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铁凝当选新一任中国作协主席。这是继茅盾、巴金之后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这是一位女性作协主席。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表示：“我的本质还是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上。”

本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2001年就职上海市作协主席时说：“坚持写作仍是我的第一生活，因为这是我比较胜任的工作，假如没有写作，我这个人大概便没什么可值得人注意的。在写作之外，我要略略开放我的生活，比较多地和大家在一起。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场逐渐将文学变成消费，保持严肃化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越发孤独，那么，就让我们在一起，互相携手，度过这个转变的时期。”

本报编辑部在以“回望80年代”的名义采访著名女作家黄蓓佳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也有一个“官员”身份——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创作室主任。

她们，担任着作协领导职务，都笔耕不辍。我们试图通过黄蓓佳这一个案，解析如此美丽而有意味的文坛现象。

在省外办偷偷写小说

黄蓓佳：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冬天考试，第二年春节后入学。

1982年1月底，宣布了毕业分配名单：我被分在江苏省外事办公室。

说不出当时的酸甜苦辣。临走前一天，读清华的弟弟来帮我捆扎行李，我独自一人在北大角角落落转了一圈。所有的景物建筑在冬日里显得灰暗惆怅，一如当时我的心境。未名湖再见了，图书馆再见了，夏日里蓬蓬勃勃生长的花草再见了。我想我大约要过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再来。也许这一辈子就不再回来。我要把北大的美好时光埋藏在心底。

第二天上火车，班上的好些同学拥到站台送我。我坐在车上，同学们站在车下，隔了一层打开的车窗。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车上那么多乘客的面失声痛哭。在我之后几年的岁月里，我不记得再有过那样当众失态的时刻。

一切都因为北大。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四年。

那一年江苏到北大要人的只有三家，一家是苏州市政府，还有哪一家记不清了，再有就是江苏省外事办公室，我就挑了外事办公室。那时对外事没有什么认识，没有概念。当然感觉外事色彩丰富一点。分到外事办公室，当时很不情愿，来的第一天心里想的就是离开。

左元：当时什么样的打扮？黄蓓佳：流行的，刘海一刀切，中长的头发，及肩。后来结婚也是这个发型。

左元：分配前你觉得理想的是什么工作？黄蓓佳：当时觉得理想的就是文化单位——出版社啊，杂志社啊……最起码去报社，跟专业近一点。结果一到这个单位，中文的嘛，就是写材料，写简报、公文，还有来外宾了，欢迎词、欢送词也是我们写。

左元：这个工作是从1982年春节前开始的？

黄蓓佳：对，冬天开始，做了三年，全是这些工作。

在外办三年换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友好城市处，两年后到了宣传处。

左元：那更多的是文秘的事情。黄蓓佳：是的。因为我从第一天进去就想着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专心工作过。我们单位对我写的东西有点不习惯，说太像小说了。我暗自高兴——我就希望搞文学嘛，也不想写太专业的公文一类东西。一有空就自己偷偷地写东西，晚上经常熬通宵。当时精力真充沛，又没结婚，下班没事。当时上班事情也不多，真的不多，很清闲，除非有接待任务的时候。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的时候多，但不能明目张胆地看小说写小说。我就把报纸或公文放在一张白纸上，在下面偷偷地写小说，字写得密密麻麻的，然后晚上回去再抄到稿纸上。总之，有一点时间就削尖脑袋写东西。

那三年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笔会。说实话我们单位对我还是很宽容的，知道我有志于文学，比较照顾我。

左元：你当时也有一定的成就了。其实当时在外办工作，还是很风光的。黄蓓佳：在外办，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江苏是大省，外交部组织了两次各个国家的大使和大使夫人到江苏来，每次都是上百人，坐日本的日野车，一个车队，浩浩荡荡的，蛮威风的，从南京到常州、无锡、苏州，一路过去，陪吃陪喝。我第一次吃天目湖大鱼头，就是那个机会。大使夫人直喊吃不消，要减肥。《秋色宜人》，就是写这两次活动。

左元：跟大使、大使夫人有没有什么故事？黄蓓佳：没有。我妹妹在南通工作，经过南通的时候，晚上我去见一下妹妹，回来都被批评了。哪能跟他们搭讪啊，不可能的，也不敢。

左元：看上去很华丽。黄蓓佳：记得有一次北京一个同学来，男的。那时候没有住宾馆的概念，也不可能住我宿舍，我就在办公室给他铺了床被子，给他睡觉。结果就被批评，说我们这样的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让外人留宿？

左元：在外办，有了生活积累，就写了有关外事生活的小说。

黄蓓佳：我是1982年写的那个小说，才到外办一段时间，就写了。还有关于音乐的知识，受我弟弟一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