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碑上的人性镌刻

——秦腔《无字碑》的突破与困境

文 | 王茸茸

在乾陵无字碑的投影中，秦腔《无字碑》以四折戏的凝练结构，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的传奇人生浓缩成一场关于权力、人性与历史的、充满现代性思辨的大戏。这部由西安三意社历时六年打磨的新编历史剧，通过符号系统的隐喻构建、叙事视角的哲学转向、表演美学的跨界融合，完成了对武则天的当代重述，既彰显了陕西作为历史重镇的文化自信，也是一次对传统戏曲美学的突破性探索。当历史的尘埃落定，这座舞台上的“无字碑”究竟该镌刻怎样的艺术评断？

传统历史剧惯以线性叙事铺陈帝王功过，而《无字碑》的创作团队却选择了一条更具现代性的解构之路，其在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证的虚实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编剧罗周以“大历史观”为根基，摆脱了“女皇功过论”的叙事窠臼，将武则天置于“废黜天子以保天下”的宏大叙事中，既未回避其权力争夺的血腥，也未简化其作为女性统治者的复杂处境，将笔触深入武则天作为妻子、母亲、政治家的三重身份悖论。《无字碑》只有四折，分别是“钩心”“进饼”“入戏”“面碑”，刻画了一代女皇武则天面对丈夫（李治），儿子（李贤）（李显），朝臣（狄仁杰）复杂的心理活动。“武则天从掀天的巨浪、淋漓的血色、锐利的荆棘中走来，越过最亲近的家人，只为追寻心中更宏阔的图景：日月交辉，并凌长空。”罗周说。导演张曼君则以“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八字凝练武则天的一生。全剧通过高宗李治病榻前的试探性对白、李贤流放巴州后母子反目等情节，揭示了权力与亲情之间的撕裂，而这些冲突的根源被归结为“李家后人难承中兴之责”的历史必然性。当武则天在废黜亲子李显时唱出“刻不尽千般酸苦强颜忍，刻不尽万钧责守一力擎”，权力的重量早已超越了龙椅的实体，化作人性枷锁与使命担当的辩证存在。这样的情节处理既符合史实逻辑，又赋予了人物行动深刻的悲剧性。

《无字碑》的艺术创新不仅体现在叙事层面，更是通过符号系统的隐喻性设计，实现了戏剧语言的现代转型。全剧以“龙椅”“日月灵象”“无字碑”三大意象贯穿始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意体系。两把龙椅的并置与消长，隐喻着皇权更迭的残酷法则，当武则天从李治身后走到龙椅左侧，最终独坐中央，这种空间位移无声地诉说着江山易主的艰难冷酷，而龙椅的“仪式化”呈现（如开场的隆重抬出），则强化了帝王权利的威严。日月交辉的幻象贯穿全剧，其既是对武则天“曌”名的呼应，亦暗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源自“天道”而非传统宗法。这一意象在人物彷徨时反复出现，成为其精神支柱的视觉外化。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无字碑在可旋转的装置中成为多维叙事的核心支点——正面镌刻的《述圣记》与背面空白形成镜像对照，恰似福柯“话语即权力”的戏剧注解。无字碑既是武则天“功过任人评说”的历史遗存，更是创作者对历史叙事的解构——刻不尽的“千般酸苦”与“万钧责守”，最终归于“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哲学境界。剧中三次“更衣”仪式构成权力叙事的转喻系统，衮冕、法服、常服的置换过程，既是武则天从共治者到独裁者的身份转变，也是其突破性别桎梏的身体政治宣言。

戏曲行业特有的“角儿”文化，使演员与观众形成共生关系。名角的诞生依赖戏迷群体的口碑滋养，而忠实观众群体又需要角儿的艺术魅力维系，这种双向奔赴的口碑循环，构成了戏曲生态的核心驱动力。“侯红琴是一个好把式，唱念之间，有板有眼，精神气象，尽显一代女皇的威严。”她在秦腔《关中晓月》里演过慈禧，举手投足，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唱腔大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采访时她说，塑造“武则天”这个人物，她“讨巧”了，作为一个青衣正旦，年龄，天分，经验，能量场，正当时候。这个角色，由正旦到老旦，行腔也在发生变化，她以“刚柔并济”的演绎风格，既展现了“日月凌空，光照万方”的帝王气魄，又以“弃舍了意绵绵贤淑柔顺”的悲怆唱词，道尽了女性在权力漩涡中的矛盾、不甘与决绝。在“还政李唐”核心唱段中，其声腔在旦角的清越与净行的浑厚间游移，嗓音的性别模糊对应着权力身份的流动。这种表演美学的革新，恰如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当演员通过声腔变化打破生理性别与行当程式的固定关系，实质解构了传统戏曲中的性别本质主义。

相较于传统秦腔的“起承转合”六折或八折体例，《无字碑》四折戏的分量很匀称，也很平行，这种压缩处理使戏剧冲突更集中，即便在一定程度上使秦腔本体叙事的丰盈性做了必要的让步。该剧名角加持，行当齐全，“唱”的分量足够，让喜爱秦腔的观众一次性听过瘾。戏曲音乐是戏曲剧种最具识别性的标志，该剧将秦腔“六大板式”与西洋乐器嫁接，拓展了音乐表现力，如果本剧在唱腔伴奏时适当削减比重，秦腔本体辨识度会更明显，秦腔味道会更浓郁纯正。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充满哲学思辨意味，比如“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等充满中国智慧的哲思语言和哲学境界，提升了剧作格调。作为宫廷皇家的语言体系，这样的对白再正常不过，而且这些充满智慧启迪的哲思语言也赋予了作品思想高度和深度。我们知道，台上演的是皇家故事，台下看的是百姓大众，如果两种语言体系能够在瞬间被理解接受，将达到最佳审美接受效果。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多元在于既容得下“下里巴人”的鲜活，也护得住“阳春白雪”的清雅。如何平衡作品思想深度与剧种本体的属性、大众接受等之间的关系，是传统戏曲现代转型必须面对的课题。

“于无碑处见谥碑，于无铭处诵墓铭”，无字碑上一字未有，却镌刻着一部关于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史诗。当舞台灯光渐暗，这座戏曲舞台上的“无字碑”，或许正是传统戏曲在现代语境中寻找自我定位的精神镜像——它既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又敞开着未来的可能。

作者简介

王茸茸,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