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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苏州监狱跟苏州大学仅一街相隔，一个“阶下之囚”服刑的牢狱与一所“天之骄子”攻读的校园毗邻，也许纯属偶然，只是人们大概会由此读出某种“象征”意味。我想说的是，监狱的限制和惩罚跟学校的选拔和培育不可同日而语，可在社会对待“人”这个层面上，其“目的性”和“可能性”上却有相通之处。对于犯人的惩罚是必要的，孟德斯鳩有言：“如果只有天堂可以希望而没有地狱可以畏惧的话，法律就将失掉它的效力”，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对于惩罚的畏惧仍然并不是目的，对每一种犯罪不同程度的处罚，应该包含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並且儆戒别人不犯同样的罪行这个目的。这使我们有理由从比喻的意义上把监狱称为“特殊的学校”。不妨说，监管走向法治化、科学化、人性化的过程，也是其“特殊学校”的性质愈加彰显的过程。这应该就是古老监狱跟现代监狱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分野和管理机制上的主要区别，前者以“打入地狱”为终极惩罚，后者则以能够在“炼狱”中完成改造而“毕业”为目的。不难理喻，现代监狱及其监管人员面对的是更高的职责自觉和更大的工程负荷。需要依凭的不仅是法学，更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人类学以及一切关涉“人学”的综合考量和一体化的运筹。
    这种分野和区别我们在苏州监狱到处可遇。当交出手机一类物件、挂上“视察”牌号走进监区，当面对那些不无强制性的各项管制法规，我们诚然真切地感受到大墙内的罪犯失落了的正是人生最可宝贵的“自由”。可这里并非想象中的“地狱”，明亮的阳光、碧绿的草地乃至园林化的构筑无异于一座校园，各种咨询机制、疏导机制乃至健康与保障机制的确立与实施，无异于一个特定而完备的小社会。跟管理干警的一席座谈，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迹和融会贯通的知识，竟使我联想到自己至今怀念的几位很有学问、十分敬业的老师。那些朴实无华的谈吐分明流露了他们的心胸，他们面对的是犯人，但他们确信犯人首先是“人”，是可以经由劳动实践和心理矫治变成“好人”的人；他们为二十多年无一犯人脱逃而欣慰，但他们时时牵挂的是，如何杜绝长期生活在大墙之内的犯人形成“监狱人格”、如何为犯人走出监狱后能适应并融入社会创设精神和物化的条件。他们说，最大的欣慰不是立功受奖，就在于那样一些时刻：出狱的犯人几年以后来信了，诉说他们新生的生活、对于往昔的痛疚以及对于管教人员深情的怀念。
    我想，这里包涵了的是一种敬业精神，一种人文情怀，也是一种对于“人”的信念。我不禁想到海明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罪恶都始于清白”。我不想就这句话做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只是以为：理性认知是一回事，在实践上，把被“罪恶”污染了的生命重新还原为“清白”，该付出的智慧和心血是可以想见的。难怪监狱的领导说，今后录用干警，优秀的本科以上毕业生会是一道杠子。是了，科学化、社会化、人性化的监狱管理，呼唤着的是科学，是知识，是能力，是爱心，是人的自觉和人类的良知。
    离开苏州监狱的那一刻，苏州大学的美丽校园又隐约在眼前。世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兴许跟“天堂”的门坎很高有关，苏大的知名度和它他的招生录取分数线，近年来一路飙升。有趣的是，我们走过的这所“天堂”里的监狱，门坎也是颇高的：不收二十年以下徒刑的犯人，成为他们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自觉请命”还是“统筹安排”，都是一种在“重、大、要”上勇挑重担的魄力，抑或是一种交付重任的高度信赖了。

二

    警察作为一种职业的名称，该是国际通用的。具体到大的类分，则有交警、经警、刑警、民警等等。至于在监狱工作的警察呢？目前似乎也称民警，或者说“监狱人民警察”，在几个监狱都没听到简化为“狱警”的说法。是否有意避开古时“狱卒”、“牢头禁子”一类恶諡或者“典狱官”、“典狱长”一类旧称？不能妄断。只是以为，在一个时尚简化需要简约的时代，若非象把“中国文化用品公司”简称为“中文”、把“监狱人民警察”简称为“政府”那样有违科学有碍视听，简捷化的称谓是很能给言说上带来方便的。比如“央视”、“刑释”，比如“作协”、“警嫂”。
    自知这样的“咬文嚼字”无大必要，内心其实是对“狱警”们有点偏爱了。私下里觉得，监狱的警察是一种综合了诸多“职”与“能”的警察，称呼上把“狱”字突现出来，非独很为得体，也很见份量 ?——监狱工作者是很可引以为荣、很能唤起人们的高度尊重和由衷欽敬的职业。我自幼就跟各类警察有些缘分，如今，更多的推崇是会指向“狱警”的了。据实说，我没入过狱、没探过监、没接触过在监狱工作的干警，原先对于监狱的想象，都发生在文学名著的描写以及参观中外几所关押过名人的监狱旧址，当然也发生在听说过的关于我们的监狱问题包括一些听来相当沉重的问题。初步了解和亲历现代化监狱及其现代管理，只是此次看过座落在南京、苏州、无锡、宜兴几所监狱以后的事。唯其如此，那感觉就有些“天差地别”、“恍若隔世”。在回程的车上，一度陷入沉思，不经意间就说了一句：“我发觉监狱的干警跟我们作家靠得最近”，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临座的省监管局的干部表白此行的心得。
    事实上，几天来我都在边看边想中做过类比。人们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给予作家，“狱警”呢？那就是我在无锡监狱的一本留言簿上不假思索写下的“灵魂重铸师”。自以为不是借话“转赠”——这是我在归纳自身体检时能够选择到的一个最为肯当的语词。我们跟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人”，我们跟他们的作业对象都是“灵魂”。
    我思考过，何以几所监狱都以那么可观的投入，致力于大墙里美的环境的创建，包括那些微缩而不失气势的山山水水、形色纷呈的花草树木，包括为犯人展露才艺提供的那些别致的场馆和采取的多种文体方式？从“自然人”的角度说，是对人性良性倾向与要求的适应和满足；从“社会人”的角度说，是合法权益与心志的保证和引导；从“服刑人”的角度说，当为激发自我潜能、恢复健康人格的举措；而归根结底，这是“灵魂重铸”的题中之义——美感、荣誉感是对病残灵魂的温润和陶冶，也是对罪感的一种反激和针砭。一如作家着意于美的创造，关涉的也正是造就人们向善向美的自觉心灵。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通常也表现邪恶，也会给邪恶者以“惩罚”，只是我们该注意到，高明的作家不会止于惩恶，他们的笔下常常或隐或现地为作恶者“找理由”，作品的价值有时恰恰从这里传达出来。我在几所监狱不止一次听到干警说起过类似的意思，对那些不能真正服罪和态度上时有反复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被称为“顽危犯”的，往往在促成转化上不厌其繁、不惮辞费，倾心相谈乃至帮助犯人找出并剖析那些自己说不清楚、说不出口的“理由”，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足以消解心理屏障，在犯人那里获得“豁然开朗”并“触类旁通”的效果。
    这样省略去时间和过程直奔结论地叙说，不免让局外人感到軽而易举，如同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觉得“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样。事实上，与“灵魂”的工程相伴的是艰巨而苦难的历程。它是一项需得全身全心全意识整体投入、长期投放的事业。无锡监狱一位“狱警”的妻子，说了句对丈夫又象抱怨又象褒扬的话，至今犹在耳边，让我感动不已；她说他呀，“老婆几日不见无所谓，犯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三

    在无锡监狱期间，适逢他们举办“犯人文化月活动”。我们的到来，又在林林种种的活动中増添了一项作家与爱好文学的犯人座谈。主持会议的监狱政委一番介绍之后，让出席的犯人逐次谈了他们的阅读和写作情况。轮到我开口时一下子犯了难，我是说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情急间便用“里边的人是我们外边的人的一份牵挂”这句话开了头。
    那一刻，我只是自得于用上了一种不违身份事实又顾及人格尊重的称谓，没有估计到这句话就定下了调子，接下去的动情发挥很有些颇为良好的自我感觉。当那个坐得离我最远的犯人默默向我伸出大拇指，我真切感受到了大墙内外了解沟通的必要与可能。
    我说“里边的人”是“外边的人”的一份“牵挂”，自然不是就狭义的亲友之情而言，所指的是那种普遍层面上的社会关注。在一般的情况下，社会认同那句古老的英国谚语：“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社会不会去同情由于邪恶行为而招致的痛苦，这很可以看做对法理朴素而明晰的表述，看做对刑罚必要性的强调。应当同时看到的是：一方面，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孟德斯鸠的话不无道理，“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另一方面，刑罚的目的不在自身，刑罚加之于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和破坏性冲动者，而不是加之于“动物”，本身就是对其作为理性存在的尊重。如同柏拉图所言，“没有一个聪明的人惩罚别人是因为他犯过的错误，而是为了他今后不再犯错误”。“外边的人”对“里边的人”的那份“牵挂”，说到底，就是从“人道”出发、向“人性”归趋的一份期待和希冀。
    我对法的精神、法律思想素无研究，想到这些，完全是在这次“看监狱”中生发出来的浮想。也许“浮想”中包含了某些“胡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说得很自信：我们不能期望任何监狱把一切“恶魔”变成“天使”的神力，不能以为我们的每一所监狱都已然告别了旧的遗留乃至新生的腐败。然而完全可以说，这里的几所监狱，在犯人成功转化上显示出的那么高的比率，那么多犯人在大墙内达成被卡莱尔指称为一个人“所有行动中最神圣的”那个“悔悟”，那么多犯人不是因一件罪行“毁灭”，而是在走出去之后重新站立起来，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监狱有形建设的结果，在监狱干警那里，我特别注意并触摸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生命的顾盼和人际的牵挂，一种在法、理、情的相剋相生、相辅相成中的潜心思索和实践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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