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如何成为“悲歌”
——扬剧《程婴救孤》的悲剧重构与伦理困境
文 | 林华珍
在中国古典悲剧的谱系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始终占据着一个至为沉重的坐标。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元杂剧《赵氏孤儿》与《窦娥冤》并提,认为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这一跨越数百年的复仇与忠义母题,历经无数改编,从戏曲到电影,始终叩问着人心。近日,笔者有幸在场观看了由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倾力呈现的舞台大戏《程婴救孤》。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落幕时,座中不少观众仍沉浸于一种巨大的悲怆与静默之中。
扬剧《程婴救孤》对传统“赵氏孤儿”故事具有突破性的重构,不在于情节的增删,而在于将“忠义”这一传统美德,从毋庸置疑的伦理起点,转化为一个需要被忍受、被质疑、甚至被摧毁的悲剧性过程。当这个古老的故事被扬剧形式重构,并聚焦于“救孤”之后的十六年隐忍岁月时,它不再仅仅是一段快意恩仇的历史传奇,而成为了一部关于时间、误解与内心煎熬的心灵悲剧。程婴所承载的,不再是一个“好人蒙冤终得昭雪”的道德寓言,而是一个现代个体在极端伦理困境中,以生命践行“义”的沉重可能及其必然代价。全剧以其忍辱负重的一生为轴,将忠义背后的沉重代价、谎言包裹的赤诚坚守,以及悲剧底色之下的生命韧性,抽丝剥茧般展现在观众面前,令人动容,更引人深思。

一、叙事重心的偏移:从“复仇”到“抚孤”的悲剧性开掘
扬剧《程婴救孤》突出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其对传统叙事重心的成功偏移。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乃至近年颇具影响的电影版中,“搜孤”“救孤”的紧张悬念与最终“复仇”的酣畅淋漓,往往是情节的核心驱动。而这部扬剧以“救孤”为核心命题,将聚光灯从复仇主角赵氏孤儿身上移开,牢牢锁定在舍身护孤、隐忍守义的程婴身上。全剧的核心动作不是“复仇”,而是“十六年抚孤”;核心冲突不是外部与奸臣屠岸贾的正邪对抗,而是程婴漫长岁月里的内在精神崩塌与自我坚守的博弈。
这一转变深具现代悲剧意识。剧作以程婴向屠岸贾“举报”、以亲生幼子替换赵氏孤儿、献出亲子保全忠良血脉为分水岭,将叙事绝大部分篇幅,倾注于此后煎熬人心的十六年时光。这十六年,在传统戏曲中往往被一笔带过、草草收尾,但在扬剧《程婴救孤》中,却成为深挖人性、拷问道义的核心载体。程婴的牺牲,不是一瞬之举的壮烈,而是十六年近六千个日夜的凌迟式折磨。他亲手葬送了亲生幼子的性命,与义士公孙杵臼定下苦肉之计,以双重牺牲瞒天过海,护住赵氏唯一血脉;更主动舍弃个人名节、世俗清白与精神安宁,背负千古骂名苟活于世。他刻意扮演卖友求荣、背信弃义的卑劣小人,主动投靠仇人屠岸贾门下,将赵氏遗孤以“义子”身份置于仇敌羽翼之下,以最险绝的方式守护最后的忠义火种。这种“与狼共舞”的生存险境、“忍辱藏真”的精神负重,构成了程婴悲剧的核心底色。扬剧摒弃了对复仇结果的刻意渲染,专注凝视十六年隐忍的苦难过程,这种对人性煎熬的深度挖掘,远比快意结局更具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二、程婴形象:在“千夫所指”中独自跋涉的伦理受难者
扬剧《程婴救孤》以极为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程婴所承受的三重精神煎熬,成功塑造出一个深陷伦理困境、无人共情、独自跋涉的悲剧灵魂,彻底打破了传统忠义符号的扁平化塑造。
程婴的悲剧,首先是一种伦理困境中的存在性撕裂。他的选择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两种不可通约的“对”之间——对亲生儿子的父子之情、对妻子的夫妻之义,属于私德的自然要求;对庄姬公主的承诺、对忠良血脉的保全,属于公义的道义召唤。二者都是“对的”,但只能择其一。剧中真正残酷之处,并非选择本身的瞬间艰难,而是让这一选择的结果以十六年漫长的“生活”形态展开,而非以一瞬间的壮烈结束。这使得程婴成为一位中国戏曲舞台上罕见的“伦理受难者”:他不是在善恶之间挣扎,而是在善与善之间被撕裂。
具体而言,全剧以三重煎熬层层递进地呈现了这一受难过程。
第一重,是公众舆论的“污名化”暴力。剧中深具感染力的桥段,巧妙融入民间市井视角,以街巷百姓的讥讽议论、朗朗传唱的负面童谣,编织出一张无处不在的羞辱之网。每当程婴穿街过市,周遭的指点唾骂、流言非议如影随形。在传统乡土社会,这种来自熟人圈层的群体性道德审判,拥有摧毁个人声誉与精神信念的强大力量。程婴心怀天地大义、身负旷世牺牲,却被迫背负污秽的骂名,承受世人经年累月的误解与鄙夷。这种内心澄澈清白与外在声名狼藉的极致撕裂,让观众深切感知到,清白名节对于义士的珍贵,以及程婴为守大义主动埋葬自我声名的决绝牺牲。这一艺术处理,将程婴的个人命运悲剧,升华为对抗世俗偏见、抵御群体盲从的社会性悲剧,其沉默隐忍、独自承责的姿态,充溢着孤绝悲壮的精神力量。
第二重,是来自受护者与同道者的误解与锥心伤害。与程婴共谋救孤、舍身赴义的老义士公孙杵臼,在救孤计策落地之初便慷慨赴死,以自身性命筑牢瞒天过海的骗局。公主侍女被屠岸贾审问时,偶然与寄居屠家的程婴相见时,积压的悲愤与恨意彻底爆发。舞台上,公主侍女的痛切斥责,被赋予极强的仪式感,将程婴的“卑劣小人”形象固化于众人眼中。

程婴手握全部真相,深知自身半句辩解之言都不能出口。一旦真相泄露,屠岸贾必将斩草除根,赵氏仅存的血脉即刻覆灭,所有牺牲皆会付诸东流。他只能屈膝跪地,默然承受这份怨恨与责难。这份无从辩驳、无人共情的冤屈,远比敌人的刀斧兵刃更刺骨锥心。十六年后,程婴得知魏元帅还朝,带着赵氏孤儿去朝堂见庄姬公主与晋国元帅魏绛魏元帅时,他们听从世人之言对程婴误解深重,施以责打与唾弃。庄姬公主当年身怀遗孤被困深宫,全程不知救孤内情,无从知晓程婴的隐忍牺牲;手握兵权、身居朝堂的元帅魏绛,与满朝文武、天下百姓一样,皆被表象蒙蔽,认定程婴背弃忠良、告密求荣,是赵氏灭门的帮凶。在深受剧情触动之余,笔者也存有一丝创作遗憾:庄姬公主与魏绛从极致憎恨到知晓真相后的愧疚感念的情绪转折,处理得略显平淡仓促。从刻骨恨意到彻骨愧疚,是人性最剧烈的精神风暴,本应铺陈出错愕震惊、抗拒不信、逐步接纳、崩溃忏悔、愧疚无措的多层情绪递进。倘若剧作能在此处预留充足的表演与叙事空间,人物的情感弧光将更为完整立体,误解消解的戏剧张力也会更加饱满悠长。
第三重,也是最根本的一重煎熬,是替代性亲职带来的割裂式情感负重。十六年间,程婴不仅是赵氏孤儿的守护者、救赎者,更是陪伴其长大、抚育其成人的“父亲”。剧中以细腻质朴的舞台细节,铺陈出这段亦真亦幻、悲喜交织的父子情。孤儿的每一次啼哭、每一场病痛,都让程婴如履薄冰、心惊胆战。剧中程婴衣不解带彻夜照料重病孤儿,待孩子痊愈安稳后,自己心力交瘁的桥段,无声胜有声,将十六年抚育的艰辛、牵挂与惶恐浓缩于一瞬。这份情感极致拉扯、极度割裂:他悉心抚育的是忠臣遗孤,朝夕相伴之际,总会触景生情,想起自己亲自害死的亲生幼子;他对孤儿倾注全部真情、悉心教养,塑造其人格、培育其心性,却时刻铭记孩子身负的血海深仇与复仇使命。多年朝夕相伴的温情,与刻入骨髓的丧子之痛、道义之责常年对峙,让程婴深陷伦理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也正因这份复杂厚重的情感塑造,程婴彻底跳出了传统“忠仆”的扁平符号,成为集大爱、大义、大忍于一身,兼具凡人软肋与圣贤风骨的立体人物。而扬剧专属唱腔更是赋能人物塑造,“大陆板”铿锵悲壮,“梳妆台”婉转深沉,大段独唱曲牌层层递进,将程婴独处时对亡亲的愧疚、对前路的忧惧、无人相知的千古寂寥娓娓道来,声声泣血,令人动容。

三、结局的颠覆:道德运气与悲剧净化的完成
扬剧《程婴救孤》对传统故事较为彻底、较具思辨性的改编,集中体现在结局处理上。对照史料与传统戏曲,《史记·赵世家》中,程婴助赵武平反冤案、诛杀奸臣、昭雪忠义之后,功成身退,主动自刎赴死,以性命告慰公孙杵臼的在天之灵,完成道义闭环。传统元杂剧版本则弱化悲剧性,保留相对平和的收尾。而本剧突破经典范式,重构悲剧结局:十六年后真相大白,屠岸贾得知自己悉心抚养十六年的义子,竟是赵氏遗孤,震怒之下亲手将程婴杀害。这一改编,让无数观众在落幕之时,深陷彻骨的悲凉与唏嘘。
这一颠覆性改编,极大强化了全剧的悲剧冲击力。程婴忍辱负重十六载,舍子、忍辱、负重、坚守,经历守门将军韩厥放走程婴后当场自刎、亲生儿子与义士死亡、妻子悲愤而死,熬过无数黑暗日夜,却终究没能迎来黎明曙光,没能亲眼见证冤案昭雪、正义伸张,更没能等到世人的一句道歉、一份正名,最终倒在正义降临之前的至暗时刻。这种“功成未见、牺牲无名”的宿命,为程婴的人物底色,覆上了一层浓烈的殉道者光辉。
若从悲剧哲学内核加以审视,这一改编触及了“道德运气”的核心命题。一个行动者的道德价值,往往需要命运的“配合”才能获得圆满的叙事闭环——正义伸张、真相大白、受难者获得告慰。史料与传统版本中,程婴的赴死是主观自主的道义抉择,是完成所有使命、兑现所有承诺后的从容谢幕,是超越生存本能、坚守忠义信仰的崇高选择,具备古典悲剧的圆满式崇高感——他在死亡中完成了自己,命运给予了他“配合”。而扬剧版的改编,恰恰剥夺了程婴的这种道德运气。他没有等来任何一个可以“含笑九泉”的时刻,便被无端地抹去。他的死亡带有强烈的偶然性与被动性,是奸臣泄愤的牺牲品。
然而,这恰恰是创作者意欲传递的现代悲剧观:善的践行与其最终的“成功”,并无必然关联。真正的历史残酷,从不在于英雄壮烈的自主落幕,而在于忠义常常被无端践踏、善意常常被偶然毁灭、坚守常常被无声辜负。程婴未尽全功而惨死的结局,不再是个人道义的自我圆满,而是对那个忠奸颠倒、黑白混淆、良善蒙冤的乱世最沉痛、最有力的控诉。忠义的价值,不在于被世界承认,而在于它在被践行的过程中所迸发的人性光辉。舞台结尾极简的舞美设计极致放大了这份悲壮:一束孤冷追光独照程婴缓缓倒下的身躯,周遭无边黑暗吞噬全场,明暗极致对比,将“有价值的美好被毁灭”的悲剧内核,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完成了彻底的悲剧净化。
四、扬剧舞台的悲情美学:曲韵、肢体与空间的协奏
作为极具江南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种,扬剧《程婴救孤》充分发挥剧种艺术优势,以专属曲韵、程式表演、写意舞美,构筑起独属于本剧的悲情美学体系,让古老忠义故事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
扬剧唱腔兼容扬州清曲的婉转细腻与乱弹的质朴刚劲,适配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情绪,将程婴的压抑、痛苦、坚韧与孤绝层层拆解、娓娓诠释。剧中核心抒情唱段,依字行腔、声情共生,尤其程婴独处自省、承受误解、深夜悲恸的段落,演员运用扬剧经典“堆字”唱腔技巧,字字铿锵、声声断肠,将十六年来积压的满腹冤屈与无尽心酸倾泻而出,既满足了戏曲观众的听觉审美,又实现了人物情绪的饱满外化。

演员的身心投入式表演,是撑起全剧精神内核的关键。饰演程婴的李政成,突破单一老生行当的程式局限,融入大量生活化、细节化的表演处理,人物状态层次分明、精准入微。面对屠岸贾时,身姿谦卑恭顺,神情刻意谄媚,眼底却暗藏极致警惕与隐忍;面对庄姬公主、魏绛的当众误解与责难时,身躯剧烈颤抖,双目含悲,将“有口难言、有冤难诉”的深彻痛楚演绎得极具张力。尤其“献孤”核心桥段,演员依托髯口功、水袖功的程式身段,将人物内心的撕裂、挣扎、悲痛与决绝,实现饱满的舞台外化,无需繁复台词,便让观众窥见人物心底的惊涛骇浪。
本剧舞美设计极简写意、象征意蕴浓厚,全程服务于悲剧主题与人物心境。整体以沉郁的黑、灰为主色调,隐喻乱世朝堂的险恶环境与程婴常年压抑沉重的内心世界;倾斜的屋檐、高悬的利剑等反复出现的舞台意象,暗示无处不在的危机与杀机,铺垫全程紧绷的悲剧氛围。而程婴与孤儿相伴相守的温情片段,舞台则切换暖黄微光,以孤灯、桌椅的简约构图,营造出风雨乱世中片刻的安稳与温情,冷暖光影的强烈反差,精准呼应人物动荡不安、苦中藏暖的心灵空间。市井群戏段落,街坊百姓的讥讽嘲笑、程式化的围攻姿态,以旁白歌谣形式呈现,将程婴围困于舞台中央,以视觉化方式具象呈现“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孤独困境,全方位构筑起沉郁顿挫、直击人心的悲情美学体系。
五、余论:从审美体验到伦理感知的剧场力量
观看《程婴救孤》的过程,并非一场轻松的道德沐浴。剧作没有给出一个可供安心消费的“义士传”,而是将观众一同拖入那长年的隐忍、沉默与煎熬之中。当程婴最终倒在屠岸贾刀下,座中静默,那一刻的震撼并非来自“学习了一个榜样”,而是来自我们被迫与程婴一同承受了“义”的全部重量——它并不轻盈,并不总是通向荣光,它甚至可能通向毁灭。
然而,正是在这毁灭中,我们触摸到了“义”的质感:那是一个人,以一生的孤寂与屈辱,为另一个生命、为一句承诺,所付出的全部。程婴的“忠”,从来不是对封建王权、世家宗族的愚忠,而是对道义、对生命、对承诺的至高坚守。乱世倾颓、忠良覆灭之际,他以一介布衣之微末力量,挺身而出,以亲子性命、毕生名节、半生自由为代价,护住忠义火种、延续良善血脉。他长年不被理解、饱受唾骂、孤独坚守的岁月,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质地,真正的信仰与坚守,从来不是鲜花掌声、众声赞誉中的高调标榜,而是无人知晓、饱受误解、身处至暗时刻的孤独前行。

同时,本剧也深刻揭示了群体性盲从的弊端,引发对大众认知的深层反思。市井流言、孩童歌谣、众人唾骂,本质是无思辨、无求证的舆论暴力。程婴的半生悲剧,除了乱世奸佞的迫害,亦源于世俗大众的无知、偏见与盲从。这也警示当代观众,面对非常之事、非常之人,要保持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敬畏隐秘的坚守与无声的牺牲,这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性与宽容。
这种以审美方式抵达的伦理体验,比任何说教都更持久、更深邃。这或许正是古典悲剧在当代剧场中重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它让我们在安全距离之外,体验一种极致的善与极致的苦,并在走出剧场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小而艰难的坚守,多了一份来自美学深处的理解与敬意。
从创作视角审视,本剧也许还有可打磨精进之处。除前文提及的配角情绪转折略显仓促外,反派屠岸贾的人物塑造稍显脸谱化,全程单一暴戾、奸佞狠绝,缺少人性层次的斑驳刻画。若能适度挖掘其十六年抚育过程中偶发的温情、犹疑与矛盾,打破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范式,既能让正邪对立的戏剧冲突更立体,也能让整部剧的悲剧层次与人性思辨更加厚重深刻。但瑕不掩瑜,这些细微缺憾,丝毫无损本剧的艺术价值与精神高度。
扬剧《程婴救孤》的帷幕缓缓落下,程婴孤独隐忍、伟岸赤诚的身影,却长久萦绕于观众心底。本剧以扬剧独有的江南戏曲美学与现代戏剧思维,为千年忠义母题注入了鲜活、深刻的现代灵魂。整场演出,让观众在剧场中完成了一场关于气节、牺牲、坚守与人性的灵魂洗礼。它既是古典传统题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本,也是地方戏曲承载重大人文主题、传递深沉精神力量的有力证明。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悲怆处见崇高,是这部作品最珍贵的艺术特质。它让我们在泪水中窥见平凡人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更让我们对“义”与“信”这些古老而恒久的人文价值,生出全新的认知与发自内心的敬畏。
作者简介
林华珍,中共扬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