“雄关漫道真如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画邀请展，于9月28日在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开幕。从策展机制的学术建构、书法语言的文脉自觉、绘画媒介的叙事分工、形式选择的意味生成四个维度，可以对该展览进行学理层面的评鉴与考察。

　　李啸 毛泽东《七律·长征》

　　一、策展机制：艺术表达与史实准确的双重把控

　　主题性创作的核心难题，在于艺术自律与历史规定性之间的张力。书画艺术以审美创造为本位，强调形式语言的个性表达；主题性创作则须接受历史内容的约束，在史实框架内完成叙事。这一张力决定了主题性展览的策展机制不能等同于一般书画展，既要为艺术创造留出空间，又要为史实准确设定边界。省书法家协会、省美术家协会作为承办单位，将中国书法家协会“伟业”展提出的“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理念与“征程”展构建的“以事成文”“以文成墨”模式落实为具体的组织行为。在书画家遴选方面，两协会着眼于书体与画科的多元并置、作者代际的合理衔接以及创作力量的广泛吸纳，力求在人员结构上为艺术品质奠定基础；在创作推进上，以点对点的方式指定具体内容，使个体创作始终在统一的主题框架内展开；在作品审核上，对艺术质量、形式丰富性与题材覆盖面逐一把关。这一系列工作使得艺术表达始终能够处于专业标准的约束之下，从源头上为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可靠的艺术保障。

　　史实准确这一维度，则由另一套机制来保障。书法创作文本由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专家依据长征史实专题撰文，经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双重审核后，再交由书法家进行艺术创作，作品完成后复组织专家进行文本审读。文本生产与艺术生产由此分离，史实保障与艺术保障各归其位，形成了跨专业的协作格局。而这一机制的具体成果，体现为“经典文本、先烈遗作、当代创作”的三重文本结构。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等经典篇章构成了文本的主干，聂荣臻《无题》等革命先辈诗文的纳入使文本的历史纵深得以拓展，为本次展览专题创作的《满江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长征》等当代文本则与经典文本形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这种三重结构，使书法创作在抄录之外，获得了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意义关联的学术空间，也使艺术表达与史实准确在文本层面达成了统一。

　　王伟林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二、书法语言：五体兼备的笔墨分工与文辞转化

　　本次展览书法作品52件，篆、隶、楷、行、草五体兼备。五体并存不仅是形式多样性的体现，也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笔墨表达系统。主题性书法创作的核心命题在于，当书法从书斋走向展厅、从个人抒情转向集体叙事，其“记言录史”的社会功能便需要相应的笔墨语言来承载。本次展览的可贵之处，在于五体兼备的格局为不同书体在主题表达中的功能分化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观察样本，而这种功能分化又与三重文本结构形成了内在的对应关系。

　　篆书以其笔法的凝重、结体的端严、气息的古朴，与庄重、肃穆、崇高的历史主题形成同构关系。隶书以其“蚕头燕尾”的笔法特征和横向取势的结体方式，赋予文本以纪念碑式的视觉重量。楷书以其法度的严谨和点画的精确，承担着正体的表意功能，其端正的结体保证了文本的权威性与可读性。行书与草书则以其笔势的流动性和节奏感，承担着抒情性表达功能。长征历程充满了动态的、曲折的、富有张力的叙事元素，行草的笔墨语言恰好能够传达这种运动感。

　　本次展览中数量占比较高的行草书作品，结体简洁清爽而不失法度，行笔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点画多变却含蓄内敛，线条遒劲而有韧性。书法家以从容的笔势驾驭奔放的体势，在疾徐有致的节奏中营造出沉着与洒脱并存的笔墨气象。这种隐忍与释放交织的笔墨节奏，与长征精神中艰难困苦与胜利豪迈的情感逻辑形成呼应，为主题性书法创作的笔墨语言提供了值得深究的美学参照。书法家没有满足于抄录诗句，而是试图通过不同书体特有的笔法语言，将文辞的情感基调转化为视觉的节奏与空间。这种“文辞—书体—情感”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正是主题性书法创作的核心命题所在，它使长征精神的多元面向获得了相应的视觉表达，也使艺术表达与史实准确的双重把控在书法语言层面得到了落实。

　　刘玉龙 《长征薪火筑通途》

　　三、绘画媒介：画科分工与媒介互补

　　展出的38件美术作品，涵盖国画与油画两大媒介，在画科与媒介两个层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视觉叙事体系。国画中山水、花鸟、人物三科俱全，工笔、写意、白描三法兼备。山水画以长征途中的自然景观为对象，宝塔山、太行山、黔山秀水、风雪征途，将地理空间的再现转化为精神意象的建构，在继承传统三远法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山水画在构图、光影、肌理等方面的探索。画家通过笔墨的皴擦点染营造出山水的苍茫与高远，展现长征途中自然环境的严酷与红军将士的坚韧，使山水画成为长征精神的视觉隐喻。人物画则聚焦于人的形象，老兵、红军战士，通过个体生命的刻画，使宏大的历史叙事获得了具体的情感温度。工笔人物画以精细的线条和层层渲染的设色，塑造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人物形象；写意人物画则以简练的笔墨和奔放的笔势，捕捉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精神状态。工笔长于实，写意长于意；工笔长于叙事，写意长于抒情。二者并置，使长征历史中人的形象获得多层次视觉诠释。花鸟画以托物言志、借物抒情为基本表达方式，在长征主题下主要通过松柏禽鸟等象征性题材，寄托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高尚品格的赞颂。这种表达方式看似间接，实则更接近中国艺术比兴传统的精神内核。

　　油画作品的加入，使本次展览在媒介维度上突破了“中国书画”的单一框架。本次展览油画作品15件，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部分作品延续了历史画的叙事传统，以宏阔的场景和厚重的人物形象再现长征途中的重大历史瞬间，其视觉策略接近于史诗性表达。其二，部分作品如《新时代的长征——铸剑苍穹》《抢险间隙》则尝试将长征精神与当代生活形成关联，在题材上呈现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意识。这种历史叙事与当代对话的并置，使油画在本次展览中不仅承担了媒介拓展的功能，也参与了主题意涵的当代重构。

　　从绘画语言的层面看，油画与国画在本次展览中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工与互补。国画以笔墨为核心，长于意境的营造和气韵的表达；油画以色彩和肌理为核心，长于空间的塑造和质感的呈现。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以笔墨语言建立起与长征精神的象征性关联，油画则以色彩和光影建立起与历史场景的具象性关联。两种媒介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了本次展览在绘画部分的完整叙事。

　　仇高驰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四、形制意味：形式选择与主题表达的深层关联

　　在视觉艺术中，形制不仅是内容的容器，其本身也携带着特定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记忆。当形制选择与主题表达形成内在呼应，作品的感染力便不再局限于笔墨或图像本身，而是获得一种结构性的深度。本次展览采用最多的是大尺幅“仰视—展开”结构。品鉴大尺幅作品时多用仰视的观看方式，这暗含了一种向上仰望的心理趋向，与“丰碑”意象形成同构关系。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其历史地位本身便具有纪念碑式的崇高性，而仰视这一身体动作，恰好将这种崇高性转化为可感的观看体验。形制的选择在此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意义生成的问题。

　　如果说立轴的“仰视—展开”主要通过观看姿态生成意义，那么龙门对则从章法结构层面回应主题。龙门对左右分列、如门敞开的章法结构，与“回望征途、开门览史”的主题形成隐喻关系。左右两联的对称展开，在视觉上构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空间；上下呼应的结构，则可与长征中出发与到达、困苦与胜利的辩证关系形成对应。观众面对作品时，仿佛面对一扇打开的历史之门，这种空间体验本身便参与了主题意义的生成。与龙门对从章法结构回应主题不同，小品组画则以类似电影胶片的“分页—连缀”结构，与长征途中一个个历史节点的串联形成对照。每一页是独立的场景或意象，而整体的品读过程则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征途的叙事序列。这种逐帧展开、渐次推进的观看体验，与长征作为过程而非事件的历史特征形成深层呼应。这些形制携带的空间逻辑，在主题性创作中被激活为意义生成的结构性要素。

　　由此可见，形制并非主题的外在包装，而是主题得以生成的内在条件。当形制选择与主题精神形成同构关系时，形式本身便成为意义的一部分，主题性创作也因此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简单叠加。

　　刘西玲 《风雪征途》

　　本次展览以严谨的史实把控与多元的艺术探索，回应了主题性创作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文史严谨性与笔墨表现力、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之间的统一命题。机制的自觉、语言的拓展、形式的意味与精神的传承，在展览中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为江苏主题性创作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新时代文艺如何以笔墨重铸史诗，提供了一份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回应。

　　作者简介

　　郭洪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助理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