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连姣和张坤的关系很快画上了句号。当然不是因为内疚，闫连姣发现张坤与李国民其实是一路货色。在权力的斗争中，具有年龄优势的张坤终于占上风，取代了李国民原先的位置，很体面地让李退居二线。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处互不侵犯。说这两个人就此狼狈为奸有些过分，然而闫连姣绝对相信，张坤会把这事作为卖弄的资本告诉李国民，会有意无意地出卖自己，会说是她主动找他的。男人在这方面都很坏，男人在这方面都他妈的不是东西。现在，陷入权力斗争旋涡的是闫连姣与张坤。老的矛盾关系已不复存在，代替的是刚提升为副站长的闫连姣向张坤的挑战。自从进了防疫站之后，闫连姣一直官运亨通，从副科升为正科，又迫不及待升为副处，虽然区里的处级干部，行政级别按例应该要低半级，但是闫连姣一朝权力在手，羽翼已丰满，大有尾大不掉的意思。闫连姣与张坤终于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手，闫连姣现在看张坤不顺眼，就像张坤当年看李国民不顺眼一样。张坤扶正以后表现出来的腐败，与前任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在玩弄女性方面，也比李国民更有水平更见功夫。李国民通常还只是口头腐化，成功率并不高，不像张坤，仗着年轻帅气，仗着深知女人的弱点，攻城拔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自从闫连姣坦然认错以后，陈小民在父母面前总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何萃芬谈到闫连姣，动不动就搬出这件事。闫连姣的本义是想表示歉意，然而有时候的认错，往往代表着认了就认了，错了就错了，如果陈小民还要计较，就好像反而是他的不对。闫连姣的认错理直气壮，她觉得陈小民如果不能原谅她，那么就离婚好了。偏偏陈小民既不能原谅她，又不想离婚。
闫连姣说：“陈小民，我是真的对不起你。”
闫连姣说：“我们离婚算了。”
在一开始，闫连姣也不想离婚。她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仿佛是孩子犯了错误，自己挑了一种受惩罚的方式。渐渐地就真的想离婚，她忍受不了陈小民的沉默，忍受不了何萃芬的唠叨。何萃芬说，你当然要离婚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年你看中我们陈家的势头，这才委屈自己嫁给了小民，现在陈家不行了，你当然要另择高枝。你是凤凰，陈家的树枝
已经栖不下你了。你是个骚货，小民那种老实本分的孩子，怎么能满足你的欲望。我们陈家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我们陈家的脸早让你给丢光。你是狐狸精，你是江青，是江青又怎么样，迟早都有粉碎四人帮的一天。
闫连姣发誓再也不要见到何萃芬。她确实对不起自己的丈夫陈小民，但是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何萃芬，轮不到她一次次跳出来指桑骂槐。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闫连姣千错万错，老是这么念经一样地唠叨，天大的罪名也抵消得差不多了。况且这件事与何萃芬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就是有那么点牵连，也不能老是这么死抓着不放。要允许别人犯错误，更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何萃芬不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庭妇女吗，过去大户人家的官太太，多少还有些教养，知道掌握分寸，不像何萃芬这样穷凶极恶，得理不饶人，非要把人置于死地，非要把人打进了十八层地狱，才会心满意足善罢甘休。
陈小民明亮的充满活力的眼珠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的目光变得茫然，迟疑，犹豫不决。陈小民仍然改不了喜欢盯着别人看的习惯，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专注，从别人的游移不定的眼神里，他不止一次看到了暧昧。在工厂上班，同事之间谈天说地，性永远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戴绿帽子则代表着一种最大的羞辱。男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由于闫连姣原先也是这个厂的，总有些人忍不住会问起她的情况，工厂的状况越来越不好，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别人谈起闫连姣，免不了流露出羡慕的神情，都说她走得好，走得对。有人听说闫连姣已经升了官，热情过度地想上门做客，陈小民的脸色因此很不好看。
同事说：“我们到你们家，是去看闫连姣，你板什么脸？”
同事又说：“闫连姣升了官，搭点什么架子倒也罢了，你陈小民脸上这么难看干什么？”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早在陈小民刚开始决定要当工人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境遇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从部队复员时，二哥为民就觉得选择去工厂的想法有些愚蠢。为民说，什么军工厂，什么全民所有制，说到底，不就是生产鞋吗。陈小民说，人家生产的是军用球鞋，全国差不多有一半的军用球鞋，都是这个厂生产的。为民说，跟你说不清楚，你这是受妈的老观念影响，我告诉你，有些老观念会过时的。在一旁忍着没吭声的何萃芬不乐意了，气鼓鼓地说，天塌下来，当工人也不会错到什么地方去，你爹在市委当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是照样受工宣队的管。为民知道与母亲更辩不清楚，背地里对陈小民说，我把话先撂在这，你要去当工人，保证后悔也来不及，你以为还是文化大革命啦。
陈小民刚当工人的那几年，工人的经济状况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除了工资之外，每个月都有奖金，加班费与过去相比也翻了倍，动不动就分东西，一会分箱橙子，一会分箱苹果。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谈到各自收入，二嫂王颖眼红地说，还是小民夫妻好，当个普通工人，比我们大学毕业的人拿的钱还多。二姐乔红和三姐文红都有大学文凭，也是一肚子牢骚，感叹说现在一点也不重视知识，研究导弹的还不如倒卖鸡蛋的。当时闫连姣拼命想离开工厂，除了二哥为民，都觉得她的想法很怪，好端端的国营大工厂的工人又有什么不好。然而事实却证明她的选择太英明了，闫连姣离开不久，形势便发生了激烈变化，陈家的子女除了当工人的陈小民，个个都是时来运转，做生意发大财，不做生意的移居去国外，二姐去了加拿大，三姐去了日本，三哥全民去了美国。
当工人的开始遭遇下岗，果然如为民预料的那样，什么军工单位，什么全民企业，说不景气，立刻不景气。何萃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下岗，几十年了，还从未听说过铁饭碗也会打碎，她找到儿子工厂的袁厂长兴师问罪，说你这个厂长怎么当的，竟然弄得手底下的工人要没饭吃。袁厂长被她不可一世的官太太脾气镇住了，连忙解释说工厂败落到了这一步，实在是迫不得已。袁厂长诉说了自己当领导干部的种种难处和苦衷，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何萃芬因此也有些感动。陈小民所在的车间，是全厂最不景气的一个车间，袁厂长多少有些忌惮何萃芬的威胁，在采取果断措施之前，先将陈小民调到了厂工会。
陈小民从一名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坐办公室的机关科室人员。他先前的同事，百分之九十五下了岗，几乎是一刀切，没下岗的都是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或者是他这样有些来头的。大家都说，陈小民运气实在是好，毕竟是上面有人，老婆闫连姣先一步调走了，自己又在关键时刻去了工会。工会本来就是厂里的摆设，那些已经下岗的工人，对陈小民没有任何不服气，都觉得像他那样出身的人，仍然当工人本来就有些委屈。事实上，在第一线当工人的，稍稍有些能耐的早离开了工厂。对于那些不得不当工人的人来说，下岗是没办法的事情，下了岗就只好认命。当然也有不认命的，觉得陈小民既然已经到了工会，就要为工人说几句话。
对原来在工会的那些人，大家都没有信任感，认定他们只不过是厂长手里的棋子，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上班除了喝茶和看报纸，心目中不可能有工人的利益。到过年前夕，厂里对下岗的人没有任何表示，本来就有一股怨气的下岗工人，聚集起来请愿，跑到工会办公室去掀桌子。正好工会从大市场批发买了一批啤酒，分发给没有下岗的工人，这一做法引起了下岗工人的不满，觉得这厂本来是大家的，他们虽然下岗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过年发啤酒竟然没有他们的份，说明厂里已经不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了。没有下岗的人也有意见，因为那啤酒的质量显然有问题，一喝就知道是过了期的，购买的人无疑拿了回扣，否则不可能把这种劣质产品买回来蒙人。工会主席里外不是人，就和来闹事的下岗工人争起来。
工会主席说：“又不是我让你们下岗的，有能耐你们找袁厂长去闹。”
这句话成了爆炸的导火索，愤怒的下岗工人将办公桌掀了。陈小民的师傅朱荣德一把揪住工会主席的衣领，将他顶在墙上，然后手上用劲一拎，工会主席的脚便离了地。朱荣德说，我们都是些没能耐的，今天这些没能耐的人，要揍你一顿，你信不信。工会主席的眼镜跌落在地上，他这时候也顾不上面子了，求饶说，有话好好商量嘛，其实我也挺同情你们。朱荣德气鼓鼓地说，我们不要你同情，你他妈成天像一条狗一样，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工会主席的两只脚总算有一只够着了地，他继续求饶，说：
“好吧，我就是一条狗，今天算我倒霉，今天我根本就不该惹你们。”
事情平息以后，袁厂长到工会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会主席将下岗工人的情绪，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袁厂长的脸色顿时不好看。陈小民插嘴说，也不能完全说人家是来闹事的，下岗了心情都不好，工会应该为下岗的人说话，应该为他们办点事，不应该火上浇油，进一步激怒他们。袁厂长说，什么叫激怒他们，难道我还会怕他们不成。袁厂长根本就不是那种能听进意见的领导，他很霸道地说：
“工会怎么了，逢年过节，能发点啤酒，不错了。按现在这生产形势，惹火了我，明年什么都不发。”
陈小民与闫连姣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刚开始，都觉得别扭，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闫连姣离婚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最初只是因为内疚，觉得愧对陈小民，很快弄假成真，真心地想与陈小民分手。在正式离婚的那一年，混得最阔的二哥为民出事了，出了大事。
与兄弟姐妹不一样，为民所结交的朋友，父母来头个个都比他厉害。陈小民的哥哥姐姐，包括陈小民自己，与别人谈话难免我爸怎么样怎么样地卖弄。为民从来不这样，他觉得提起自己父亲是最没有面子的事情。他更习惯说谁谁谁的父亲或者爷爷怎么样怎么样，谁谁谁的姑父或者姨妈是什么人。为民的朋友都是一些真正的高干子弟，本市干部子弟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呼风唤雨的时候，没人知道他的本事有多大。他的公司什么都做，地点常设在本市一家最高档的酒店里。为民身上有七个国家的护照，去香港澳门比回家看望爹妈还要频繁。刚开始，公司主要是转手批文，什么商品紧俏，就转手倒卖什么。短短几年工夫，暴富的为民已经算不明白自己积累了多少资产。来得快，去得也快，花钱如流水，一段时间内，只要有能耐到为民的公司去玩，吃喝嫖赌，各种人生享受统统免费。该付的小费，客人想怎么填就怎么填，最后统一由公司埋单。为民靠了一批朋友，生意越做越大，也因为这批朋友，闯的祸越来越离谱。
为民的公司很快成了一个真正的皮包公司。公司的钱糟蹋完了，便不择一切手段地弄贷款。陈小民印象最深的，不是为民吹嘘自己如何有钱，而是那些贷款给他的银行，不敢跟他要钱。为民最牛气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陈为民倒了，银行也得跟着一起完蛋。一直到为民的案子东窗事发，陈小民才知道自己文质彬彬的二哥，不仅在本市有两个固定的情人，在深圳和海南的三亚，还包了二奶与三奶。更不像话的，是为民在北京竟然与一个铁哥们合养了一个维族姑娘，据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表示特殊的友谊。
刚被公安机关抓起来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为民的情况有多严重。二嫂王颖也不清楚，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哭诉，丈夫女色方面的事情她自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既然闹得公开化了，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正好趁机向公婆告状。二儿子在女人方面的毫无节制，让一向自以为家教好的何萃芬大为光火，她暴跳如雷地对媳妇王颖说：
“陈家怎么会出这样不要脸的东西。”
何萃芬一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善于相夫教子。她觉得自己这个家庭妇女，和一般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完全不一样。何萃芬是有知识的家庭妇女，她当家庭妇女是大才小用，是人才的浪费，是为陈功和七个子女做出了应有的牺牲。她的儿子本来是好的，是环境和社会风气把他弄坏了。何萃芬恨不得将为民从拘留所叫回来，痛痛快快地教训他一顿。虽然儿女已经长大，根本不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何萃芬仍然相信自己还是权威。她相信，儿女只要肯听她的话，就不会犯什么错误，尤其不会犯生活错误。“发财发财，真发了财，又有什么意思。要我说，还不如像小民这样，就这样普普通通，穷一些更好。”何萃芬认定为民出事就是因为钱太多，钱多了，挥金如土，不出事也要出事，“待这件事情过去，我一定要让为民知道这个道理，钱够用就行了，挣那么多钱干什么？”
陈小民提醒母亲，现在二哥为民的问题，并不是钱挣得太多，而是亏空太严重。要是赔钱的话，陈家倾家荡产，连人一起卖了，也堵不上那个漏洞。何萃芬说，钱又不是为民一个人用的，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来赔。她根本就不打算弄明白儿子闯的祸有多大，还是按照过去办事的惯例，既然事情已经临头，就由她亲自出面找熟人把事情摆平。现任的市委书记是陈功的老部下，他的仕途平步青云，与陈功的热心推荐分不开，何萃芬想陈功不好意思出面去相求，自己撕下脸皮去求他，恐怕不会一点面子也不给。
在接待室等候市委书记出现时，坐在宽大的皮沙发上，看着周围的豪华的布置，何萃芬感叹地对陪她一起去的陈小民说：
“现在当官，只要运气好，升得真快，想当年你爸当组织部长，一当二十年，这官怎么也没有再做上去。”
市委书记果然很给面子，他热情地接待了何萃芬，并且在短短十几分钟的谈话里，几次回忆起当年在陈功手下工作时的快乐情景。他充满感情地说，没有陈功对他的关心，他显然不会有今天的地位。这地位既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也是陈老关心和栽培的结果。关于陈为民这个案子，市委书记显然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尽可能地给予照顾。市委书记强调说，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的，大公无私，并不意味着一点人情都不讲。他许诺等何萃芬走了以后，将和法院的同志一起讨论陈为民的卷宗，他相信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
何萃芬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被判死刑。在判刑前，她已经知道为民的罪行是严重的，如果没有什么背景，被枪毙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想到儿子真会被判死刑。结果等到宣判出来，何萃芬差一点晕过去。由于她事先过于盲目自信，过于盲目乐观，陈家上上下下都被一种虚无飘渺的假象所蒙蔽。一向沉默无语的陈功终于忍不住了，老头子跺着脚，气喘吁吁地责怪何萃芬，说就是因为她的盲目自信和乐观，已失去了营救儿子为民的最好机会。现在，大家知道了宣判结果，众目睽睽之下，再要想咸鱼翻身，推翻已经做出的定论，几乎没有一点可能。
何萃芬哭得死去活来，说：“老头子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是我害死了为民不成？难道我会想害死自己的儿子？”
陈功也是老泪纵横，他不是个情感外露的人，眼见着儿子要被拉上刑场枪毙，想不流泪也不行了，但是他不愿意与何萃芬争辩，到这时候，无意义的口舌之争只能是浪费时间。何萃芬哭着说：“无论怎么样，我难道还想加害为民不成呀。”
一旁的人都苦苦相劝，说陈功不是这个意思。
何萃芬仍然是哭着说：“我跟你们爸爸这么多年，他什么意思，我还能不明白。我再糊涂，还能不懂他的意思。你们的爸爸说得对，事情一到了这一步，生米都煮成了熟饭，就什么都完蛋了。就都完蛋了。我知道他心里是在怪我，他在怪我，我是罪该万死了，我害死了老二。为民呀，妈对不起你，妈以为是救你，妈怎么知道会是害你。”
陈功一晚上没有睡觉。他睁大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吧嗒吧嗒落眼泪。到第二天天亮，他起来刮胡子，找衣服，试了一身又一身，然后要陈小民陪他出门。何萃芬问他准备去什么地方，他板着脸，根本不理睬她。陈小民扶着父亲上了大街，走出去一截，陈功要儿子拦一辆出租车下来。陈小民觉得很奇怪，父亲平时要车，随手打个电话就行了，像他这个级别的老干部，随时随地会有一辆奥迪准备着。上了出租车，陈功报了一个地名，出租车朝那个方向开过去。陈小民一时还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才恍然大悟。陈小民终于明白父亲要干什么，陈功选择出租车，显然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陈小民跟着父亲去了省里更大的一位领导家里。这位领导是陈功的老上级，已经退下来很多年。他的年龄实际上要比陈功还大一些，但是看上去要精神许多，见面之后，老上级并没有什么热烈的敷衍，而是开门见山地说，你儿子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我说陈功，你怎么养了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陈功无话可说，只能一声接一声地叹气。老上级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在教训陈功。陈小民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毫不顾情面地痛斥他父亲。老上级说，你现在叹气又有什么屁用，早干什么了，我告诉你陈功，教育下一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子女，千万不能成为大清朝的八旗子弟。想想你那宝贝儿子吧，都干了些什么，还有你那个老婆，竟然跑到市委去开后门，给人家市委书记施加压力，我说陈功，你是不是昏头了，人退下来了，思想也退下来了，共产党的法律，难道是你想怎么就怎么的儿戏不成。你今天跑来干什么，难道想让我也出来说情，难道是也想开我的后门，难道还不服气，还想与法律较量一番不成。你说话呀，哼，我谅你也不敢，我谅你也不是个对手。老上级的书房里到处挂着自己写的书法作品，他把陈功痛痛快快地训斥了一顿，仿佛小学老师教训自己的学生一样。陈功心服口服，这一顿教训就好像按摩一样，疲倦不堪的身心立刻舒坦了许多。老上级说到最后，嘴也干了，火也发得差不多，说陈功你今天来，我话说得太多，太重，该你说几句了。
陈功无话可说，他看着墙上的书法作品，让老上级给自己写几个字。老上级说，我是半路出家，这字拿不出手的。陈功让陈小民磨墨，老上级说用不着磨，用墨汁就可以，你来得巧，这纸和笔都是现成的，那我就胡乱写了，你别笑话，我知道你也好这个。他铺开纸就写，写的是“宁静致远”四个字，一连写了几张都不满意，最后也不想写了，让陈功随便挑一张。
陈功说：“张张都不错，小民你挑一张吧。”
陈小民随手挑了一张，拿在手上，不知如何处理。老上级说，你别急，让我盖个印，字这个玩意，是“一印遮百丑”，白纸黑字上有那么点红，趣味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是告辞，由警卫员一路送出来。出了大门，陈功脸上的笑意全没了，他呆呆地看着大街，一声不吭。在老上级面前，陈小民发现自己父亲年轻了不少，可是现在的情况突然全变了，陈功一下子又恢复了苍老，变得老态龙钟，变得迟钝木然。他成了一根木桩子，站在人行道上，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两行眼泪正在往下落。
陈小民说：“爸，怎么哭了？”
陈功仿佛根本听不见陈小民的问话。此后一连几天，陈功没有说过一句话。过了一个星期，陈功在卫生间撒尿，尿完了，手抓着自己的那玩意，站在那不动弹。家人连忙将他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中风，抢救了一个星期，性命是保住了，可是话也不会说了，路也不会走了，人也不太认识了，看见护士小姐就笑，像小孩子一样的笑，笑得天真无邪，笑得心花怒放。
陈功病重，远在加拿大的二姐和二姐夫两人飞了回来。待父亲病情稍稍稳定了一些，二姐夫妇加上陈小民和大哥国民，一起去看望穿着囚服戴着脚镣手铐的为民。为民听说父亲的情况，不由得落了泪，感慨说，我知道爸是因为我的缘故。为民说，我混得好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照顾你们，现在出事了，还要麻烦你们。大家让他说得有些伤感，眼圈都红了，说都是一家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为民说，我是该死，二姐和二姐夫远在国外，也没办法照应，我的老婆和女儿，就拜托大哥和小民了，我是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你们几个。说完，号啕大哭起来，哭了一阵，擦干了眼泪，为民又问起陈功去见老上级的事情。
陈小民说：“别提了，爸就为这事气病的，不帮忙也算了，把爸从头骂到尾，那个官腔真是厉害。”为民说：“官场上的事，你不懂，人家姚伯伯参加过南昌起义，也不是什么人都配他骂的。爸爸也是，跟姚伯伯生什么气，要是早一点去见他就好了。姚伯伯一句话，情况完全不一样，唉，真是不会办事。算了，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我是早就认命了。算了，说些别的吧，对了大哥，你现在还在规划局，还是当那什么副处？副处就副处，官是小了些，可是保险，省心，我那时候要送辆小汽车给你，你不敢要，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幸好你没有要。”
与为民见面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他在说话。回去的路上，二姐乔红说，为民还是那么话多，真不像死到临头的人。二姐夫说，为民肯定在牢里憋久了，平时没有说话的机会，逮着机会自然要猛说一气。大哥国民一直不吭声，陈小民问他是不是还在想那辆小汽车的事情。国民说，小民我告诉你，我才不会要他的车呢，人是不能贪心的，你看我现在用车，不要太方便，过去是局长才有车，现在我们出去，哪次不是照样有小车接送。你说我要车干什么，还得自己开，像今天用车，我只要事先和小王打个招呼就行了，小王，我说对不对？
司机小王一边开车，一边说：“陈处要车还有什么话说。”
为民的一条性命临了还是保了下来。就在大家已经绝望的时候，为民由死刑突然改成了死缓。何萃芬不知轻重，说反正是死，这等死的滋味更不好受。兄弟姐妹们都为这事感到高兴，也懒得与母亲争论，许多事情与她是说不清楚的，去说给陈功听，陈功光知道眨巴眼睛，告诉他等于没告诉。经过这次事件，大家都深切感觉到了家庭的败落，虽然为民最后保住了性命，陈家往日的那种威风已不复存在。风水轮流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为民早在得意的时候就宣布过，好日子要想到倒霉的那一刻，丰收年头别忘了还有灾荒这档子事。陈家现在可是背透了，陈功病入膏肓，何萃芬越来越固执，为民坐牢，陈小民离婚，三姐文红据说也在闹离婚，大哥国民的儿子没考上大学。
工厂里效益越来越不好，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工会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有能耐会开后门的，都塞到工会里来了。袁厂长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这几年年年亏损，可总有些人是惹不起，惹不起怎么办，只好往工会里打发，等到工会人满为患，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让你们也统统下岗。庙里面养一个和尚是养，养一群和尚也是养，僧多粥少，终有养不了的一天。事实上，工会早已经人满为患了，原来是一人一张桌子，现在除了工会主席，其他的人只能三个人一张办公桌。工会的房子与过去相比，没有任何增加，相反还少了一间，因为这个当年风光无限的军工企业，已到了不得不靠出租门面房子弄点小钱的地步。
陈小民的师傅朱荣德刚下岗的时候，与厂方交涉讲理，总是冲在第一线。朱荣德属于性格刚烈的那种男人，吃软不吃硬，宁折也不弯，凡事最讲究一个脸面。他老婆陆玲玲是同一个车间的工人，夫妻两个双双下岗，生活费顿时成了问题。偏偏几件事情还凑在一起了，所谓屋漏遭逢连夜雨，船漏偏遇顶头风，越是应该省钱之际，越是需要用钱。一儿一女都在上学，一个大专，一个中专，都是分数差一点，必须要缴钱，一缴就是一大笔。经济上好不容易喘点气，一折腾又是一屁股债。朱荣德是那种不怕干粗活重活的人，下岗以后，换来换去都是力气活，替公司送煤气包，替商场送冰箱彩电，要不就是干脆去搬家公司，一天赶好几家，吃苦耐劳，一点也不输过那些专干这些活的农民工。
朱荣德是在安装空调的时候出的事。国营大工厂待久了，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熏陶，很容易养成了那种当家做主的傲慢。既然他的脾气是不怕吃苦，只怕受气，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因此无论是为谁打工，都注定干不长。这个城市居民购买空调的心理，常常是临时抱佛脚，平时无论商家怎么打折，钱早已经准备好了，可就是习惯按兵不动，非要等到天实在热得不行，才一窝蜂地冲向商场。这种消费习惯让商家头痛不已，因为明显的淡旺季差别，不仅在备货的多少上有难度，而且吃不准应该保留一支多大规模的安装队伍，多了开支太大，少了应付不过来。到了空调销售的旺季，商家不得不临时招兵买马，胡乱招些工人加入到安装空调的队伍中来。失业在家的朱荣德正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旺季中，成了空调安装大军中的一名成员，照理由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然而他只是跟在后面看了两天，连上岗证都没有拿到，便匆匆上了阵。
结果就出了意外，朱荣德从三楼上摔了下来，原本很结实的一个人，一下子摔成了残废。陈小民闻讯去医院看望师傅，只见他身上到处打着石膏，直挺挺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当时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朱荣德见了陈小民，平时的英雄气焰已经少了一大截，苦笑着说：“我当师傅的，真愧对你这个徒弟。”
陈小民确实没跟朱荣德学到什么技术。他们所在工厂虽然大，名气也响，技术含量却不高，第一线的工人，认认真真学个十天半月，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师傅带徒弟只不过是个形式，厂领导把你领到车间，交给车间领导，车间领导再把你领到师傅面前，交给师傅，这就算是正式的拜师仪式了，从此师徒关系就确定了，终身都不会改变。虽然没有签订什么协议，在工厂里，这种师徒关系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就像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朱荣德一直为徒弟的家庭出身感到自豪，感觉好的时候，忍不住就会卖弄说，市委的干部又怎么样，看人家养的公子哥儿，还不是照样当我朱荣德的徒弟。
然而，现在的工人老大哥早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
朱荣德叹着气对陈小民说：“唉，我们工人阶级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想当初，谁会想到下岗，就是刚下岗那会，谁会想到今天这一步？”
陈小民无话可说。
朱荣德眼圈红了，说：“我若是像你一样，索性离了婚，没家没小，多好。”
陈小民不知道如何安慰师傅才好，因为陈功就住在医院的高干病房，他三天两头地顺便过来看师傅一眼，也不多说一句话，表示个心意就行了。有一次捞到机会，跟师娘陆玲玲在病房外面谈话，陆玲玲心直口快，告诉陈小民朱荣德这次是彻底完了，瘫痪几乎是肯定的，以后大小便能不失禁就算不错。陈小民听了，心不由得紧起来，呆呆地看着师娘，陆玲玲显然已被突然的不幸击垮了，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她愁眉苦脸地告诉陈小民，说朱荣德欠的医药费根本报销不了，厂里说这应该由让他安装空调的商家负责，商家说朱荣德是违规操作，应该责任自负。
现在能做的，是赶快让朱荣德出院，病没好也得走，因为实在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陆玲玲说，医药费用这还只是刚开了个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她让陈小民不要多心，自己绝不是要跟他借钱，到现在这地步，借多少钱也抵不了什么事。人怎么着都得活下去，怎么着都能活下去，陆玲玲只想找个人倾诉倾诉，一下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可怜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难得陈小民还能老惦记着他师傅，陆玲玲说两个小孩读书要钱，说你师傅看病要钱，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天知道还要多少钱，都是一些无底洞。天不会塌下来，天要是真塌下来也没办法，陆玲玲说我是还好，无病无灾，可是我到哪去弄那么多钱。
大约一年以后，陈小民看电视新闻，无意中看到本市扫黄打非的专题节目，有一个很长的镜头，竟然定格在自己的师娘陆玲玲脸上。节目的内容是说本市市委大门前广场，晚上八点过后便成了流莺猖狂活动的场所，由于镜头是偷拍的，被拍的人一点防备也没有，仍然是肆无忌惮地拉客。记者冒充嫖客出现在镜头上，并非什么稀罕事，妓女在荧屏上曝光也常见，然而是自己的师娘就太出乎陈小民的意外。这样的节目照例会受到观众欢迎，因为太真实，太具体，比电视剧还电视剧。陈小民首先想到所有认识师娘的人，都会大声地惊叫起来,自己就惊呼了一声：
“天哪，这不是陆师傅吗！”
陈小民接着就想到了师傅朱荣德的感受。像师傅这样要脸面的人，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都是可能的。朱荣德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就是有名的醋坛子，陆玲玲长得很漂亮，是全厂的三大美女之一，据说当年为了把师娘弄到手，他差不多和所有追求她的人都干过架。朱荣德人高马大，有一把蛮力气，打架是天生的好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陈小民曾几次去他家看过师傅，情况自然是一次不如一次，家里能卖的东西，已卖得差不多了。那个大儿子已大专毕业了，可是根本不像有出息的样子，工作找不到，就知道一味地嫌家里穷。陈小民希望师傅能穷得把电视机也卖掉，如果真这样，他起码不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老婆的镜头。
陈小民的想法当然是一厢情愿。中国人已离不开电视，像朱荣德这种瘫痪在床上的人，更离不开电视。朱荣德看了电视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陆玲玲活活掐死。他觉得这样的事都出了，自己再也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陆玲玲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两天，她回到家，刚进家门，朱荣德捞起床头柜上的热水瓶，对准她扔过去。陆玲玲出于本能地低头，热水瓶从脑袋上方飞了过去，打在墙壁上碎了，碎玻璃和热水溅得到处都是。
朱荣德说：“你这个骚货去死呀，你为什么不去死？”
陆玲玲奔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递给朱荣德，说我是想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陆玲玲说，人都要一层皮的，我出丑出到了这份上，还活着干什么。陆玲玲说，朱荣德呀朱荣德，你要是个男人，就一刀劈了我吧，千万不要手软。你当然是男人了，朱荣德，你狠狠心，劈死我算了。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呀，我做什么不行，居然这么不要脸，居然这样丢人现眼。我不配活在这世界上，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还做这种事,我不该死谁该死。陆玲玲呼天抢地。陆玲玲悲痛欲绝。陆玲玲的眼泪像水一样哗哗哗地流了出来。
朱荣德决定与陆玲玲一起去死。他们视死如归，他们平静如水。两个人认真地讨论如何去死的各种细节，吃安眠药，吃氰化钾，在肉汤里拌灭鼠灵，或者在身体上绑裸露的铜线，然后通电，或者去本市最高的一家饭店，大吃一顿，然后从楼顶上跳下来。死亡的讨论一度很认真，很热烈，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是一种升华。对死亡的向往分散了对痛苦的注意力，在庄严的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不太重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朱荣德原谅了陆玲玲，朱荣德也原谅了自己。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都到了这个份上，朱荣德十分平静地说：
“玲玲，想想天底下的夫妻，又有多少是一起死的！”
最后决定把安眠药和灭鼠灵与芝麻糊拌在一起吃。最后时刻，陆玲玲犹豫了，求生的欲望像雨后的竹笋一样破土而出。她自作主张地放弃了剧毒的灭鼠灵，只是往芝麻糊中掺安眠药粉。整整一瓶的安眠药磨碎了，一切都在朱荣德的眼皮底下进行，陆玲玲不停地往芝麻糊里对白色的药粉。朱荣德的眼睛瞪得多大的，看着陆玲玲的一举一动，嘴角上洋溢着一丝苦笑。拌好的芝麻糊香味扑鼻，陆玲玲开始打摆子，像风中的芦苇一样剧烈地抖动着，她尝了一口已经拌好的芝麻糊用很凄楚的声音说：
“老朱，我们既然已经把什么都想明白了，干吗还要死呢？”
朱荣德知道她是害怕了，很平静地说：“玲玲，你不用害怕，把东西给我，我先吃。”
陆玲玲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们非要死呀？”
朱荣德说：“是呀，为什么非要死呢?”
“不死又怎么样？”
“活着又怎么样？”
朱荣德示意陆玲玲把芝麻糊碗递给他，他接过碗，开始大口大口吃芝麻糊，不一会就吃了一大半。陆玲玲注意到他已经在吃应该留给她的那部分，便试图阻止他。朱荣德说，算了，干脆我一人吃了吧，你身体好好的，何苦与我一起去死。陆玲玲依依不舍地说，老朱，要是我们不想死，现在还来得及。朱荣德笑起来，说都到了这时候，木已成舟，还开什么玩笑，我知道你是害怕了，人吗，谁还能不怕死，你放心，我们夫妻一场，也不容易，我不会逼你的。说完，继续大口地吃芝麻糊，转眼之间，竟然将属于陆玲玲的那一份全吃完了。
陆玲玲盯着朱荣德的眼睛，足足地看了三分钟，然后发疯似的奔出门去，跑到最近的一家小卖店，慌慌张张地打急救电话。因为抢救及时，陷入沉睡中的朱荣德又苏醒了过来，刚开始，他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在他身边忙碌着，医生过来了，掀开他的眼睑，用手电筒照了照，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候，
朱荣德看清楚身边都是些什么人，有陆玲玲，儿子，女儿，有陈小民，还有厂里的一位领导。朱荣德一声不吭，他默默地沉思着，想着，就这么又过了二十四小时，只剩下陆玲玲一个人的时候，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又一次让我成为了笑柄！”
一连多少天，朱荣德不说一句话，两眼冷冷地望着天花板。有时候默默地流眼泪，陆玲玲手足无措，把能想到的人都找来了，求他们劝劝他，想方设法做些说服工作。可是朱荣德谁的话也听不进，他现在谁也不想见，尤其不想见熟悉的面孔。陈小民去看他，连续三天，他甚至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师徒两人没话可说，陈小民不甘心，胡乱地找话茬儿。他告诉朱荣德，说自己也离开工会了，也下岗了，换句话说，他们师徒现在已经完全一样。厂里已经全面停止生产了，陈小民说，他现在才算彻底明白，工人阶级为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陈小民从来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朱荣德老是不开口，他只能试着信口胡说，想到哪说哪。为了让师傅心里好受一些，陈小民用略带些夸张的口吻，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的处境，他只希望朱荣德能相信一点，这年头，大家的境遇其实都差不多。
朱荣德终于开口了，他感叹说：“小陈，我们不一样，你有一个高干的爹。”
陈小民说：“我是有个做官的爹，他就躺在这医院里，已经老年痴呆了，而且连肾功能也没有了，每个星期要做两次透析，你说这样的高干父亲，还能指望多久。”
陆玲玲在一旁插嘴说：“可是你爹看病不要花一分钱。”
朱荣德听见陆玲玲的声音，刚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冷冷地对陈小民说：“你还是走吧，我们师徒其实也没什么多深的交情，你犯不着天天来看我。”
陆玲玲说：“人家小陈反正是顺带的，他不是天天要来看他爹吗？”
朱荣德不吭声。
陆玲玲又嘀咕了一句：“怎么好坏都不分了？”
朱荣德突然大怒，十分厌烦地说：“男人之间说话，你少插嘴好不好。”
陆玲玲的眼睛顿时就红了，哽咽着说：“小陈，你和你师傅谈吧，他不想看见我，不愿意听到我的声音，你不知道他有多恨我，我现在已经不配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陆师傅，你别走，我天天来看师傅，不光是看他，也是来看你师娘的。”陈小民拦住了她不让走，憋了一肚子的话，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师傅，你也别光想着自己委屈，光想着自己是没用的，你为什么不想想师娘的委屈。师娘是对不起你，可是你是不是就对得起师娘呢？有些话，我做徒弟的不该说，你不就是觉得丢人吗，你不就是个大男子思想在作怪吗。我也觉得丢人过，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小闫一丝不挂地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女儿就躺在一边，你说我这是什么滋味。师娘是让生活逼的，是没办法，小闫呢，小闫她还不是什么都不因为，就莫名其妙地让我戴上了绿帽子。要说丢脸，我这才叫丢脸，更丢脸的，是我都原谅小闫了，我都原谅她了，可是结果，结果她还是把我一脚蹬了。我又能怎么样，我又怎么样了？”
陈小民的一番话让朱荣德和陆玲玲都感到震惊。有些事情虽然早有耳闻，但是由他这样直截了当地亲口说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小民，听他继续滔滔不绝。陈小民慷慨激昂，觉得今天能这么淋漓尽致地说一次话，很痛快：
“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一直有优越感，我不说自己是干部子弟，别人也都知道。可是干部子弟又怎么样，干部子弟没出息，更让人瞧不起。我现在是什么，是家里的男保姆，是家里的勤杂工，我在为父亲送终，也是在为自己送终。我爸人活着，差不多跟死了一样，我还不是一样，人活着，与死了又有什么区别，你说我们家谁像我这样窝囊过，就是那个判了死缓的二哥也比我强。如今，再说句丢人的话，就连我们家的小保姆，一个农村来的姑娘，她都看不上我，在她眼里，我是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废人。师傅，千万不要以为天底下就你一个人倒霉，不顺心的事情，就你一个人能遇上。要知道这天底下，谁都有一肚子委屈，谁都有一肚子不痛快。”
下了岗的陈小民成了父亲的全职护工。他和小保姆夏俊花轮流倒班，照顾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陈功。像陈功这种级别的干部，病重期间，公家可以配备两个服务员，何萃芬就让陈小民与夏俊花占了这两个指标。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笔费用给谁也是给。夏俊花原来是二哥为民家的小保姆，她从十六岁开始做，一直做到二十七岁。为民得志的时候，二嫂王颖曾许诺要为她弄个城市户口，再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为民一出事，许诺自然就泡了汤。陈家上上下下因此觉得有些对不住她，尤其是王颖，她是看着她成长起来的，看着她从一个土气的农村女孩，怎么变得越来越洋气，变得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陈小民离婚以后，王颖曾动过让夏俊花嫁给自己小叔子的念头，然而她根本看不上陈小民。一来不愿意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二来在陈家这个干部家庭中，独独他太没出息。大家都觉得陈小民不争气，夏俊花受主人的影响，也跟着瞧不起他。水涨船高，夏俊花已开了眼界，太知道有钱有势的男人是如何威风，发誓要嫁就嫁个有钱有势的。她不愿意与陈小民谈朋友，陈家的人反倒更看中她，夏俊花算不上是什么绝色美人，可是白白净净，身材苗条匀称，健康而且充满活力，比闫连姣强得多。
为民的出事是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夏俊花明白事了，终于明白自己说到底，也就是个小保姆，过高的种种想法都不实际。她虽然已干了十一年家务，熟悉的城市生活无非是一个暴发户。这种暴发户家庭充满了一种虚无缥缈的不真实，仿佛美丽的肥皂泡一样说破就破。夏俊花如果想成为一个城里人，嫁陈小民还真是条捷径。其次，何萃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刚开始，让夏俊花嫁给陈小民至多是个玩笑，陈家的公子怎么可能娶一个小保姆，为民下狱和陈功中风，总算让何萃芬明白了一些实际情况。现在，何萃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她毕竟是个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家庭妇女，这么多年来，她从来不想丈夫死了以后怎么办，可是陈功将死在她前面已不容置疑，现实让她不得不想，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何萃芬知道自己不仅在经济上要有保障，生活上也必须有人照顾才行，而后面一项也许更重要更困难。她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晚年，如果能有夏俊花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媳妇照应，显然不是什么坏事。
朱荣德很快又出院了，陈小民闲着无事，与夏俊花换班后，回家的路上常顺便去看师傅。陆玲玲对陈小民说，你师傅憋得难受，难得有你这么一个好徒弟，别忘了经常来看看他。出院后的朱荣德情绪渐渐稳定起来，有一天，陈小民发现他家里新添了一辆轮椅，一问，才知道是刚买的，朱荣德与陆玲玲的结婚纪念日，儿子和女儿凑钱买给他的礼物。朱荣德一直觉得儿女不是很争气，这辆轮椅让他感到不少安慰。他让陈小民推自己出去，说想到外面去散散心，显然是有什么话要对陈小民说。
外面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拆迁，墙上到处用白石灰水写着“拆”字。这附近的矮房子在几个月内将全部拆光，朱荣德脸上洋溢着一些即将要搬进新房的喜悦。陈小民知道住新房是要付一些钱的，可是师傅似乎并不为这费用担心。街上人来人往，陈小民将师傅推到一棵大树下，自己拣了一个石阶坐下来，与朱荣德面对面，抽着烟。
朱荣德说：“小陈，你有没有发现，你师娘的脸上现在越来越有光彩了。”
陈小民说：“陆师傅一直很漂亮的。”
“漂亮是一回事，脸上有光彩却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叫有光彩？”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句台词，你还能不能记得，座山雕问杨子荣，‘脸红什么’，杨子荣说，‘精神焕发’，这精神焕发四个字，就叫光彩。”
陈小民不知道师傅为什么要对自己说这些。有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朱荣德不做声了，将手中的烟头往远处扔去。沉默了一会，朱荣德继续说下去：
“有些事我也不瞒你，小陈，那种事情，你师娘肯定还在做。你师娘已五十岁了，也真难为她，都这么大岁数，还做这种事情，也真不容易。你不要拦我，你让我往下说，我不是怪罪你师娘，有些话，你师傅我是不会与别人说的，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小陈，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我不明白你师娘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
陈小民耸了耸肩膀，不知如何回答。
“我也问过你师娘，你师娘说，有的人就喜欢老女人，老女人看上去好，安全，那些上了岁数的男人喜欢，那些年轻的民工喜欢，还有考试前的大学生也喜欢。上了岁数的男人，在自己老婆身上，多少年来老一套，已找不到感觉，年轻的民工，还有年轻的大学生，身强力壮，憋得难受，只想找个地方轻松轻松，他们都喜欢直截了当，喜欢你师娘那样的，不像是要讹人钱的样子，钱又不多……”
陈小民不想听师傅再说下去，他看着朱荣德，摆了摆手，但是朱荣德意犹未尽，非要继续往下说。
“你师娘做那事很来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师娘快到五十，那也就差不多是头狮子了。我不是在背后糟蹋你师娘，她真的是很厉害。你不要以为我瘫在床上，就不能做那事了，就不是男人了，我别的不行，那玩意还没有问题，我还没有糟到那一步。我告诉你，你师娘她就好这个，她的服务绝对周到。”
陈小民现在是真的不愿意朱荣德再说下去。他想到陆玲玲对师傅无微不至的关心，想到她这几年来流的那些眼泪，想到厂里拖欠的工资，想到那些报销不了的巨额医药费，觉得朱荣德太过分了一些。对师傅的病情，陈小民有着充分的了解，他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半身瘫痪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是，一个人既然已经遭遇不幸，已经成为弱者，就不应该再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只能伤害到自己的亲人。他想到自己每次去看望师傅，陆玲玲完全是出于内心地表示着感激，她希望陈小民能陪师傅说说话，为他解点闷，她显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朱荣德会这么说她。
陈小民说：“师傅，我送你回去，今天还有点其他的事情。”
陈小民不由分说，将师傅推着就走。朱荣德没想到会这样，有些尴尬，一路无话，只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将脑袋移了一点过来，叮嘱陈小民：
“今天说的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陆玲玲正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陆玲玲远远地问着：“去什么地方了？”
朱荣德讨好地说：“我让小陈推着我随便走走，这地方再不多看几眼，以后就看不到，东头的房子好像已经开始拆了。”
陈小民与小保姆夏俊花的关系，一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进展。陈小民从来没有当过真，陈家的人也仍然只是把这件事当做玩笑讲，夏俊花却开始往心上去。因为共同照顾陈功，两人天天交接班，在一起说的话多了，多少也擦出了一些火花。刚离婚那阵，陈小民还想到去看看女儿，可是不久就发现，女儿竟然和闫连姣一样不欢迎自己。闫连姣现在又和手下的一个刘科长有些不明不白，这情形就仿佛当年一幕戏的简单翻版，在权力纠缠之中，刘科长老是在暗中助她一臂之力。陈小民有一次碰上了退休的李国民，提起她闫连姣，李国民口若悬河说了一大堆故事。说完了，连声说陈小民实在是太应该离婚，因为权力欲太强的女人，绝对是变态的。
夏俊花一直有种错觉，好像只要她愿意，就随时可以嫁给陈小民。她现在在陈家非常辛苦，跟劳动模范一样，每天上午要做饭烧菜，吃过午饭，洗了碗，稍稍歇一会，就要去医院换班，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清早陈小民跟她换班。然后在回去的途中买好菜，然后回家做饭烧菜，天天如此重复。她一个人起码干了两个人的活，因此常有些傲气，傲气得大家都不敢得罪她。陈小民每次与她交接班，都不是说走就走，一定要留下来陪她说会话。高干病房也分级别，大部分是宾馆标准间那种规格，两个人合住一间，陈功住的病房是单间，有卫生间，有彩电，有冰箱，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夏俊花来了以后，要洗澡，要打扮，要放松一下忙了一上午家务的疲惫。如果陈功那天正好要做透析，陈小民必须一起陪了去，因为上上下下这些力气活非他不行。
有一天，夏俊花很认真地问陈小民，如果陈功真咽气了，他怎么办。陈小民想了想，便用同样的问题反问她。夏俊花也是想了想，说我和你不一样的，我不是你们陈家的人，说走就可以走的，可是你走不了，陈老死了，何奶奶还要你照顾，你得为他们一个个送终，都送得差不多了，你自己差不多也老了。夏俊花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同情，这让陈小民很感动。夏俊花说，陈老的时间是不会太长了，何奶奶可是有得活呢，再活个几十年不成问题，你的苦日子不知哪天才能熬到头。夏俊花的一番话不仅让陈小民感到亲切，而且很感动。从来就没有人会这么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陈家的子女都觉得陈小民照顾二老是天经地义，都觉得他沾的光最大，他从来就没有独立生活过，一辈子吃住都依靠父母，离了婚又和父母住在一起，下了岗之所以不至于挨饿，还不是因为照顾陈功，可以拿一笔看护费，有了这笔看护费，陈小民吃多大的苦也应该。
陈小民心中的疮疤仿佛叫人揭开了。他平时并不太去想自己是否活得冤枉，并不太去想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不管怎么说，他好歹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厂里拖欠工资他不太在乎，因为在父母那里，他有一张长期的免费饭票。医药费更不在乎，他平时从不生病，就算是有些不适，以陈功的名义开什么药都不成问题，只要能报出药的名称。陈家上下谁有伤风感冒小毛小病，把药当饭吃也吃得起，甚至夏俊花远在乡下的父母，也时常写信来托女儿弄一些不花钱的公费药。在陈小民心目中，夏俊花一直是个没心没肺的乡下姑娘，他记得她刚到为民家做事的时候，看上去完全像个小孩子。随着为民的暴富，做小保姆的也跟着威风起来，她送为民女儿姗姗到奶奶家，从来都是打的来去。穿的是王颖淘汰下来的衣服，有一些还是香港的名牌，她穿在身上比女主人还神气。陈小民想难怪她要看不上自己，往深处想一想，他自己都要看不上自己了。夏俊花此时突然表现出来的关心，让陈小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
夏俊花有一段时候，存心给陈小民一个机会。她再也不是那个刚十六岁的小姑娘，夏俊花现在已经二十七岁，这是个不小的年龄，而且更糟糕的是，她没有机会接触其他男性。陈小民离过婚，陈小民下岗了，陈小民比她大十几岁，这些都是不足之处，没有这种不足之处的男人，又怎么可能看上她。夏俊花利用每天的交接班，尽可能地与陈小民多说些话，有时候甚至放出一些不高明的小手段来引诱他。孤男寡女本来就容易有故事，陈小民是过来之人，她的那点意思全懂，故意装着什么都不明白。夏俊花胆子越来越大，陈小民的贼心蠢蠢欲动，已经没办法装糊涂。
有一天，就在病房的卫生间里，夏俊花刚给陈功换过尿布，用肥皂洗手，陈小民在她身后突然很冒昧地问，可以不可以抱抱她。因为问得突然，她自然要吓一大跳，慌乱中把肥皂沫都弄在身上了。陈小民于是试探着抚摸她，开弓没有回头箭，两人挣扎了一番，夏俊花不再拒绝。陈小民偷袭得手，立刻把她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夏俊花软软的，像中了邪一样动弹不了，由他放肆，惟独那个地方坚决不许碰。这一来，两个人的关系便有了质的飞跃。夏俊花说，不到洞房花烛夜，她是绝不会让男人得逞，现在的女孩子，有不少都已经不在乎了，她却是特别在乎，因为她是从农村出来的，因为男人其实也最在乎这个。夏俊花绝不会轻易把女孩子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她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理智，让陈小民感到震惊。有好几次，都差不多了，可以隔着一层布抚摸，可以手伸进去碰一碰，然而怎么哄都不让完成最后的一步。
夏俊花没上过学。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认得字不到一百个，这以后，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知识积累，都是通过电视屏幕上的肥皂剧完成。辛辛苦苦挣的工钱几乎都寄回家了，她的哥哥和弟弟正是靠她的资助才读完中学，在她的老家，能把中学读完，已经是很不错的知识分子，夏俊花因此也感到十分自豪。老家每次来信，最初是王颖帮着念，后来是姗姗，与陈小民关系进了一层以后，这差事便落到了他身上。最新的一封来信内容非常简单，无非是希望夏俊花再寄一些钱回去，如果手头不够，可以先跟主人预支一些工钱，因为她弟弟定婚，对方是一定要彩礼的。此外，夏俊花哥哥叫人打伤的腰还时时疼痛，干不了农活，而小侄子的学费还拖欠着呢。
出门在外，夏俊花希望能知道家里的消息，可是每次来信都让她感到窝心。陈小民问她哥哥的伤是怎么回事，夏俊花的回答是让村长夏光阳打的。陈小民说，既然是让人打的，为何不找他算账。夏俊花说，夏光阳是村长，打了还不是白打了，又能怎么样。夏俊花跑到卫生间里去伤心了一会，她知道来信就是这么回事，又知道如果跟何萃芬预支工钱，肯定会听一大堆废话。在夏俊花的父母眼里，女儿在城市里的日子，就跟天堂一样，吃喝都不要花钱，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难处。他们把她当做了摇钱树，能惦记到的就是问她要钱，再要钱。陈小民在外面等着，一直不见她出来，便进卫生间找她，看见她眼圈红红的，也不问为什么，傻乎乎地上前搂她。他们之间所有的调情，差不多都在卫生间里进行，因为病床上躺着的陈功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个障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