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不负义相期

——新编扬剧《忠义烈》“众人成义”的舞台叙事

文 | 郭时妍

　　“忠义”是历史新编戏中历久弥新的伦理母题。新编扬剧《忠义烈》，作为“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扬剧启航”系列重要成果之一，取材传统故事“周仁献嫂”，却在熟悉的故事框架中打开了新的表达空间。以“允兄之诺、救嫂之难、丧妻之悲、含垢之痛、蒙冤之辱、亭前昭雪”为情节脉络，将“义”层层剥开：由誓生义，因义生烈，烈中见义，义中见忠节。借助扬剧的唱腔、程式和现代舞台语汇，将“义”层层拆解。剧中之“义”，既是个体于伦理困境中坚守道义抉择，又是群体于彼此联结中相互成全，最终实现个体良知与群体道义的双重觉醒。

　　一、立誓成义：从意气相期到命运共担

　　《忠义烈》全剧以杜文学、周仁、凤承东三人的结义为伦理起点。三人在三义亭结为金兰，红罪甲、素蓝长衫、翠绣褶子，三色衣冠一同跪地，共同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秉信守义、誓不相负”的誓言。三人结拜为全剧“义”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义”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诞生于共立盟誓的羁绊。当严年以权势和利益逼迫时，三义亭上的一句“誓不相负”，才真正从慷慨陈词变成“两难抉择”。杜文学遭难后，周仁承担起照料嫂嫂的责任，唱道：“危难时伸援手君子之道，为兄弟又何妨两肋插刀。”凤承东却选择向严年告密。曾经共同立下的誓言，一个选择背离，一个选择承担，一场结义在不同角色身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回响。

　　此时，周仁陷入真正的两难之中。他既要面对严年的威逼，又要面对兄长的托付和嫂嫂的安危。周仁唱道：“我怎能违承诺有负兄长，我怎能背信义为虎作伥，我怎能助奸贼兴风作浪，我怎能将嫂嫂献于虎狼。”连续的反问，将抽象之“义”化作一道道无法回避的道德考题。它并非脱离现实生活的宏大概念，而是具体到“我是否记得兄长的托付”“我是否能够保护嫂嫂”“我是否能够在利益面前守住承诺”,忠义从抽象的道德训诫回到普通人的情感境遇中。

　　剧中“义”的关系并没有仅停留在男性结义层面。周夫人与杜娘子之间同样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守望相助。杜娘子感谢周夫人夫妻的照料，周夫人则以“我与你如姐妹情深似海”回应。这一句“如姐妹”，成了周夫人愿意代嫂赴险的重要情感铺垫。她的“代嫂嫂做新娘”，将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纳入传统“忠义”叙事之中。三义亭中的兄弟之义随着情节展开，逐渐延伸为夫妻之间的情义、嫂嫂与弟妹之间的姐妹之情。这也构成了《忠义烈》对传统忠义戏有意味的拓展。三义亭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伦理起点，而是一张不断延伸的关系网络。兄弟之间的誓约、夫妻之间的相守、女性之间的相助，共同构成周夫人赴义的情感基础。“义”由此不再属于某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在角色的相互托举中逐渐完成。

　　二、唱腔传义：从忍辱守义到赴险就义

　　扬剧的唱腔则进一步让这种关系中的伦理选择进入角色内心。《忠义烈》中，演员通过唱腔中的反复、迟疑、转折和决绝，把角色面对选择时的心理波动呈现出来。尤其是周仁与周夫人的两组唱腔，一忍一烈、一守一行，相互托举，也使“义”的坚守不再只是单个角色的孤勇。

　　周仁面对严年的逼迫，是剧中最复杂的一次考验。严年以杜文学的性命、杜娘子的安危和周仁自己的前程相威胁，逼迫他将杜娘子送入严府。周仁唱道：“骤然激起心中浪，周仁我进退为难两彷徨。”紧接着曲牌由【摇板】转向【金派梳妆台】，“我怎能违承诺有负兄长”的唱段，以“怎能”的反复追问外化内心挣扎，一字一句皆含千钧之力，赋予守“义”以沉重分量。唱腔在此处不再只是情绪的宣泄，而是重压之下角色对自身道义底线的一遍遍审视与坚守。

　　周仁的“义”因此呈现出一个“忍”字。演员曹昊对于唱腔的处理，让观众听见他内心真正的疼痛，听出“不得不”的周旋忍耐。严府婚宴上，入目皆是披红挂彩，周仁却唱“这杯酒好似剜肠剑，心中好似滚油煎。如鲠在喉难下咽，还要对贼露笑颜”。外在喜庆场面愈是热烈，周仁内心的煎熬便愈加强烈。喜宴之酒变为剜肠利剑，借乐景写哀情，将角色隐忍苟全的煎熬化作可以被观众感知的舞台情绪。当凤承东举杯向他祝贺，周仁以“我敬你识时务圆滑善变，我敬你明势利发财升官。我敬你把海誓山盟已抛远，我敬你落井下石害金兰”回应时，唱腔又从隐忍转向反讽。凤承东的“识时务”，恰恰反衬出周仁的“不识时务”，凤承东所抛弃的，正是周仁所坚守的。一抑一扬的唱腔起伏之间，忍辱与坚守、妥协与风骨构成张力，使周仁的“忠义”与凤承东的“负义”对立相生，使角色形象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舞台层次。

　　然而，周仁的“忍”并不是“义”的终点。正因为他选择忍辱守住兄长的托付，周夫人的“烈”才有了发生的空间。周仁留下来承受误解与煎熬，周夫人则挺身踏入生死险境，两人的选择相互承接。一人守真相，一人护真相；一人承受长久屈辱，一人慨赴顷刻死亡。两种抉择，丰富和承续了“义”的精神内涵，使“义”从私德升华为维护正义的共同精神契约。

　　周夫人的唱腔变化与周仁不同。周仁表现压抑与苦熬，周夫人的唱腔则经历了由愤怒到犹豫、再到决绝的过程。当她得知丈夫准备将杜娘子送入严府时，她首先以“想不到你把这良心丧，你忘了与杜家情深意长”责问周仁。她先是站在道义一边审视丈夫，随后当周仁解释自己的苦衷，两人的对话逐渐从争执转向共同寻找出路。她最终唱出“我怎忍看夫君把命丧，我怎忍从此与你隔阴阳”，经典曲牌【梳妆台】和【金派梳妆台】的承接，周夫人的情感也由责备转为心疼，又由心疼转向主动承担。最具有舞台感染力的是“我代嫂嫂做、做、做新娘”这一句，三个“做”本身便构成了极强的节奏感。前两个“做”仍然带着迟疑与心理斗争，最后一个“做”则落向决绝，将角色从“想”推向“行动”。紧接着，她唱出“夫君啊，我身披嫁衣入洞房，悄悄把利刃袖中藏。待到酒醉入绡帐，让他剑下一命亡。”这一唱段，演员刘颖完整铺陈出周夫人跌宕的心路。起句以绵长婉转的拖腔诉说与夫君别离的不舍，随即节奏更加紧凑，字句层层递进，吐露以身赴险的决然意志，最后行腔昂扬上扬，以甩腔收束。

　　从这一刻开始“义”不再只是内心的萌芽，而是成为周夫人甘愿用生命承担的义举。她跳出传统忠义戏中为了“成义”而被迫牺牲的女性形象，主动辨是非，毅然走向虎穴龙潭。这份“烈”，不再是命运强加的悲剧特质，而是角色经由自我抉择，焕发出的伦理力量。“死生不负义相期”的主题意向初步彰显。唱腔的往复应答，让观众感知到“义”在角色之间的承接转换。一唱一和之际，夫妻二人的道义彼此交融，共同铸就这场共担生死的义举。

　　三、以身践义：从个人赴险到彼此成全

　　唱腔让角色心底的“义”得以发声，戏曲程式则进一步将这种内在选择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舞台行动。其中，周夫人替嫂入严府、清明墓前真相揭开前后两场戏最具戏剧冲突。演员通过搓步、甩发、抢背、串蹦子等一系列程式性动作，使“行义”真实再现于舞台之上。

　　婚堂之上，严年面对即将到手的“新娘”，身体姿态舒展，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得意。而周夫人头顶红盖头，面对强加于身的婚姻，却始终显出抗拒与僵硬。二人的体态神情无不昭示，一方将这场婚礼视作欲望得逞的庆典，另一方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走向舍生取义之绝境。原本象征喜庆团圆的红盖头，在这里染上了以身赴险的悲壮。当周仁亲手为妻子盖上红盖头时，夫妻二人的痛苦也转化为舞台上坚挺的脊梁和颤抖的双手。无需多余对白，这一动作本身，已然完成二人间的相互托付。入洞房后，周夫人手握利刃扑向严年，奈何对方爪牙众多，终究双拳难敌四手，行刺失败。身陷绝境之际，为帮周仁洗脱嫌疑，她猛地一甩水袖，当众厉声痛斥周仁背信弃义，刻意扮演出怨愤决绝的姿态。不等旁人反应，她接连挥刃划花自己的面庞，最后毅然横刀自刎于当场。她以一己之身护住兄嫂与丈夫，把道义扛在了自己的生命之上。

　　这似乎只是周夫人的孤勇和牺牲。然而，从舞台表演来看，这一场“义”恰恰是多个角色的共同守护。周仁眼睁睁看着妻子进入虎穴，在严府洞房外，他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演员曹昊以“搓步”表现角色焦急而又无计可施的状态，脚下不断移动，却始终无法真正跨入洞房。这种程式性的反复，使角色“想救而不能救”的困境得到直观呈现。手中的酒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周仁将酒壶藏于袖中，几欲抡壶而起，却又一次次克制下来。欲救妻子的冲动与不能暴露真相的理智在这一动作中反复挣扎，每一次伸手又收回的迟疑，都成了两种力量在肢体上最真实的交锋。这一场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周仁“有力而不能使”的状态。看似没有行动，实际上“克制”本身就是他的行动。于是，周夫人的“动”与周仁的“止”形成舞台上的对应：一个走向虎穴，一个守在门外；一个舍生取义，一个克制守义。

　　多年后的清明墓前，周仁与杜文学之间的武戏又让此前长期压抑的情感得到爆发。这一场戏中，毯子功、抢背、串蹦子、单跪搓、甩发等程式被连续调动起来。一照面，周仁即被官兵团团围住。在周仁被剥去官服环节，曹昊以“抢背”演绎角色被擒的屈辱，随后借“串蹦子”“单跪搓”与甩发功表现周仁与杜文学之间的奔逃、追逐与对抗。对阵官兵时，单手面花的水袖翻飞，一来一回，进一步增强了武戏的节奏与张力。最后以“僵尸倒”呈现角色重伤之态，多年忍辱的痛苦终于随着身体的倒下迸发出来。这一系列程式动作节奏经历了由急促到迟缓、由挣扎到倒下的变化，也对应着周仁情绪由惊惧、奔逃到无力支撑的过程。多年不能说出口的苦衷、不能公开的夫妻之情以及承受的世人误解，在这一刻终于通过行动得到释放。

　　而揭开真相的重要一幕则是杜娘子的出场。当杜娘子急匆匆出场说出真相，众人才知道墓中所葬的，是“代我赴死的贤妹”周夫人。周仁多年的忍辱守义、周夫人的舍生取义，在这一刻拨云见日。全剧并没有将“义”禁锢于某一个角色身上，红盖头赋予周夫人烈火一般的决绝，搓步外化周仁心底的焦灼，抢背承载周仁难言的屈辱，而杜娘子的及时出场则让真相得以昭雪。不同角色、不同程式、不同舞台动作彼此衔接，使“义”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转化为诸角色合力完成的舞台叙事，最终升华为具有公共意义的伦理之“义”。

　　四、由境见义：从舞台空间到审美共鸣

　　《忠义烈》的舞台设计进一步将角色之间共筑的“义”贯穿整个舞台之中。《忠义烈》的舞美并未追求复杂繁复的场景转换，而是利用戏曲写意的空间观念，通过三义亭、严府婚堂以及周仁梦境等不同空间的转换，让角色命运与“义”的主题彼此映照。舞台上的空间因而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成为角色“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见证。

　　数茎寒苇昭乱世，几块山石作凭依。三义亭的布景取戏曲写意之法，寥寥几笔山石、寒苇，道义的空间应运而生。开篇，它见证三兄弟慷慨陈词、歃心立誓；中段，它蛰伏于角色坎坷命运之下，检视着昔日盟约；剧终，杜文学重回此地，直面周夫人墓茔，当年真相得以昭雪。“三义亭”这一空间贯通起全剧脉络，也将对“义”的叩问镌刻在戏台之上。三义亭最重要的象征意向在于“共同”。剧情跌宕起伏，角色皆不断折返于这份最初的共同承诺。凤承东的背弃、周仁的坚守、周夫人的赴险、杜娘子的成全，在三义亭余音绕梁，昔日誓言的回响与角色当下的抉择在此交汇，让这座亭成为贯穿全剧的情感锚点。

　　三义亭是缔结“义”的盟坛，而严府婚堂则是历练“义”的刑场。严府结亲一场，台上响起喜庆的音乐，而观众却知道这是一首预先写就的悲歌。舞台布景以红光投影勾勒出门窗轮廓，喜字高悬于上，整个空间被浓烈的喜庆色彩包裹，在此却因为观众对周夫人命运的预知而产生反差。越是鲜艳的红色，越衬托出这场婚礼的凶险和周夫人主动赴险的悲壮。这一空间的“喜”与“悲”又通过灯光变化完成转换。刺杀严年失败后，周夫人自刎，原本铺陈喜庆氛围的红光倏然褪尽，舞台沉入一片黑灰，顷刻间喜筵翻作悲歌。色彩的骤变，使婚堂不再只是严年逼婚的权欲场，更成为周夫人以生命践诺的道义祭坛——在此刻被舞台色彩定格为“义”最悲壮的注脚。舞台色彩在这里成为“义”在角色间流转的叙事语言：红光的炽热与黑灰的冷寂形成强烈对照，让角色共同完成的悲剧行动获得鲜明的视觉节奏。

　　周夫人就义后，舞台上的“义”并未戛然而止，而是转入周仁的内心世界，在第五场的梦境中获得写意化的舞台呈现。面对世人的误解与“卖友求荣”的讥讽，周仁忍辱负重，唯有在夜深人静时，拿出周夫人留下的鸳鸯帕追忆亡妻。这一情感线索最终通过梦境得以外化：手帕作为夫妻信物，此刻成为阴阳两界唯一的联系；当手帕盖在周仁脸上，舞台吹起干冰，周夫人的魂影在朦胧氛围中缓缓浮现。整场舞台保持偏暗状态，利用暗蓝色空间与干冰营造出若隐若现的梦境质感。这一梦境场景的舞美处理极为克制，却承载了“义”的内在延续。暗蓝的冷色调与干冰的朦胧感，不仅营造出凄美氛围，更象征着“义”在绝境中的坚守与回响。入梦之后，是日思夜想的妻，是无人诉说的情。周夫人宽慰丈夫，她理解周仁忍辱负重的万般苦衷，而周仁无处倾诉的隐忍与委屈，也因这场跨越生死的相见，得到迟来的情感共鸣。这场舞台上跨越生死的重逢，令二人从前无处倾诉的情愫得以互通。她于梦中给予的慰藉，支撑着周仁继续担负起未尽的使命。

　　亭、堂、墓、梦作为角色命运的关键节点，红、黑、蓝三色串联起喜、悲、梦境等情感维度，在由形入境、由境入心的舞台转化中，“义”完成了从个体道德标签到群体审美共鸣的升华。当然，《忠义烈》的舞台并未囿于单一的悲剧基调，而是通过冷热相济的节奏调节，在紧张与舒缓、悲情与诙谐之间构建起丰富的观演张力：开场官差背身收受杜娘子贿赂时，以轻巧的喜剧感消解了押解场面的肃杀；杜文学荣归时官差与周仁对话时的插科打诨，又为沉重的重逢注入生活化的松弛。正是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控，让三义亭、严府婚堂、周仁梦境等空间得以承载多层次的情感表达，最终使“死生不负义相期”的“义”不止于悲壮的伦理叙事，更生长出兼具生活温度与审美厚度的舞台语言。

　　新编扬剧《忠义烈》以“死生不负义相期”为精神内核，丰富和承续了“义”的精神内涵，使“义”从私德升华为维护正义的共同精神契约。尤为可贵的是，周夫人主动代嫂赴险的抉择，赋予传统忠义叙事中女性形象清晰的主体意识。该剧以唱腔描摹内心、以程式演绎行动、以舞台营构伦理之境，推动“义”从个体抉择走向群体共鸣。尽管作品中部分反派人物的塑造仍略显单薄，但该剧对传统“周仁献嫂”故事的全新诠释，让“死生不负义相期”的“义”不止于悲壮，更兼具生活温度与审美厚度，让传统忠义主题在当代扬剧舞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郭时妍，扬州大学戏曲与曲艺专业硕士研究生，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来源 |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