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2026·长三角电影发展联盟——第十七期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进入第二天的课程，特邀尹鸿教授作《电影创作新现象观察》专题讲座。

　　尹鸿教授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兼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电影学院院长。作为中国电影产业与影视传播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尹鸿教授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等重要奖项评委。担任过数百部（集）影视剧的策划、顾问和艺术指导。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此次授课紧扣研修班的青年编剧培养目标，从电影市场与观众的变化切入，引导学员重新审视题材发现、类型创新与电影表达。当今时代媒介形态的拓展、观众需求的分化与生产技术的迭代，既为影像叙事打开了新的空间，也对电影如何吸引观众、打动观众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解这一变局，需要将市场变化、审美需求与创作规律结合起来，在大视听格局中重新确立电影的独特价值。

　　一、媒介生态变革：

　　影院消费收缩与影像叙事扩展并存

　　尹鸿教授指出，媒介生态的丰富必然会影响电影的地位和命运，网生代、Z世代人群也必然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化生活方式。电影所面对的变化，因而需要放在当前媒介环境和代际生活经验之中理解。

　　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观众进入影院之前。在上一轮电影产业扩张中，大量影院建在商业综合体，与购物、餐饮、社交等活动共享人流。此后，影院逐渐向中小城市延伸，春节档成为重要档期，国产电影也与更广泛的本土观众建立了联系。如今，线上购物、外卖与移动社交分流了部分线下活动，丰富的媒介业态又填补了观众日常生活的闲暇。观影的机会成本提高，使得影院观影越来越难以成为一种常态消费行为。

　　但影院消费的门槛提高，并不意味着影像叙事的空间缩小。“通过影像来叙述故事，这件事情将会越来越普遍。”视听内容持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影创作者的能力也可以在剧集、微短剧、漫剧等不同形态中发挥作用。电影所处的环境，已从以影院为中心的单一传播格局，转向覆盖多种应用场景的大视听格局。

　　尹鸿教授将这一格局概括为“数智为基、场景为用、内容为王”：数字和智能技术提供生产与传播的基础，影院、客厅、移动终端等形成不同的应用场景，内容创作则需要回应各场景中的观看方式与审美需求。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也使视听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衍和复制。当生产数量不再稀缺，同质内容反而大量增加，竞争便进一步转向质量与影响力。有独创性的优质内容，才可能在大规模供给中占据主导。

　　媒介形态的扩展，并未改变电影美学的基础地位。电影积累的视听语言和叙事经验，仍是其他影像形态靠近的标杆。视听传播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电影美学为基础的视听创作将会进入不同的应用场景，从而更加大众、更加普及、更加有影响力。对创作者而言，大视听格局打开了参与不同场景内容生产的空间，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创造值得观众专程走进影院的作品。

　　二、后类型创作：

　　从故事程式转向生活发现

　　尹鸿教授以“后类型片时代”概括当下电影创作中值得关注的一种变化：熟悉的类型程式之外，作品越来越需要独特的生活经验与表达方式。大量低成本、多元化内容涌现，精准满足特定圈层观众的细分需求。电影若仍沿用同一套模式，很难让观众获得新的体验。传统类型片“没那么香了”，近年受到关注的电影作品，大多在类型中引入新的关系和现实经验：《飞驰人生》把喜剧与体育竞技结合，《抓娃娃》把喜剧置于家庭教育问题之中，《唐人街探案》系列则持续调整喜剧、悬疑与历史等元素的关系，类型融合、类型作者化、类型片社会问题化正在成为常态。

　　由此，“反对标”应当成为创作自觉。寻找对标作品有助于判断市场，却容易让题材、人物和表达都沿着既有路径运行。近期许多引起广泛讨论的现象级、“黑马”电影，恰恰缺少可直接对标的既有样本。创作者需要回答的，不是“这部电影像哪一部成功作品”，而是它把观众带到了什么尚未充分呈现的生活之中。

　　真实事件改编、文学改编与地域题材的热度，也提示创作从“编故事”回到“写人”。一些创作过于依赖预设故事，再为人物配置动机，靠偷听、车祸等巧合推动转折；真实事件与文学作品则提醒创作者，故事应从人的处境、行动和命运中生长。地域题材同样不能止于方言与风景，《爱情神话》《好东西》吸引观众的，是具体城市中的人物怎样相处、怎样表达情感，以及那些单靠故事技巧难以编造的生活质地。

　　在现实题材的表达方向上，尹鸿教授提出“向上、向善、向前、向美”：格调向上，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与积极的力量；价值向善，肯定善良及其应有的回报；视野向前，在现实矛盾的呈现中写出社会的进步；审美向美，避免将丑、暴力、血腥与黑暗仅仅作为博取眼球的手段，通过艺术表达加以净化。他以《我不是药神》《第二十条》等作品为例，说明现实题材如何在人物经历与问题解决中呈现法治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历史题材同样需要从宏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在人物怎样生活、交往和做出选择的细节中，呈现信念形成的过程。传统文化的转化，应进一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人民性、平等性、民主性的内容，辨认其中仍能回应当代情感的精神资源，并作适当的现代化转化。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抗拒既定命运之所以能够被不断重述，正在于其中对自由和自我选择的渴望。从现实、历史到传统，后类型创作的共同路径，是以具体的人激活题材，以今天的情感经验重新组织故事。

　　三、电影何以不可替代：

　　从未知故事到共享情感

　　当便捷、廉价的视听内容随手可得，观众为什么还愿意放下手机、走进影院，把一段时间完整地交给一部电影？尹鸿教授从“线性故事”“沉浸体验”“共享情感”与“镜梦机制”四个维度，说明电影仍能提供怎样的观看体验。

　　线性故事不由观众控制。事件将怎样发展、人物命运会走向何处、情感又将如何改变，层层悬念带领观众经历未知。影院相对集中的环境，让人有机会暂时离开日常的信息干扰，跟随故事完成情感的积累。电影还可能留下可供交流的共同经验：散场之后，人们仍记得一个人物、一场戏，愿意与别人谈起它为何打动了自己。

　　“镜梦机制”解释了银幕上的陌生生活为什么会与观众有关。电影像镜子，映出未曾见过的世界与人性；也像梦，让人把自己的焦虑、愿望和期待投射其中。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熟悉的陌生性”。只展示新奇的题材，观众可能仍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尹鸿教授以“小人物”为例：身份普通并不会自然打动人。一个人先有胆怯、自保与犹豫，后来仍选择挺身而出，观众理解了他原本想退避的理由，才更能感到凡人勇气的份量。

　　如何把这些观看体验落实为创作？尹鸿教授进一步总结了八项内容：人物的独特性、故事的超常态、叙事的完整性、表演的生动性、主题的共情感、节奏的高密度、视听的流畅感与形式的极致性，引导创作者“创造更强的影院性”。

　　这样的体验也要求创作者重新把握表达的分寸，电影中的大场面和情绪渲染并非越多越好。人物一个转头已经传达的心绪，无须再用慢动作和音乐反复解释；高潮已经抵达，若仍久久不肯收束，观众原本澎湃的情绪也可能被消磨。影院中的完整观看需要情绪逐步累积，却不意味着把每一分情绪都说尽。一个故事“编得还不错”，不足以成为观众买票的理由。电影需要让观众经历不可预知的命运，并从中带走对生活与人性的新感受。

　　四、创作主体性：

　　以生活发现突破标准化供给

　　面对人工智能对视听创作的影响，尹鸿教授把问题落回创作者自身：当编剧技巧越来越容易被掌握，创作者还能提供什么独特的东西？

　　他用“炒菜”作比，当工具和预制品使许多人都会做菜，创作者更需要找到别人找不到的原材料。如果生活圈子、信息来源和日常经验都与他人相近，仅凭熟悉的技巧，便很难写出不同的故事。

　　寻找这样的原材料，需要在不一样的生活中扎下根来。比如，走访一个村庄一两天，尚不足以真正了解那里的人：谁家早起、谁家晚起，一家人由谁承担劳动、又怎样相处。细节可以经过艺术加工，“而这些细节的原材料一定来自于生活”。当创作者对这些日常关系了然于胸，人物才会在心中活起来。即使是幻想类作品，也需要让人物的情感与关系扎根于可信的细节，才能使观众相信这个世界。

　　对生活的认识，最终要回答人物为什么这样行动。尹鸿教授谈到英雄人物时追问：一个人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作出选择？信念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呈现它形成的来路。它可能起于一次偶然的行动、一点希望得到认同的心情，又在此后的选择中逐渐生长。略去这个过程，只写英勇与牺牲，人物就容易成为缺少真实来历的“神人”。

　　人物有了自己的动机，冲突才有内在依据。尹鸿教授进一步指出，“戏剧性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所构成的戏剧性”；即使双方都怀有善意，也可能因为目的无法两全，形成更撕裂人心的冲突。“善与善”的冲突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双方各有合理的理由，却无法同时实现各自的愿望。人物有了自己的来路，思想才能从他的选择中显现。

　　“走出舒适区”“走进深水区”“勇闯无人区”，是尹鸿教授对青年创作者的提醒。他以审稿经验为例提出，最怕一份剧本“人人都可以改”：一句话换种说法也行，一个桥段挪到别处也行，说明人物与故事还缺少不可替换的依据。当创作者写出超出审稿者经验的题材和人物，对方反而要先向他了解：那里的人真是这样生活、这样说话吗？结构与技巧仍然可以探讨，但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具体生活的理解之上。对笔下世界的深入认识，正是创作者作出判断、形成独特表达的依据。

　　结语

　　电影创作需要理解市场、尊重市场，也需要保有审美的判断与创作的理想。面对媒介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创作者仍可以从对生活的深入认识和对艺术的自主判断出发，在持续的观察、研究与创作中，形成自身的“独特性、专业性、不可替代性”。未来属于将自我独特表达与观众需求变化融为一体的创作者，属于将电影技术与电影成本有效统一的制作人，也属于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先行者。

　　来源：江苏省电影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