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河山》看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的历史叙事与价值重构

文 | 安昌礼

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便承担着记录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传承抗战精神的重要使命。从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电影的“纪实性”创作（如《克复台儿庄》《活跃的西线》），到新中国成立后“高大全”英雄叙事的形成，再到新时期以来对历史多元性与人性复杂性的探索（如《南京！南京！》《鬼子来了》），抗战文艺的叙事范式始终随着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认知的深化而演变。进入新时代，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还原抗战历史的丰富性、避免“娱乐化异化”（如“抗战神剧”对历史严肃性的消解），同时传递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民族精神，成为抗战题材影视创作的核心命题。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以1937年山东沦陷为背景，聚焦青年党员庄埼风在沂蒙山区开辟、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历程，通过微观个体的命运轨迹折射全民抗战的宏观历史。该剧既延续了抗战文艺“服务救亡”“扎根人民”的传统，又在历史观、叙事手法与人物塑造上实现了创新，成为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的典型范本。

一、历史观的回归与突破：从“单向叙事”到“多元还原”

抗战题材影视的历史观表达，始终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所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意识形态影响，抗战叙事多呈现“功利化”特征——侧重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民间抗战力量等维度有所遮蔽，形成“单向度”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化与思想解放，《血战台儿庄》等作品开始还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史实，《我们的河山》则全面呈现全民抗战的复杂图景。

（一）“政策叙事”与“民生叙事”的融合

该剧并未将党的抗战政策作为抽象概念进行宣讲，而是将其融入具体的民生故事中，实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统一。例如，剧中对《论持久战》的传播，并非通过领导人的演讲场景，而是通过庄埼风向沂蒙山区百姓“以案释理”的方式展开——他结合当地村民“保家卫国”的朴素愿望，用“打持久战就像守自家菜园，既要防一时之盗，更要长期护园”的通俗比喻，让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百姓可理解的生存智慧；又如“减租减息”政策的呈现，通过地主与佃农的矛盾调解、粮食分配的具体场景，展现政策如何解决百姓的实际困境，进而激发其抗战积极性。这种叙事方式延续了抗战时期“文艺大众化”的传统——抗战电影先驱史东山曾提出“电影要贴合农民观众的接受习惯”，《我们的河山》则进一步将“政策大众化”转化为“政策生活化”，避免了历史叙事的空洞化。

（二）“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互补

与传统抗战剧“侧重敌后游击战”的叙事倾向不同，《我们的河山》虽以敌后根据地建设为核心，但并未割裂其与正面战场的关联。剧中通过“消息传递”“伤员转移”等情节，侧面呈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抵抗——如庄埼风带领游击队协助国民党军队转移伤员，展现“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同时，通过百姓对“前线战况”的关切、对“全国抗战局势”的讨论，构建起“敌后—正面”相互支援的历史图景。这种叙事既符合“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本质，也回应了抗战文艺研究中“还原历史整体性”的学术呼吁。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叙事”的结合

该剧并未局限于中国抗战的本土场景，而是通过细节设计凸显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例如，剧中出现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等角色，既展现“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历史背景，又通过其与中国百姓的互动（如华侨青年学习沂蒙小调、国际医生适应山区医疗条件），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理念。这种叙事突破了传统抗战剧“封闭本土视角”的局限，呼应了当代抗战文艺“走向国际传播”的需求——正如学者蒋晗朦所言，新时代抗战影视需“将‘抗战叙事’转化为‘二战故事’，将‘抗战价值’提炼为‘人类共同价值’”。

二、叙事策略的创新：从“英雄叙事”到“全民叙事”

抗战题材影视的叙事范式，经历了从“英雄中心化”到“全民群像化”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作品，多以“孤胆英雄”为核心，百姓多作为“被拯救者”存在；新时期以来，《斗牛》《八佰》等作品开始关注“小人物的抗战”，但仍未完全摆脱“英雄叙事”的框架。《我们的河山》则彻底转向“全民叙事”，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平民视角”的叙事立场，展现“人民是抗战主体”的历史本质，延续并发展了抗战文艺“扎根人民”的创作传统。

（一）“多线叙事”构建全民抗战图景

该剧采用“村庄为核心、人物为节点”的多线叙事结构，以沂蒙山区的刘村、李村等村庄为场景，串联起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华侨、国际友人等不同群体的抗战故事。例如，主线围绕庄埼风建设根据地展开，副线则包括：佃农王二柱从“胆小怕事”到“主动参军”的觉醒过程、地主刘老爷从“妥协求安”到“捐粮抗日”的转变、女教师林秀娟组织妇女救国会的活动。这些线索相互交织，既展现了不同群体的抗战选择，又凸显了“全民抗战”的凝聚力——正如剧中台词所言：“河山不是某个人的河山，是每个中国人的河山，守河山要靠每个人的手。” 这种叙事方式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群像叙事”一脉相承，如《中华儿女》通过多个平民英雄的故事展现抗战精神，但《我们的河山》进一步强化了“群体互动”的叙事逻辑，避免了“群像叙事”中人物的碎片化。

（二）“平民视角”挖掘人性的复杂性

该剧摒弃了传统抗战剧“英雄无缺点、反派无人性”的脸谱化塑造，通过平民视角挖掘人性的多面性。例如，剧中的地主刘老爷并非“纯粹的反派”，他初期因“怕得罪日军”而拒绝捐粮，但在目睹日军屠杀村民后，最终选择“毁家纾难”——这一转变既符合“民族大义战胜个人利益”的历史逻辑，又展现了人性从“自私”到“觉醒”的真实过程；又如日军士兵小林，并非“纯粹的侵略者”，他因“被军国主义洗脑”而参与战争，但在与中国百姓的接触中（如目睹村民救助受伤的儿童），逐渐产生对战争的怀疑。这种人物塑造呼应了抗战文艺研究中“人性反思”的学术方向——厉震椿、罗馨几曾提出，抗战影视应“强化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揭示，挖掘道德‘灰色区域’的人性解读”，《我们的河山》则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将这一理论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

（三）“情感叙事”凝聚民族认同感

该剧并未过度渲染战争的“血腥暴力”，而是通过“情感共鸣”传递抗战精神，避免了历史叙事的“苦难消费”。例如，剧中“军民鱼水情”的呈现，并非通过“战士牺牲、百姓痛哭”的悲情场景，而是通过“村民为游击队缝棉衣”“战士帮百姓抢收粮食”的日常细节——这些场景虽无激烈的戏剧冲突，却让“军民一体”的情感内核更具感染力；又如“家国情怀”的表达，通过“家庭团聚”与“山河破碎”的对比展开——庄埼风因抗战错过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村民王二柱为保护家人而加入游击队，这些“小家与大家”的情感冲突，让“保家卫国”的抽象理念转化为观众可共情的个人体验。这种叙事方式延续了抗战电影“情动美学”的传统——如《中华女儿》通过“八女投江”的情感场景激发观众共鸣，《我们的河山》则进一步将“悲情共鸣”转化为“温情共鸣”，同样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三、文化价值的传递：从“历史记忆”到“精神传承”

抗战题材影视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精神动力”。抗战时期，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通过记录历史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新时代，抗战影视则需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传递符合当代需求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河山》通过“历史真实的还原”“民族精神的提炼”“国际话语的构建”，实现了抗战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为新时代抗战文艺的创作提供了价值坐标。

（一）还原历史细节，守护集体记忆

该剧高度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从场景道具到语言服饰，均力求贴合抗战时期的沂蒙山区风貌。例如，剧中村民的服饰采用“粗布棉衣、绑腿布鞋”，符合当时山东农村的生活条件；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土枪、大刀”，还原了敌后武装“装备简陋但斗志顽强”的历史事实；甚至剧中的“沂蒙小调”，均采用抗战时期流传的原版曲调，避免了“现代音乐植入历史场景”的违和感。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坚守，呼应了抗战文艺研究中“史料整理与历史真实”的学术主张——陈池瑜曾提出，抗战文艺研究需“加强史料整理，全面客观呈现抗战文艺的辉煌成就”，《我们的河山》则通过艺术实践，将“史料真实性”转化为“影像真实性”，为观众构建起可信的历史场景，守护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二）提炼抗战精神，赋能当代社会

该剧并未将抗战精神抽象为“口号式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行为与故事，提炼出符合当代需求的精神内核。例如，“艰苦奋斗精神”通过庄埼风带领游击队“开荒种地、自制武器”的场景展现，呼应了当代“脱贫攻坚”“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需求；“团结协作精神”通过“村民与游击队共同修建防御工事”“不同村庄联合抗敌”的情节呈现，为当代“社会治理”“团队合作”提供了历史借鉴；“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救助日军伤员”“保护难民儿童”的情节，传递了“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当代理念。这种精神提炼方式，延续了抗战文艺“以史为鉴”的传统——如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通过“黄河奔腾”的意象传递民族精神，《我们的河山》则进一步将“历史精神”与“当代需求”结合，实现了抗战精神的时代赋能。

（三）构建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抗战故事

在全球化语境下，该剧积极构建抗战叙事的国际话语，为中国抗战故事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可能。剧中通过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视角，展现中国百姓“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的抗战形象——如国际医生马克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农民用最简陋的工具抵抗强大的侵略者，他们的勇气让世界看到了反法西斯的希望。”这种“他者视角”的叙事，避免了中国抗战叙事的“自我言说”局限，更易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同；同时，剧中对“华侨抗战”的呈现，展现了“全球华人共赴国难”的历史事实，为“海外华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历史依据。这种国际话语构建，回应了学者蒋晗朦的观点：“新时代抗战电影需‘将抗战记忆国际化’，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抗战故事”，为中国抗战叙事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作为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的代表作，既延续了抗战文艺的优良传统——如“纪实性”的历史态度、“大众化”的叙事立场、“服务民族”的价值导向，又在历史观、叙事策略与文化价值传递上实现了创新突破。它通过“政策叙事与民生叙事的融合”还原历史真实，通过“全民叙事与人性挖掘”丰富艺术表达，通过“历史精神与当代需求的结合”传递文化价值，为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如何平衡“历史严肃性”与“艺术感染力”、“本土叙事”与“国际视野”提供了可借鉴的创作范式。

从抗战时期的“电影抗战”到新时代的“抗战影视”，抗战文艺的叙事范式始终在演变，但“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核心使命从未改变。《我们的河山》的创作实践表明，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唯有扎根历史真实、立足人民立场、呼应时代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文化价值，让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作者简介

安昌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张家港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家港市书画院副院长。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