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大义见凡心

——评扬剧《程婴救孤》的新时代忠义内涵

文 | 郭时妍

　　长期以来，戏曲舞台上的程婴始终被固化为慷慨的忠义英雄，无论是元杂剧的《赵氏孤儿大报仇》还是当代豫剧新编，均着力塑造其刚毅果决、大义凛然的圣贤形象，以崇高的英雄叙事、激昂的唱腔弘扬忠义精神。而扬剧《程婴救孤》则实现了对经典人物的现实生活回归。李政成的表演，撕开大义见凡心。没有刻意渲染忠义的崇高，而是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富有层次的程式表达以及充满生活气的舞台细节，将程婴塑造成一个会恐惧、会犹疑、会愧疚、会思念的凡人形象。换子时的伦理挣扎、忍辱负重的漫长隐忍、十六载无人倾诉的精神酷刑，共同构成了人物厚重而复杂的生命体验，也使扬剧《程婴救孤》的悲剧书写突破了传统英雄叙事，实现了经典人物形象的现代转换，也赋予传统忠义文化更加真实、更具人文温度的时代内涵。

　　一、凡心见义

　　纵观《赵氏孤儿》的戏曲改编史，程婴始终是忠义精神的化身。从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到晋剧、豫剧等多个版本，其形象大多沿循英雄叙事的塑造路径，几乎看不到普通人在重大抉择面前应有的迟疑、恐惧与软弱。忠义精神固然得到充分彰显，但人物作为“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宏大的道德叙事所遮蔽。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为道义而生、为殉道而活的英雄，却看不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本该有的鲜活。

　　扬剧《程婴救孤》最大的创新，正在于褪去程婴身上英雄的光环，将其重新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剧中的程婴不再是天生的义士，而是一位无权无势的“草泽医生”。他既有医者济世的仁心，也有丈夫、父亲面对家庭变故时的恐惧与痛苦。正因如此，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不再只是忠义精神的象征，而成为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李政成对人物的塑造，正建立在这种“去英雄化”的创作理念之上。换子之后，他没有以慷慨激昂的唱腔渲染人物的崇高，而是通过大段的独白、细微的神态变化以及层层递进的情绪表达，将程婴内心的愧疚、自责与不舍缓缓铺陈出来。面对公孙杵臼时，那一句“我怎么舍得让你去死”，流露出的是知己将别时质朴的人间真情。深夜思念惊哥儿的唱段，以近乎絮语的方式倾诉一个父亲失去孩子后的锥心之痛。面对屠岸贾收孤为义子的现实，他低声说出“小人高攀了”，只剩下一个寒微小民在强权面前不得不压低身段的无奈。

　　正是这些充满生活气的细节，使程婴实现了由“忠义英雄”向“乱世凡人”的身份转换。他不是无所畏惧的圣贤，而是在一次次恐惧、迟疑与挣扎之后，依然选择承担责任的普通人。也正因为人物经历了这些情感波折，其最终作出的忠义抉择才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引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扬剧并未因强调人物的凡人性而削弱忠义精神，反而使忠义获得了更加深厚的人文温度。剧中屠岸贾门客面对屠杀婴儿的命令时发出的疑问——“真的要杀光晋国所有婴儿吗？”——看似只是一个细节，却打破了传统戏曲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即使身处暴政之下，人性仍保留着最后一丝恻隐之心。与之相对应，程婴的忠义也不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光环，而是在充分认识牺牲与代价之后，依然选择坚守的伦理担当。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使程婴真正摆脱了神坛上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个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悲剧人物。

　　因此，扬剧《程婴救孤》真正完成的是对忠义精神的新时代诠释。当程婴由神坛回归人间，忠义才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神话，而成为普通人在苦难中依然选择担当的生命实践。这种“凡心见义”的人物重塑，不仅奠定了全剧的情感基调，也为程婴的伦理抉择与精神悲剧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二、血泪抉择

　　传统《赵氏孤儿》的叙事重心，往往落在程婴舍子救孤的壮举之上，换子之举更多被视为忠义精神的自然延伸。然而，扬剧《程婴救孤》并未急于歌颂这一壮举，而是将镜头聚焦于程婴换子过程的内心挣扎和换子导致家庭倾覆的悲剧。“换子”，不再只是忠臣义士的义无反顾，而是一位父亲不得不亲手舍弃亲子的血泪抉择。

　　《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答曰：“死易，立孤难耳。”这一问一答，道出了救孤真正的艰难所在。赴死不过一瞬，而活着背负秘密、忍受骂名、承担愧疚，却需要漫长岁月去完成。扬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在舞台中进一步深化了人物的心理书写，使“立孤难”不再停留于文字，而成为可感可触的舞台现实。

　　剧中，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救孤之计时，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只有李政成一遍遍近乎绝望的自我追问“再无他法，别无他法，不这样就救不了孤儿啊！”这是一个父亲面对骨肉分离时的痛苦挣扎。当他哭喊着“哭一声公孙兄，再叫一声惊哥儿啊”“人常说虎毒不食子，爹爹我竟成了害你的元凶”时，舞台上的忠义已不再高高悬置，而是沉甸甸地压在一个普通人的血肉之躯上。与程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孙杵臼。面对死亡，他坦然赴义，甚至反过来安慰程婴：“贤弟，你可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啊。”一个选择慷慨赴死，一个选择忍辱偷生。死亡意味着悲壮的终结，而活着却意味着无休止的精神折磨。扬剧通过两种不同的人物命运，揭示了忠义并非只有轰轰烈烈的一面，更有漫长而沉默的承担。

　　如果说公孙杵臼代表着忠义的崇高，那么程妻则代表着忠义背后最沉重的代价。与传统版本相比，扬剧新增程妻殉子自缢的情节，无疑是全剧最具震撼力的改编之一。程妻既非忠臣，也非义士，她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对家国恩怨并无深刻理解，所求不过是家庭圆满、母子团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最无辜的人，却被迫卷入权力倾轧与忠义抉择之中。当丈夫决定以亲子换孤时，她失去的不仅是孩子，更是整个家庭赖以维系的生活希望。她最终选择自缢，并非英雄式的殉道，而是乱世中一个普通女性走投无路后的绝望抗争。

　　这一改编，使忠义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家庭伦理的维度。程婴舍弃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更是家庭的完整，以及作为丈夫、父亲本应承担的责任。扬剧没有刻意回避这一矛盾，而是将其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忠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不可兼得时，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失去。

　　然而，换子只是程婴悲剧人生的开始。自作出这一抉择之日起，他便注定无法回归普通人的生活。等待他的，不仅是十六年的隐姓埋名，更是忍辱负重、背负骂名的漫长人生。而这一切，也将在演员细腻的舞台表演中得到更加深刻的呈现。

　　三、忍辱担义

　　如果说扬剧《程婴救孤》通过人物重塑赋予程婴真实可感的生命温度，那么李政成则借助戏曲程式与舞台表演，将这种生命体验进一步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戏曲讲究“以程式写意、以身段传神”，人物心理并非依靠生活化表演直接呈现，而是通过唱、念、做、打以及程式动作的综合运用完成情感外化。扬剧《程婴救孤》对程婴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传统程式与人物表达现代化的有机融合。

　　救孤出宫途中遭遇韩厥搜查一场，是全剧最能体现人物心理变化的场面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盘查，李政成巧妙运用髯口功，将人物由惶恐不安到视死如归的情绪变化层层推进。髯口的轻颤、急甩，不只是外部动作的展示，更成为人物内心波动的体现。当孤儿即将暴露时，程婴反而平静下来，一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并非英雄式的慷慨赴死，而是在走投无路后的坦然接受。前后的情绪反差，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其心理挣扎的全过程。

　　韩厥最终舍生取义，以生命成全程婴救孤。面对韩厥倒地，李政成运用“搓步”疾趋上前，配合跪扑动作，将人物的震惊与悲痛融为一体。韩厥以从容的“僵尸倒”完成英雄赴死的舞台呈现，程婴则以跪地痛呼形成呼应。一倒一跪，一静一动，不仅构成极具戏曲美感的舞台画面，也形成了两种不同人格精神的艺术对照。韩厥可以自刎就义，而程婴却必须隐忍求生。从这一刻起，他承担的不仅是赵氏孤儿的性命，更是韩厥、公孙杵臼、彩凤等义士共同托付的责任。

　　相比于这一场面的悲壮，公孙杵臼夜访程府时一个极不起眼的细节，则更能体现人物身份。关门之后，李政成特意增加了一个“插门”动作。这个动作并非传统程式规定，而是演员根据人物身份进行的生活化创造。短短一个插门动作，没有一句唱词，却将救孤后，“草泽医生”草木皆兵、步步惊心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的谨慎不再停留于语言，而是在细微动作中自然流露。

　　全剧最具震撼力的表演，当属赵氏孤儿被屠岸贾收为义子一场。面对害死自己骨肉的仇人，程婴不得不低头说出一句“小人高攀了”。短短五个字，没有愤怒，没有控诉。李政成刻意收敛人物情绪，以假意逢迎的神态，将程婴的屈辱与辛酸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的“小人”并非自称，而是他乱世求生的铠甲。英雄可以慷慨赴死，而程婴却没有赴死的资格。

　　魏府受刑一场，魏绛不容程婴辩解，命人施以鞭刑。李政成口含髯口，连续运用“跪蹉”“僵尸倒”等程式动作，将人物皮开肉绽、几近昏厥的痛苦高度写意化地呈现于舞台之上。观众看到的并非鞭子如何落下，而是程婴救孤过程中的惨烈，让“无情鞭打得我皮开肉绽，老程婴又闯一次鬼门关”在舞台上可触可感。程式动作也成为人物心理和悲剧命运的重要表达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扬剧《程婴救孤》并未因为强化人物的现实性而削弱戏曲本体，相反，它始终坚持以传统程式塑造现代人物。无论是“髯口功”的情绪表达，还是“搓步”“跪蹉”等身段的运用，都服务于人物性格，而非流于技艺炫示。李政成以扎实的戏曲功底，将人物内心的恐惧、愧疚、隐忍与坚守外化于行，使程婴这一形象既具有鲜明的戏曲艺术特征，又拥有丰富真实的生命质感。也正是在这一招一式之间，戏曲程式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程婴完成了由“忍辱求生”到“忍辱担义”的精神升华。而这份跨越十六年的隐忍，也最终沉淀为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使全剧的悲剧力量超越了事件本身，进入更加深刻的人性书写。

　　四、悲歌余生

　　如果说换子救孤是程婴悲剧命运的起点，那么此后长达十六年的隐忍，则将这一悲剧由瞬间的牺牲延展为漫长的精神煎熬。传统《赵氏孤儿》的悲剧重心，往往集中于舍子救孤、公孙赴死等高潮情节，以英雄赴义的壮烈完成忠义精神的礼赞。而扬剧《程婴救孤》却将目光投向高潮之后，着力表现一个普通人在漫长岁月中背负秘密、承受误解、忍受孤独的生命历程，使悲剧不再停留于一时一事，而成为贯穿人物一生的精神创伤。扬剧并未采用大段说教来渲染人物的不幸，而是借助唱腔与舞台节奏，将这种漫长的心理折磨层层展开。

　　十六年的煎熬是思念与愧疚。换子之举让他永远失去了惊哥儿，也亲手葬送了挚友公孙杵臼的性命。这两条性命，成为他终身无法卸下的精神枷锁。“公孙兄啊，都是我给你招的祸，连累你年迈苍苍无善终”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对知己的悼念。李政成在凄切婉转的扬剧曲牌〔鲜花调〕中唱出了撕心裂肺的唤儿声，“惊哥儿啊，可怜你十几天前才落地，来世上满打满算半夜零……可怜你没弄明白人间是何事，已被夺去小生命。”“我不能挡、不能救、不能躲、不能吭。眼泪往肚里流，不敢哭出声”……剧中的独白唱段，是他深夜独处时的真情宣泄。十六年来，人前他是众人口中的卑劣小人，人后他独自忏悔，是被愧疚缠绕的负罪之人。

　　十六年的煎熬是孤独与无助。纵观全剧，程婴从未拥有过共情与救赎。“老程婴，坏良心，他是一个不义人”是世人为他定下的骂名。公主有家国大义的慰藉，公孙杵臼有慷慨赴死的坦然，韩厥有舍生取义的壮烈，唯有程婴生不如死、日夜煎熬。他不能向任何人辩解自己的委屈，宣泄内心的痛苦。只能独自守住惊天秘密，承受世人的唾弃。无人知晓他背负的血海代价，无人懂得他隐忍背后的赤诚。这种无人共情的孤独，让十六年的岁月变成漫长的精神凌迟。

　　十六年的煎熬是永不停止的自我审判。剧中程妻自缢前的冤魂索命意象“程婴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程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程婴天打雷劈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是人物内心自我谴责的舞台表现，李政成用“屁股座子”展现了程婴当时的绝望。在世俗的道德标准中，程婴是拯救忠良的功臣、坚守忠义的义士，但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他永远是杀亲害友的罪人。无数个深夜，逝去的亲人、知己不断对他进行灵魂审判。即便十六年后大义成全，他内心的罪孽感也从未消散。

　　十六年沧桑流转，剧中公主的唱腔从年少哀怨的〔双蝴蝶〕换成厚重沧桑的〔汉调〕，曲牌的蜕变对应着岁月的风霜，也反衬出程婴“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的煎熬岁月。时光可以抚平乱世的伤痕，却无法消解程婴内心的愧疚与痛苦。扬剧用漫长的时间维度证明，忠义从来不是一次性的牺牲壮举，而是长久的精神酷刑。这种处理，使程婴的悲剧超越了个人命运，具有了更深层的人文意蕴。英雄可以在一瞬间完成赴死，而凡人却要用漫长的一生承担忠义。扬剧正是将悲剧的重心由“舍生”转向“取义”，由事件悲剧深化为人生悲剧，使忠义精神呈现出更加真实、更具现代意义的情感力量。

　　扬剧《程婴救孤》通过人物塑造、伦理表达、舞台呈现和悲剧书写四个层面的创新，赋予“赵氏孤儿”这一经典题材新的艺术生命。作品将悲剧叙事回归个体与家庭，聚焦程婴被迫割舍亲情、受辱煎熬的困境，消解了传统悲剧的距离感，令观众深度共情乱世中生命的脆弱与韧性。真正的忠义并非圣贤的宏大壮举，而是凡人明知代价却毅然承担的挣扎抉择。这种浸满血泪的坚守，让忠义精神变得可触可感。同时，该剧实现扬剧的守正创新。主创团队深挖人性微光，本剧领衔主演李政成以细腻的唱念做打、精准的程式运用和富有层次的情感表达，将晋剧髯口功融入扬剧表演，结合本土曲牌全方位打磨，使人物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审美韵味，又具有鲜明的现实人格魅力。塑造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扬剧悲剧美学，赋予舞台深厚的人文温度，正是在这样“撕开大义见凡心”的艺术探索中，传统经典获得了新的时代生命力。

　　作者简介

　　郭时妍，扬州大学戏曲与曲艺专业硕士研究生，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