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虐与复仇

    如果打一个比方，柯的十五周岁是一页浓墨淋漓的狂草。
    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在这一页上涂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柯的生命充斥着新奇却忧惧、无奈而剧烈的变化。突出的标志是他的并非高干的父母作为设计研究院的中层干部，也双双被打成走资派，双双剃了个阴阳头。
    还没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父母每天进进出出都得在手上提着块写明自己是某某牛鬼蛇神的大木牌，有时还得加上顶硬纸糊就的尖顶高顶子一一那是刚被批斗或游街回来，高帽子得自己保留着，以备次日别的造反派批斗时再用。至于臂上缠着标明身份的黑袖套，则必须２４小时全天候戴在衣袖上，否则将成为对抗革命的又一大罪状。轻则挨两个巴掌，重则随时又被揪上台去，开一场即兴批斗会，再乘一趟双臂后举、头揿成９０度的“喷气式”……
    父母的身份使刚刚够戴红卫兵袖章年龄的柯失去了梦寐以求的资格。终日躲在家中，被屈辱、自卑和不敢公开流露的悲愤啃噬着。并且，一听到“造反有理”的广播曲就心惊胆战。“造反有理”是劫夫谱曲（虽然他很快就失去了这种资格）的一系列毛主席语录歌中最具杀伤力的一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文革刚开始一段时间内，它天天不歇气地在设计研究院的主楼顶上咆哮。而只要它一吼起，柯和同为院里职员家属的同学或伙伴们的心就会拎起半天高，侧耳谛听是否与自己父母有关。因为这首曲子是院内各处所、各帮派造反派们通知召开批斗本院或本处所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前奏曲。不等它落音，肯定会响起内容大同小异、语音杀气腾腾的狂吠：
    通知，通知，ＸＸ研究所ＸＸＸ革命造反司令部，定于今天上午１０点，在院部大礼堂召开揭发批斗走资派ＸＸＸ大会，请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准时参加，勒令ＸＸ研究所所有走资派和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保皇派准时到会陪斗……
    后来，柯的两个哥哥在跟着一伙造反派闹腾了一阵以后，被人家以黑五类子女为由开除。两人一气之下，留下张条子，结伴大串连去，而且一去多年不还。柯的父母起先还能收到他们寄自北京、广州、武汉、昆明等处的几封信，报告他们大串连的最新收获。随后就断了消息。他们到处打听，得到的信息有众多版本，不知该信哪一种为好。而柯最相信的是，他们最终从云南临沧偷渡出境，穿上了缅共军装，帮助缅甸人民抗击美帝去了。姐姐在这一年的年未初中毕业，被下放到郊县插队。她带着投身广阔天地的满怀豪情欢欢喜喜走了。她的父母却在家里暗自叹息。柯感到的则是越发的孤独和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忧伤。
  　现在想来，柯的无名焦虑主要缘于青春期的内在骚动和社会家庭环境剧变的双重挤压。而他又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缺乏基本的知识或理解。许多事他无助，在当时也绝不可能得到必要的帮助。
    幸而，正如部队流行的名言“新兵怕炮，老兵怕枪”一样，柯在经历了头几个月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后，心理上习惯成自然，渐渐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等东西开始麻木起来。
    对于接二连三却没有多少新鲜内容的批斗父母的通知，他听了再也没了先前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可玩或须做的事情，他兴来之时也敢于跑到现场去观摩一番了。这部分原因是同院住着的几乎家家都有走资派，从心理上说，就比只有自家人被打倒要好受一些。同时，父母和同事们很快先镇定了下来，他们找来理发推子，相互把阴阳头剃成全秃，不仅显得体面一些，也使造反派失去了可揪之物。有时他们回到家中还相互交流一下挨斗的感受，传授一些如何对付的小窍门，得意处还嬉笑一番。在这种气氛影响下，柯的心情渐渐也就舒展了些。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就本质而言，那段日子的滋味终究是不好受的，特别是看到批斗会上父母挨打或受体罚特别惨重的时候，尽管死命咬紧牙关，泪水还是汹涌地糊住了柯的双眼。
    而柯自己，作为黑五类的家属，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判之类，但间接蒙受的屈辱、羞耻之多，也令他心灵战栗，创痕累累。
    这些经历在当时由于心灵的自我保护机制吧，处于一种被麻木压抑了的状态，似乎越来越能适应它；而且随着时光流转，似乎也很快就淡化了。但多年后当他看到一些控诉纳粹题材的影片时，才恍然悟及，某些心灵的创伤是终身的、深刻而不可能完全愈合的。即便勉强被时光痂盖，稍一触碰即又疼彻骨髓，鲜血淋淋一一自己少年时期的某种遭遇，和那些在集中营里戴着屈辱的徽标、失去自由、巴巴地望着铁栅外灰青色的长条状天空度日的犹太孩子们，心灵上蒙受的污垢和斑痕，又有多大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