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民呆呆地看着法官，目光黯然。这是一次走过场的开庭，庄严的法庭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旁听者。先前还有一个绿头大苍蝇在半空中遨游，飞累了，便大大咧咧地歇在法官的头顶上，引得一脸严肃的法官不得不挥手去轰赶。苍蝇突然向陈小民飞过来，法官也突然站了起来，他示意仍在走神的陈小民跟着站起来，很庄严地做出了判决。法官宣布支持闫
    闫连姣的离婚申请，宣布自即日起，陈小民与闫连姣的婚姻关系不复存在。这位法官口音中带着浓重的方言味道，有几个词的咬字十分滑稽，多少有点破坏法庭的严肃性。陈小民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不停地东张西望，完全像个旁观者。法官宣读完判决，看着陈小民，他表情呆滞，好像还不明白。他确实有几个字没听明白，不过，这已经不重要。
　　从法院出来，闫连姣满脸歉意地对陈小民说，他们本来可以不上法庭，但是他也太固执了，非要逼着她这么做。这年头，闹离婚上法庭，已经显得有些愚蠢和多余。对于现代人来说，离婚应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既没有财产分割的问题，在女儿的抚养权上也没什么争议，根本用不着到法庭上来丢人现眼。他们已经分居了许多年头，在一起早已形同陌路。
　　闫连姣说：“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婚，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做夫妻了。”
　　陈小民呆呆地看着她。
　　闫连姣说：“早就不是夫妻了。”
　　陈小民还是呆呆地看着她。
　　闫连姣说：“我们事实上已跟离婚差不多了，不是吗？”
　　陈小民发呆的眼珠子终于转了起来，他很认真地看着闫连姣，说：“差不多，干吗还要到这来呢？”
　　陈小民回到家还要忍受母亲何萃芬的唠叨。陈小民的父亲陈功当了二十年的市委组织部长，自己没什么官架子，然而老婆却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太太。官太太的最大特征，就是什么都自以为是。早在陈小民与闫连姣谈恋爱的时候，何萃芬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她反对的理由，不是嫌闫连姣个子太矮，太瘦，而是看不上人家的资本家出身。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快十年了，何萃芬的脑筋还是转不过来，她不愿意小儿子与一个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结婚。何萃芬的印象中，那些做生意的资本家，没一个是好东西。
　　陈小民对此很不服气，他的哥哥姐姐，还有嫂子和姐夫，还有熟悉的童年伙伴，差不多都开始陆续下海做生意，而且都赚了钱，有的还赚了大钱。八十年代是干部子弟们先富起来的年代，陈家除了陈小民，个个都成了暴发户。在何萃芬眼里，她的孩子当公司的经理总经理，与旧社会的小老板完全两回事，因为经理总经理仍然属于国家干部。她讨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成天谈论生意，对全民经商的风气非常反感。关于这一点，闫连姣的想法与何萃芬有惊人的相似，大约吃够了家庭出身不好的苦头，闫连姣与陈小民结婚以后，对陈小民哥哥姐姐的发财并不眼红，她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在官场上混出些名堂。她觉得自己是块很好的女干部材料。
　　然而何萃芬对闫连姣根本看不入眼，她气鼓鼓地说：
　　“她小闫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层干部，还是靠了你爸老陈的招牌，要不然，谁会选中她。”
　　这话已经说过无数遍，接下来就是唠叨无奸不商，何萃芬相信闫连姣与陈小民结婚，说到底只是商人的一次投资，她始终认定她不是想做陈小民的老婆，而是为了要当陈小民他爹的儿媳妇。何萃芬对几个儿媳都有敌意，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媳妇。闫连姣与陈小民结婚没多久就闹离婚，她的理由是陈小民太没出息，不上进，像个家庭保姆。陈家众多的子女中，谁最没有出息，谁就应该责无旁贷地照顾父母。闫连姣觉得自己在陈家太压抑，谁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她。陈小民是陈家的骆驼祥子，家里的重活杂活，换煤气，日常买菜买杂物，购彩电修冰箱，修门铃换电灯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承包。陈小民家务活干得越多，上上下下越不把他当回事。通常情况下，对父母的照顾越多，意味着沾父母的光也越多，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陈小民越来越没法摆脱照顾二老的责任。离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陈小民黏黏糊糊的，始终不肯离婚，他并不觉得闫连姣这个老婆好得不得了，也不是舍不得幼小的女儿，只是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结婚独立，在外面好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旦离婚，他又要不得不回到父母身边来。除了父母身边，陈小民无处可去，这是他感到最窝心的地方。
　　何萃芬忿忿不平地说：
　　“你们又不是什么电影明星，闹什么离婚。要我说，当初就不该结婚，既然结了，就不要离。我们陈家这么多人，哪出过什么离婚的，真是丢脸，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她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还不是你爸离休了，人老了不值钱了。资本家的女儿就这样势利眼，她知道你爸退了，老头子退了，这一退，没权没势了，人家也就不买账了。当初我要反对你们，你不肯听，就是不肯听话，结果自己吃苦头了。好，怎么样，结果离婚，搞得像电影明星一样。”
　　何萃芬在吃饭桌上不停地唠叨。陈小民的三姐和三姐夫碰巧也回来吃饭，大家习惯了何萃芬的没完没了，由她去唠叨。她总是越说越来劲，陈小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说现在离婚不是什么电影明星的专利，普通老百姓离婚的要多少有多少。
　　“她小闫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你爸的招牌，你说说看，她又有什么本事，要是不从工厂调到防疫站，早下岗了。小民，我跟你说，一点也不要舍不得她，这种女人啦，不值得你去喜欢。你想想看，她有什么好的，生活作风还有问题……”
　　一直不吭声的老干部陈功示意何萃芬不要往下说了，虽然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些隐私还是不让保姆知道为好。何萃芬觉得儿子已经离婚，再也犯不着为闫连姣保全面子。陈功在家一向没什么说话的机会，他本来就沉默寡语，这是长年当组织部长养成的习惯，离休回家以后，他差不多就是个哑巴，每天说的话通常不超过三句半。何萃芬继续发泄着对闫连姣的不满，这个家里现在到处都是她的声音，她的话颠来倒去无非那么几句，无非是陈家的人从未离过婚，陈家的人从来不犯生活错误，闫连姣她不应该让陈小民戴绿帽子。

　　陈小民生于一九六二年底，他的出生完全是个意外。陈家当时已经有了三男三女，无论是陈功，还是何萃芬，都不准备再要孩子。孩子多已成为很严重的家庭负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头，陈功虽然当上了组织部长，因为何萃芬没有正式工作，全靠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大家人。那年头，不仅普通的老百姓挨饿，就连陈功这样的市委干部，也常觉得吃不饱。春节期间，一支外国著名的芭蕾舞剧团来这城市演出《天鹅湖》，虽然大家还饿着肚子，一个个面如菜色，但是想观看芭蕾舞艺术的激情不减，都去排很长的队购票。市委拿到了一大堆招待票，分配给那些够级别的领导，看完演出回去，何萃芬问陈功戏演得怎么样，他怔了半天，没头没脑地憋出了一句话：
　　“都跟没穿裤子一样。”
　　幸好带回来了演出的说明书，何萃芬仔细研究那印得不是很清晰的图片，一边研究，一边发表议论。没穿裤子一样显然与没穿裤子不一样，那年头，大家还都很保守，免不了少见多怪。与陈功出身农村不同，何萃芬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过她的记忆中，也只是在解放前才有过这样的表演，她不明白的是，在共产党的天下，竟然也会出现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是表演给党的领导干部看，她因此有些忿忿不平，不断地提出置疑。陈功是个闷葫芦，何萃芬嘀咕了半天，他死活不接茬儿，最后，何萃芬气鼓鼓地说：
　　“老陈，你总不能让我老是自言自语，像个神经病一样。我就算是对着一堵墙说话，说呀说呀，也会有些回声。我就算是对一条狗说话，这么一句一句，狗也会汪汪叫两声。难道你老陈除了一句‘就跟没穿裤子一样’，就什么话都没有了，就什么下文也没有了。难道一晚上就这么一句话，喂，不要咧着嘴傻笑，要笑也给我笑出声来。我知道你的心思，没穿裤子才好呢，没穿裤子不是正合适吗，什么受党的教育多年，你们这些出身农村的老土冒，最容易让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就恨不得开开洋荤，就恨不得人家不穿裤子。我说老陈，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人最受不了你这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不说话，我求求你，你说句话，老陈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呀。”
　　陈功只会偷偷地乐，他有一种能耐，就是无论何萃芬怎么唠叨，他都可以坚决不生气，坚决不说话。何萃芬一直唠叨到上床，肚子饿得咕咕叫，陈功却来了劲儿。何萃芬说，我是饿得一点精神都没有了。陈功这时候也饿，但是精神饱满，饱满得就像过量容器里的液体一样要溢出来，饱满得就像气球充足了气，打气筒还在上下忙乱。何萃芬老大的不情愿，说你真是个癞蛤蟆，才看了《天鹅湖》，就像吃天鹅肉了。陈功一声不吭，不由分说地爬到了她身上。何萃芬说，我又不是那些不穿裤子的天鹅，你这么急猴猴地干什么。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夫妻生活了，忙中出错，光顾着图省事，忽略了避孕，于是便有了陈小民这个直接后果。何萃芬只记得自己当时真是一点情绪都没有，事情草草地结束了，她叹着气，说老陈我跟你说老实话，我真的饿得不得了。
　　出生在困难时期里的陈小民，注定了先天不足，陈家的子女中，个个人高马大，就数他最矮最瘦小。惟一能够胜过哥哥姐姐的，是一双明亮的眸子，陈小民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清澈透亮炯炯有神，他看人的样子十分特别，很专注地盯着你看，好像一定是要把你的心思看明白似的。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孩子谈恋爱选对象，经历过几个时髦阶段，最初喜欢当兵的，然后是国营大工厂，最后才是大学生。有一段时候，尤其讲究身高，像陈小民这种不到一米七○的小伙子被戏称为三等残废，闫连姣的两个姐姐谈起陈小民，对他的家庭出身羡慕不已，此外，就只能夸奖他那双美丽的眼睛。闫家一共四姐妹，闫连姣是老三，老四姣月在广告公司做事，她不止一次说，陈小民该了那双漂亮的眼睛，不去拍广告真可惜了。
　　陈小民的哥哥姐姐都有学历，大哥是学物理的，大姐是中专生，其他的几个，清一色的工农兵大学生。偏偏他最没有出息，干部子女的种种好处，到了陈小民这里，基本上结束了。陈小民高中毕业那年，高考已经恢复了，他的成绩考大学不行，于是只好开后门去当兵。当了三年炮兵，复员回来，陈功刚从组织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余威还在，由何萃芬亲自出面，将他分配进一家军工厂当工人。陈小民当工人的时候，认识了闫连姣。他那时还改不了干部子弟的习气，动不动就说我爸怎么样怎么样，谁谁谁是我爸提拔的，谁谁谁一听到我爸的名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有能耐的人正纷纷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分化出去，国营军工厂是老牌的铁饭碗，但是效益不好的苗头已经暴露出来。闫连姣和陈小民在一个车间，渐渐地熟悉了，她受不了他开口闭口“我爸”，调侃说：
　　“陈小民，别老是‘我爸我爸’地挂在嘴上，你一说‘我爸’，别人就会不自在，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可都不怎么样，不像你爸，是高干，是高干又怎么了，也不用老挂在嘴上。”
　　从谈恋爱开始，闫连姣就努力想离开工厂。恋爱不久结婚，结婚后经历了两件困难的事情。一是难产，折腾了三天三夜，才把女儿青青生下来。那三天里她痛得鬼哭狼嚎，仿佛处于地狱之中，到后来把嗓子完全喊哑了。守候在产房外等待的陈小民吓得够呛，为此何萃芬一直犯嘀咕，说她当年生陈小民的时候，只是感到好像要大便，稍稍用了点力，就将他生下来了。闫连姣经历的另一件困难是工作调动，早在谈恋爱时，陈小民就吹牛这种事易如反掌，可是直到女儿青青都快一岁了，调动的事仍然没有着落。闫连姣同样也有爱吹牛卖弄的毛病，不止一次放出风去，说她马上就要调动成功，甚至和同事连告别酒都喝过了。从预产期开始，她就再也没去工厂上过班，用她的话来说，是自己实在没脸去上班了。大家都把她当做已经调走的人，她现在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回工厂当工人。闫连姣的工作调动成了陈家的一块心病，她十分固执地赖在家里，一天调动不成功，陈家的上上下下就都觉得欠她一份人情债。
　　何萃芬气鼓鼓地对陈小民说：“小闫本来就是个工人，怎么再回去上班，就变得好像是我们对不起她一样。我就不懂了，她凭什么就不能再当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工人有什么不好。”
　　陈小民无可奈何地说：“妈，这话你跟小闫说。”
　　何萃芬说：“我说就我说，你媳妇难道还能吃了我不成。”
　　何萃芬最终也没敢对闫连姣说。闫连姣想调到事业单位，何萃芬也觉得不是个什么大问题。她只是生气，生气媳妇认死理，不达目的誓不休，生气陈功不当市委组织部长了，办点事情竟然会那么困难。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功毕竟还没有咽气，何萃芬生气归生气，临了还是把她弄到区防疫站。在何萃芬眼里，一个小小的区防疫站算不上好单位，防疫站的站长是陈小民大哥国民的中学同学，见了何萃芬，一口一声阿姨叫得十分亲切。何萃芬不免想起当年的荣耀，感叹说现在办事太难，你陈伯伯退下来了，人一老，就不值钱了。
　　站长说：“何阿姨你真会开玩笑，陈伯伯若要跺跺脚，市委大院里还不跟擂鼓一样，谁敢不理睬。”
　　这话说到了何萃芬心里，她这一辈子，就喜欢这样的虚荣。何萃芬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不把她丈夫陈功当回事，她立刻故作谦虚地说：
　　“唉，落水凤凰不如鸡，都离休了，谁还会买他的账呀。”
　　陈小民陪着何萃芬一起去了防疫站，从头到尾，他瞪着一双大眼睛，一句话都没说。在这种场合里，陈小民插不上嘴。陈家的许多事情，最后都是何萃芬站出来摆平。除了在居委会管过一些零零碎碎的琐事，何萃芬一辈子也就是个家庭妇女，家庭妇女和官太太的双重身份，让她干起什么事来，多少都有那么一点点有恃无恐。
　　区防疫站长叫李国民，与陈小民的大哥陈国民只是姓不同。这家伙是个好色的小人，闫连姣去上班没几天，就发现他是个无孔不入的家伙。李国民觊觎着防疫站所有的女性，好像一条好色的公狗，见了女人就想试试运气，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调情的机会。男人能像李国民这么公开地好色也是一种奇迹。更荒唐的是，李国民的老婆潘护芳就在防疫站工作，这夫妻俩天生的一对，一个注重进攻，一个注重防守，于是共同创造了防疫站内部的一道奇特风景线。李国民拼命接近讨好女人，潘护芳拼命嫉妒排挤女人。
　　李国民对闫连姣调情的时候，永远重复那句单调的话：
　　“前组织部长的媳妇，我们怎么敢碰！”
　　这话听多了，让人心里极不舒服。问题在于李国民怎么也想不出第二句话来，两个人单独的时候，他这么说，当着别的女人的面，也还是这么说。潘护芳永远像防贼一样，用一种虎视眈眈的目光看着闫连姣。闫连姣回去对陈小民抱怨，说原来以为事业单位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有文化，素质会高尚一些，思想品德应该像雷锋，事实上却和工厂的大老粗一样，甚至比工人更没有品格。陈小民说，好端端的工人不当，现在后悔了吧。闫连姣说她才不后悔，她从来不吃后悔药，不过是觉得好笑，觉得李国民没品位：
　　“吊膀子就吊膀子，也用不着这么酸溜溜的，好像吊膀子还要吊出点文化才好。”
　　闫连姣对防疫站很失望，她开始积极向上，打报告要求入党，上夜大读干部班，学法律，学行政管理。防疫站有一个年轻的副站长叫张坤，很看不惯李国民急猴猴的腔调，常常在背后说他的不是，说他腐败，说他道德水准太低，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张坤在大学里是学医的，应该算是科班出身。他对闫连姣的积极向上大加赞赏，说防疫站的风气太不正常，又说自己如果提升为站长，将如何如何改革。防疫站是个很肥的单位，李国民把最肥的一个差事交给自己老婆分管。潘护芳手上捏着一枚公章，辖区内任何一家餐馆开业，不经过她这道关就是非法经营。
　　在张坤的策划下，防疫站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倒李运动。上级部门接到了不止一封的匿名告状信，李国民在上面也有人，知道是张坤捣鬼，撕破了脸与他公开较量。李国民说，你张坤还是我培养的，现如今竟然翻脸不认人，想跑到我头上拉屎撒尿，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称称自己是几斤几两。尽管大多数人对李国民不满，然而在权力斗争的较量中，只要局势还没有最后明朗，就没有几个人敢公开地站出来。张坤于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他突然想到闫连姣的老公公是前市委组织部长，因此决定打这张牌，希望她能够见义勇为，利用老公公的人际关系，置李国民于死地。
　　闫连姣在吃饭桌上，傻乎乎地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何萃芬立刻有些不高兴，她板着脸教训闫连姣说：
　　“要是没有人家李国民，你也进不了防疫站。人不能忘恩，你到那才几天，就胳膊肘朝外拐，人家好歹是小民大哥的同学，你怎么能帮着别人整他呢。”
　　婆媳俩心头都不痛快，何萃芬私下里警告陈小民，说你媳妇与那个副站长是什么关系，怎么会这样不知轻重，我看是关系不太正常，你千万要多个心眼。闫连姣悻悻地对陈小民说，什么你大哥的同学，这样的色鬼同学，叫我说，还是没有的好。陈小民无话可说。闫连姣说，你爸按说也是老革命，可是在你妈的控制下，一点正义感都没有了。闫连姣说，为什么现在会腐败，因为太多的人都是对腐败现象，采取了放纵的态度，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都能睁只眼闭只眼。
　　防疫站的权力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张坤不屈不挠，闫连姣因为帮不上忙，多少有些内疚。张坤情绪低落的时候，极其悲壮地说，大不了这个副站长不当了，这么一个区防疫站的副站长，芝麻绿豆官，当不当无所谓。他越是这么说，闫连姣越是觉得对不起他。防疫站的人都相信闫连姣在上面有关系，都相信她有很厉害的后台，她自己也这么认为，觉得张坤肯定会怪罪她不肯帮忙。不久，闫连姣被提升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就是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为什么会被提升，她也莫名其妙。同事们更相信她有来头，而张坤则认定她与李国民沆瀣一气，认定这提升显然与李国民有关系。李国民是单位的第一把手，提谁不提谁，当然是一手遮天的他说了算。闫连姣觉得自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她越想证明自己清白，别人就越觉得她心里有鬼。张坤看到她只当做不认识，和别人谈笑风生，但是眼光从她脸上扫过的时候，仿佛看到陌生人一样毫无表情。这让闫连姣感到很沮丧很伤感，她自认与张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却被人看成了叛徒，心里乱七八糟不是滋味。
　　闫连姣采取了一个最愚蠢最极端的办法来证明自己无辜。张坤的老婆是他的大学同学，工作了若干年以后，也是因为在单位里不顺心，又考上了研究生。张坤因此在办公室牢骚满腹，说自己当个副站长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去读书更好。闫连姣在一旁插嘴说：“考上研究生好哇，你应该请客。”　张坤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说：“有没有搞错，是我老婆考上研究生，又不是我考上。”
　　闫连姣说：“还不是一样，出了这样的喜事，当然应该请客。”
　　张坤说：“要请客，也不能这样不择手段。”
　　闫连姣说：“我就是不择手段。”
　　张坤不近人情地说：“请客也不会请你。”
　　闫连姣有些下不了台，红着脸说：“你不请我，我自己去。”
　　张坤冷笑了一声，说：“怎么说都没用，你想让我请客，我还想让你请客呢。”
　　一旁的人附和说，对对，要请客，应该让闫连姣请客，她好歹是提升了一个副科级。闫连姣趁机下台，爽快地说，请客就请客，说请就请，今天在场的人都别走，我们就近找个馆子。于是中午在附近找了个馆子，胡乱地点了些菜。张坤不肯参加，大家又是拉又是劝，他也不好意思硬拒绝。吃到一半，张坤无意中说了一句，怎么没有把李国民喊来，他知道了，肯定要不高兴的。大家都不做声，闫连姣不在乎地说，不就是随随便便吃顿便餐，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一起吃饭的人当中，有李国民的心腹，大家好像突然想到餐桌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传到他耳朵里，不免有些拘谨起来。事后不久，李国民果然半开玩笑地问闫连姣，说你请客怎么也不招呼我一声。闫连姣笑着说，我是想喊你的，可是找不着人呀。李国民于是说，下次千万不要把我拉下了，我可不想脱离群众。闫连姣把这番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张坤，张坤心领神会，与闫连姣的关系，立刻又恢复到原来差不多的状态。
　　到这一年的秋天，有一天，闫连姣与张坤一起在市防疫站开会，回来的途中路过张坤家。闫连姣说，听说你家的装潢非常不错，我们也要装潢了，去你家参观参观。因为是闫连姣主动提出来的，张坤也就没有拒绝，两人爬上七楼，是顶楼，闫连姣气喘吁吁，说住这么高，都用不着再锻炼了。进了房间，也没什么特别可以参观的，房子不算大，最普通的那种装潢，闫连姣装着很有兴趣的样子，到处看了看，最后对着墙上的照片说：“你老婆挺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
　　张坤客气地说：“照片嘛，当然要比本人漂亮。”
　　“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老婆。”
　　“这也是实事求是。”
　　闫连姣后来见过张坤的老婆，确实像他说的那样，要比照片上逊色不少。两人找不到什么别的话可以说，就谈张坤在外地读研究生的老婆，闫连姣对她十分羡慕，她越是羡慕，张坤就越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当时，那一带的高房子还不算多，他们从七楼的窗户里看出去，已差不多有极目远望的意思。在他们窗户下，是成片的矮房子，熙熙攘攘有些人声。说着说着，闫连姣感慨起来，说你有了一个那么好的老婆，也不知道爱惜，男人都是这样的。
　　张坤说，谁说我不知道爱惜，我爱惜得很呢。
　　闫连姣做出不相信的表情。
　　张坤于是一伸手，将闫连姣搂住了。因为没有什么前奏，闫连姣吓了一大跳。在防疫站，李国民是个众所周知的好色之徒，而张坤却是个十足的正人君子。李国民是护校毕业的中专生，张坤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咬人的狗从来不叫，张坤只不过用了一招，就将闫连姣完全制服了。
　　陈小民的二哥为民分配了一套新房，原来的旧房给了陈小民。为民是陈家混得最阔气的人，他的那个公司可以称为高干子弟连锁公司，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样的公司最神通广大，市场上缺什么，公司就倒卖什么。有了自己的房子，陈小民夫妇如愿以偿搬出去单独住，结婚之后，陈小民和闫连姣一直生活在老人身边，对于小夫妻来说，这是很别扭的一件事情。何萃芬的唠唠叨叨，早就让闫连姣感到不耐烦。
　　没拿到房子之前，闫连姣借了一大堆装潢的书籍，准备大张旗鼓折腾一番。临了却只是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匆匆搬进去住。陈小民发现闫连姣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她变得有些喜怒无常，常常无端地大发脾气。陈小民是个性格极好的男人，他并没有去细想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离开父母不久，何萃芬洗澡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大腿骨活生生摔成了骨裂，痛得天天在床上叫唤，到晚上没办法睡觉。她早就开始发胖了，加上个子本来就高，生得矮小的保姆根本搬不动她，只能让陈小民陪夜。何萃芬每天晚上要翻无数次身，陈小民因此睡不踏实，两个星期下来，人整整瘦了一圈。
　　陈小民这一陪夜，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为民和二嫂王颖回来看母亲，何萃芬说，今天晚上应该让为民值班，小民已经辛苦了一个月，他媳妇背后肯定在抱怨，要怨我让她守活寡了。在何萃芬眼里，小儿子陈小民是个怕老婆没出息的男人，而闫姣连则是四个儿媳妇中间，出身和教养最差劲的一个。何萃芬从来没有明说过必须与干部子女联姻，但是她确实看不上闫连姣这种小家子气的出身，始终认为陈小民是自毁前程。
　　陈小民吃了晚饭，看了一会电视，教为民一些基本的护理方法，然后兴冲冲回自己的小巢。为了让闫连姣吃一惊，陈小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给她。他沿着黑黢黢的楼道往上摸，一边爬楼，一边哼着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摸出钥匙开门，因为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眼前出现的光线显得十分明亮。卧室的灯大开着，闫连姣赤条条四脚朝天，正全力以赴与一个男人在做那种事，正做在兴头上。他们不到两岁的女儿已经睡着了，就睡在一旁的大沙发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陈小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场景。他记忆中，闫连姣是个矜持的女人，即使和自己丈夫做那种事，也不愿意脱得一丝不挂。那个陌生的男人自然就是张坤了，陈小民曾听闫连姣无数遍说过这名字，今天第一次相见，竟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接下来的一幕难以用笔墨描述，时间一下子静止了，大家都怔在那里，谁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谁都在等待别人做出反应。陈小民冲了上去，他没有直接去碰那两个裸体的男女，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抱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跑到窗前，像天女撒花一样全部扔到了楼底下。愤怒的陈小民回过身来，拿起床头柜上的台灯，朝那对狗男女扔过去，闫连姣惊叫着跑进厕所，啪的一声将门锁上了，张坤抢了一个枕头，扭身就走。陈小民追在后面，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张坤跌跌撞撞往大门那边跌过去，他回过身来，将枕头扔向陈小民，然后随手拉开大门，沿着黑黢黢的楼道逃之夭夭。陈小民听见他在楼道上摔倒的声音，听见邻居惊讶的声音，隐约还能看见那白乎乎的身影，陈小民想操件家伙追下去，张坤已经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消失在陈小民的视线之外。
　　闫连姣在厕所里像小孩子一样抽泣着。陈小民走到窗前，他看着楼下，看见张坤在地上胡乱捡了一件衣服，一边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一边抬头对楼上看，然后往黑暗深处走去。怒不可遏的陈小民对着厕所门猛捶，门并没有被捶开。厕所里的闫连姣停止了抽泣，经过一小段的寂静，她带着哭腔说：“陈小民，我对不起你。”
　　陈小民说：“什么对不起，你太对得起我了!”
　　“陈小民，我不想伤害你。”
　　“你没有伤害我，你一点也没有，你他妈是给我脸上增光，我觉得我现在实在是太光荣了。”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你真的没有伤害我，一点也没有，我明天就到厂里面去乱喊，我要大声宣布，我一点也没有被伤害，我好端端的，好得不能再好。我要在厂里面大声宣布，我陈小民的老婆偷人了，我老婆给我戴了顶绿帽子，她给我戴了一顶伟大光荣的绿帽子，我光荣得不得了，因为戴绿帽子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闫连姣知道陈小民痛苦得不行，可是她还是不敢将厕所门打开，怕他冲进来暴打自己。
　　陈小民说：“闫连姣，我他妈真会杀了你，你信不信？”
　　闫连姣不吭声了。
　　“我杀了你，再去找那个男的算账。”
　　闫连姣又哭起来，她说：
　　“陈小民，我是个坏女人，你不值得为我这样。”
　　陈小民明澈的目光开始变得黯然起来。给他带来巨大烦恼的，不仅是闫连姣的失贞，而且还包括她坦然地向公公婆婆交待了自己的丑事。陈小民觉得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又一次伤害了，如果说闫连姣与张坤的私通，是用小刀子在陈小民的心口捅了一刀，母亲何萃芬的喋喋不休，就仿佛往刀口中撒盐。陈小民从母亲的眼光里，看到了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鄙视，闫连姣的所作所为，正好证实了何萃芬平时对她的判断。从此何萃芬一提到闫连姣，嘴角边就更加要流露出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