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巴金）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初年，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后来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至破裂，这期间巴金仍然殷殷关注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1957年9月27日他回答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提问时，复信中说：“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铎翻译的）。”谈到苏联作家时，他写道：“我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他注意收集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插图本。他托人为自己或为朋友代买过爱伦堡的《大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田德利亚科夫的小说《死结》、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说明他对变化中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十分关注。1964年1月18日巴金日记里有一段记载：“午睡一刻钟，一点后动身去儿童艺术剧场看苏联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记得1992年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看望巴老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近况。

最喜欢的一部书

　　巴金说过，他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这与他当时的向往与苦闷有关。他厌恶封建大家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览各种书籍排解烦恼，寻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时期，得到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这本小册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提及这本小册子时写道：“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上，每夜拿出来阅读。“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1928年，巴金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七年以后巴金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个反抗者的话》，有人译为《告少年》）。

　　巴金在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代序中，建议青年读者要熟读它，要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因为它是“青年们的福音”。巴金介绍书的作者，说“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又说，克鲁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我们从巴金的代序中还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地热爱这个安那其主义者，爱他的人品与思想。“帮助别人，牺牲自己”成为青年时代巴金追求的目的。

　　《我的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1842年写到1886年，这里还没有包含他生活的最重要时期。其实他那多灾多难、灿烂辉煌的后半生的基础，远在1886年以前已经确定了。

　　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是一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

　　1933年，《我的自传》译本再版时，巴金增加了15幅他从外国搜集到的插图。巴金对再版这部书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巴金认为《我的自传》是他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他的“影响极大”。这部书的理念和奋斗精神为巴金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也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事业。

　　言行一致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过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过他的小说，撰写过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和感动。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他就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4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从法文转译了托洛茨基有关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肯定与否定之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在日本时，广读各种书籍，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50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金从法文转译了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托尔斯泰和他夫人的矛盾、他的家庭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社会热门话题，包括我国在内。托尔斯泰身为贵族，有庞大的庄园，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是位相当能干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家务上。她崇拜托尔斯泰，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到了晚年厌恶贵族生活，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托尔斯泰身上充满矛盾，他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想做到言行一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一心为农民编纂课本；平日也穿起粗布衣服，常为贫民去耕田。然而，全部家务事都压在夫人的肩上。托尔斯泰夫人有苦无处申诉。巴金认为高尔基在文章中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

　　不管怎么说，托尔斯泰正像巴金所说，是“十九世纪文学的高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

　　1985年，巴金81岁了。有一天老人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作者活脱脱用的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他也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但在标题上加了一个问号，以示与原作者针锋相对。巴金说：“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又说：“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巴金坚定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一生最后的工作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是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赫尔岑：赫尔岑的家庭、他的学历、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流亡国外，创办《北极星》和《警钟》杂志，他与俄国的巴枯宁、法国的蒲鲁东、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剧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巴金后来翻译《往事与随想》作了铺垫。

　　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他还向鲁迅表示过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巴金时断时续在翻译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

　　“文革”后期，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作详细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他写道：“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文革”期间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他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7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

　　巴金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而感到遗憾。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说：“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感谢这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其书名即来自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