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周的“建设性”与“破坏性”

文 | 王馗

2010年罗周以昆曲《春江花月夜》的成功创作，开启了作为专业编剧的艺术生活。在此之前，她已经有过十年的小说写作和十多部戏剧的积累；在此之后，她广泛涉猎话剧、歌剧、舞剧等艺术门类，尤其在戏曲创作领域佳作迭出，15年间上演的作品超过110部。

作为一个艺术的“天才”，她在四十多岁的大好年龄，就已经频频获得国内戏剧领域的最高奖项，至今创作完成将近150部剧本，未来的戏曲创作亦不可估量。作为编剧，罗周是成功的；而她作为一个戏剧工作的组织者、领军者，同样也是成功的。近年来她以一个人的示范，组建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这个平台，培养起一支由青年编剧组成的创作团队，并带动全省大量的编剧人才，密切深入众多剧种、剧院团，用成功的剧本创作让一批表演艺术家走向成熟，让一批剧种、剧院团在全国艺术舞台上精彩亮相，对戏曲传承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可见的成绩，被誉为“罗周现象”，是她在这15年带给江苏乃至中国戏曲突出的贡献。

罗周的出现被看作是“横空出世”，在被高度评价之时，当然也一直不乏被质疑。面对她才情烂漫的剧词文学，质疑就指向她的作品结构，以为她只是曲词写得好；面对她坚持的“四折”加“楔子”，质疑就指向她的结构模式化，以为她只是在效法元杂剧；面对她变化多端的结构、形象，质疑又指向她缺乏情节，以为她背离了戏剧普遍的写作法则……诸如此类，她丝毫不受影响，以不断趋于成熟、自由的写作方式，按照自己的创作逻辑推出一部部更加精彩的作品。尤其是文艺领域在十多年来出现很多创作误区和弊端时，罗周的创作几乎全部都在艺术层面力求创造，推崇她的人认为这是百年来未有，是“一枝独秀”；而质疑她的人则认为这是编剧和评论者之间狭隘的默契。在赞毁之间，她依旧云淡风轻，以超常的创作热情，用井喷一般的精品力作让评论者几乎无暇定论，又不断地惊艳于她更新的构思和创意，仅仅在2024年一年中，她就有14部作品首演，基本上做到一剧一品，绝无雷同。评论者、质疑者的认识，已经无法赶上她的创作。

罗周的创作当然不会部部都无可挑剔，她的作品也会存在质量上的参差。但是，沉潜于创作中的她，几乎是屏气凝神，心无旁骛地为笔下的艺术形象，赋予独立的个性气质，因此那些由她创造的戏剧人物必然地带着“陌生化”的新鲜感。秦腔《无字碑》北京演出之后，罗周在微信中发表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武则天”这个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在这部作品中成为一个不愿被任何世俗的、时代的概念来限定的女人，眼中看到的“甚至不是王国的前景，而是、只是她自己”，因此她提出“《无字碑》在看历史吗？看亲情的戕害吗？看人性的异化吗？不是，今天我觉得都不是。我在看的，就是一个生命——女性生命——摧枯拉朽，一往无前，不计利害，连解释都懒得说一声地，有多么灼热、强大！”这样的一种立场和体贴，完全不是既往戏剧影视中对于武则天的解读，而是立足在一个行走在政治巅峰的女性，在面对丈夫、儿子所构成的最后一层亲情的束缚时，用自己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摆脱着固有的政治、道德、伦理、秩序的裹挟，在一次次的情感伤害中走向自我的成就。尤其在面对着日月凌空的自我印象时，武则天感受到的“大道孤勇”，正是她身处斜阳残照、寂寞陵寝时，对于自我生命的又一次新的释放。因此“无字碑”中人生功过的无与有，碑铭赞毁的存与废，最终都无法拘限这样一个女性独立的人生成长。罗周以完全不同的“陌生感”，为“武则天”确立了只属于她的生命、精神，在秦腔慷慨激昂的声腔表演中，让她拥有了只属于大唐的生命气质，当然也接通了今天对于人、对于女性、对于历史的当代认知。

戏剧创作从来强调剧本“一剧之本”的价值立场，这个“本”是舞台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会在舞台二度创作者中获得检验、调适和调整，因此作为编、导、演等主创共同构建的舞台艺术中，剧作家的思想立场、艺术理想常常会被肢解改变。而罗周在创作中所确立的“本”，以自己苦心孤诣的发现，用人物形象的“陌生感”树立起编剧在题旨、结构、形象等方面的独立价值。特别是在创作过程中，罗周会更加主动地从演员、剧团、剧种等角度，抽绎出更加契合并张扬艺术形象的气质、个性、风格，让形象的“陌生感”走向唯一。无论是拥有“南昆风度”的江苏省昆剧院、施夏明等艺术家群体之于《瞿秋白》《世说新语》《唐才子传》，还是“扬剧王子”李政成、《板桥道情》之于《不破之城》《郑板桥》，抑或是昆曲、石小梅之于《乘月》《六道图》等，都在罗周创作观照中被整合成具体的艺术形象和戏剧结构。这种创作立场不仅仅为戏曲提供了底本，更为创作展示了文学在舞台艺术的主导价值和引导作用，这也是从元明以来中国优秀戏曲创作所共有的艺术观念。特别是当戏曲创作走向因循、趋奉和随顺时，这样的艺术观念将文学、艺术、戏剧力主的“人学”做了最有定力的张扬。因此，罗周“陌生感”的题材开掘与独立写作，凸显的正是“编剧”这个职业、这个文化工作本该具有的人文定位。这是罗周创作的价值所在，也是一切优秀的戏曲编剧共有的职业理想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罗周的创作是极具“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是所有优秀的剧作家们都需要具备的创造能力，是戏曲建设的必要组成；它不断地挑战、冲刷并毁灭着固有的戏剧思维和世俗羁绊，让戏曲、艺术、文学自身的尊严得到回归。一个时代的伟大，一定与这个时代中个体与群体，独立的个性、生命和意志密切相关，罗周以她对创作的纯粹投入，葆有着作为剧作家的独立价值，也让她的艺术一次次地展示着时代生活的伟大。

如同众多的评论者所肯定的那样，罗周的创作毫无疑问在今天的戏曲创作中是极具建设性的，那些对于剧种、剧团和艺术家目之可见的贡献即是证明。但是，罗周作为当代的剧作家，在面对已经有着将近百年的时代命题——戏曲现代化，她用自己的作品为这个持续的命题，贡献了新的建设空间。

一、罗周创作秉持的古典化立场，是戏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提出，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那么经过五十年代“遗产化”的立场纠偏，八十年代“戏曲化”的立场校正，戏曲现代化不断地因应着戏曲艺术与时代文化的需求而有所调适，让中国戏曲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民族个性和民族气质。在新世纪以来文化多样化的格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再地显示出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而戏曲优秀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品格，正在新世纪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得到了重新梳理。罗周在创作中秉持“新古典”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她娴熟掌握并驾驭杂剧、传奇以及近代以来花雅戏曲创作的优秀传统，而且将肇基于古典的创作方法广泛地适用于历史剧、古装戏、现代戏等多元题材领域。戏曲现代化固然以开辟现代戏作为其重要的实践方式，但正如不少理论家所强调的，古装题材同样需要赋予现代性；同理，罗周的“新古典”作为衡量戏曲品质的重要准则，不仅决定着古装题材的艺术品相，而且也决定着现代戏、现实题材的艺术品质。在近十多年来现代戏创作走向极度繁盛而普遍面临艺术品质粗陋的弊病之时，罗周用大量的古装精品以及《当年梅郎》《瞿秋白》《烛光在前》《有盐同咸》等现代戏力作，显示了“古典性”对中国戏曲艺术品格、文化品格的核心价值立场。她的创作以古典性的张扬，一再地为戏曲现代化确立了与“现代性”堪为一体两面的立场。

二、罗周创作秉持的“剧诗”立场，展示着戏曲文学自身的本体价值。“剧诗”是张庚先生生前在戏曲研究中的重要立场之一，将元明以来戏曲作为诗之余续的观念，给予了理论化的提升。在戏曲写作中，剧诗既体现在诗韵化的唱词文学写作，也体现在诗律化的节奏结构，更体现在诗意化的风格表达。而在戏曲创作中，剧诗也呈现在演员、形象和艺术空间的表达，成为戏曲民族化个性塑造、展现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悠久的创作传统，决定了戏曲剧诗的多样化趋向，也决定了数以几百计的声腔剧种在剧诗表达时丰富的体系构成。因此，罗周对昆曲剧诗的娴熟驾驭，以及应对于不同剧种所创作的剧诗形态，重新接续了元明以来的文人戏曲创作方法，也延续并升华了清代以来戏曲的民间传统。罗周用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让昆曲的文人创作传统在清代中叶以降的断裂后，很好地实现了重续；甚至在她影响下，一大批的青年昆曲创作者将“曲牌”“格律”等艺术准则，作为昆曲以及古典剧种文本创作的生命线，这就完全改变了上百年来昆曲因陋就简的俗创方法。当然，基于她的文学和学术修养，她的剧诗创作面对众多戏曲剧种，还不能产生浑然于乡土民间的艺术品质，但是她对剧诗文学的把握，也让很多剧种粗糙的、浅陋的戏曲写作，拥有了精致化、文化人的提升，采茶戏《有盐同咸》的山歌体、扬剧新作中道情的文学创作、锡剧《烛光在前》中民间吟唱的书写等，即是重要的实践。

三、罗周创作秉持的现代立场，确立了戏曲艺术的新文体。罗周是当代的剧作家，她对当代文化的体验成为戏曲写作的重要内容，将时代的文化艺术立场、生活内容渗透于剧本创作，自然成为她艺术个性的重要前提。她没有把戏曲剧本创作看作是外在于自己的工作领域，而是视为与自己休戚相关的生活方法，这就让她的作品呈现出鲜活的时代立场，展现着这个时代的人面对戏曲艺术时特有的思考和立场。因此，罗周的作品可以按照一桌两椅的传统舞台来表达，也可以用声光电的现代舞台来诠释，但作品的文学空间却不局限于文字所涵涉的意义和内容，而在时代质感上尤显示出更加丰富的内涵。这就要求二度创作者要有更高的艺术深掘和技术把握。例如《瞿秋白》在结构上通过白昼、夜晚的双线构设，凸显时空交织带来的虚实印象，尤其母子异地时的舞台处理，导演张曼君即通过光影与人的关系，回应着剧本文学中母子彼此走进对方精神空间的玄幻特征。而在《六道图》中确立的卢罂公与吴道子的师生因缘，则是人物进入艺术创作困境时出现的人性本真，显示出他们在虚实、真幻之间的形象特质，这就要求舞台艺术在把握一念之间即在天堂地狱的哲学思辨，在戏曲惯常的价值立场中强化诉诸于精神和心理的人物塑造之法。这些剧目展示出来的艺术空间，实际上改变了戏曲在叙事、抒情的一般特点，而将思想、精神层面的灵动转化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思考、探索，进而成为戏曲着力表达的内容。罗周在戏曲创作中体现出的当代个性，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应该努力张扬的，当然也应该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戏曲艺术家。因此，她的创作立场肯定是百年来所未有，而且应该是今天和将来戏曲艺术家所必有，惟其如此，戏曲才会成为中国人当代的艺术、未来的艺术。

（作者根据“江苏文艺名家晋京——罗周编剧作品研讨会”现场发言提纲整理）

作者简介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