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雨花》同仁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首诗《送令狐相公》，中有两句诗：“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大意是，一身而“兼将相”，可谓“世上功名”之最；然而，一个人的“人间声价”却是他的“文章”。如果讲“世上功名”，李克因同志 (1925-2006) 生前最高职务，不过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然而，人们看重他的并非因为他的职务，而是他的“人间声价”颇高的“文章”。
    克因兄于 2006年6月27日不幸逝世，享年81岁。虽说已是高寿，但我得知这一噩耗时，仍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以前，克因兄还在写作，而他的精神状态又特别好，我印象里他还是个“老少年”。我是在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江苏省作家协会，在一次文学集会上和克因兄相识的。那时他33岁，但己显得人情练达，谈吐不凡。我知道他是文学多面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杂文，样样来得，因此对他很敬重，以兄长待之。十年“文革”，彼此遭劫，音讯难通。待到新时期到来，我俩再见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的创作却迎来了“黄金时代”。他的小说《江陵秋月》获第三届《今古传奇》中篇创作奖；长篇报告文学《向暖一枝开》发表后好评如潮；杂文集《樽前花下集》、《长天秋水集》、《西窗夜话》中的不少佳作，读者击节称赏，其中有些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舆论安能造乎》获首届金陵文学奖；戏曲艺术随笔及画评 《戏剧名画妙说》更在戏曲、美术界递相传诵。可见克因兄的“文章”确有很高的“人间声价”。
    克因兄的小说在“文革”前即有《家庭问题》名世。进入新时期后，他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写得尤其出神入化。《江陵秋月》写三国时代的关羽；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相比，在历史真实性上更符合历史上的关羽的实际。《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封建时代的理想“武圣”，而《江陵秋月》中的关羽则是丢失荆州、失败战场的封疆武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很多描写均为不实之词，如关羽投降曹操，并未提出过三个条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纯属传说；关羽并未义释曹操，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混战中生还；华佗也不曾为关羽刮骨疗毒；至于关羽两次显圣，更是莫须有之事；而《江陵秋月》中的关羽，他的语言行动，全有历史真实的依据，几乎字字有来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以其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完成其英雄形象的塑造；而《江陵秋月》中的关羽则以其最后觉悟，写出了关羽尚有可取、可同情之处，为关羽勾勒了精彩的有力的最后一笔。《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天神”,而《江陵秋月》中的关羽则是一个普通的人。《三国演义》中的关羽，经过小说作者的虚构、想象、生动描写，随着《三国演义》的世代流传，已经家喻户晓，活在亿万读者的心里；而《江陵秋月》中的关羽虽然已写得很成功，但还有待读者的认知与时间的检验。不管怎么说，《江陵秋月》中的关羽已经可以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一比高低。克因兄之所以在《江陵秋月》中取得如此成就，一是他对三国史料作了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对关羽的史料重新作了审视，于是写出了历史上的真实关羽，塑造了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完全不同的形象。二是他以唯物史观看待古人，既写古人的优良品德也写古人的局限，《江陵秋月》中的古人无“现代化”之嫌。三是他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很好地统一在了一起。我以为，《江陵秋月》对于今天的历史题材小说、戏剧和影视创作都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虽然克因兄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随笔、评论等文学领域多有成就，但他写得最好、最多的却是杂文。在杂文界大家都知道，南京有个杂文大家李克因。这不仅因为克因兄在半个多世纪中发表了二千余篇杂文，数量多，更因为克因兄的杂文实在写得出色。
    克因兄的杂文，思想内容多元化和写作手法多样化。有表彰性、歌颂性的杂文；有针砭时弊的杂文；有规劝、箴诫的杂文；有知识性的杂文；有趣味性的杂文；有娱乐性的杂文；有渲泄性的杂文；有给人以战斗后休息的杂文……真是百花盛开，五色缤纷。与杂文思想内容的多元化相适应，克因兄杂文的写作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式的，直抒胸臆的，以古喻今的，中外比较的，幽默的，讽刺的，浅斟低唱的，高歌慷慨的，……杂文的十八般武艺都动用了。
    克因兄的杂文，对时弊有独特发现，痛加针砭。杂文的生命在于有战斗性，而其战斗性又贵在对时弊有独特发现。歌颂性、表彰性的杂文，自是杂文中的一格，但读者最爱阅读的还是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克因兄的杂文，如《由官返民难》、《舆论安能造乎?》、《漫说管好老婆孩子》等篇，都有他对时弊的独特发现。某些领导干部的老婆、孩子胡作非为，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之一。但大家司空见惯，也就习以为常。克因兄在《漫说管好老婆孩子》中写到这一时弊，有助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要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在克因兄的杂文中，我以为这类杂文的思想意义、社会效果较大。
    克因兄的杂文，掌故重谈，新意迭出。他的杂文常从掌故谈起，或旧事重谈，或旧书重谈，或旧戏重谈。他谈的是大家熟知的旧事、旧书、旧戏中的掌故，但他却从这些掌故中发掘出新意，再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于是这些掌故也就突然闪耀出了新的光采。《下次不中也就是了!》、《嫂嫂的喜怒哀乐》等杂文都是如此。
    克因兄的杂文，议论风生，深入人心。杂文离不开议论，但又不能板着面孔发议论，令人生厌。克因兄的思想评论性杂文，如《务实篇》、《打开心灵的窗户》、《“知名度”》、《“自控”与“慎独”》也发议论，但写得自成一格：夹叙夹议，议中有情，谈笑鼓掌，清风习习，文章没有“架子”, 却能入目贯心。尤其难得的，克因兄的杂文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他行文多曲折，笔尖带感情；事例取典型，讲究艺术性；状物含哲理，叙事兼怀人。看来，克因兄写杂文时是把它当作文学创作一样来下笔的。
    克因兄的杂文，越到老年写得越是成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道出了不是老年人说不出来的过人之见。克因兄出身于一个文化氛围很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李竟容，文化素养很高，诗书兼攻，曾经翻译过《鲁拜集》。李竟容还是位同盟会会员，为了反对清王朝，曾在战场上殊死血战；孙中山北上谈判，他又折冲于樽俎之间，为反对腐败的北洋政府艰苦奋斗。在父亲的熏陶下，克因兄自幼爱好文艺。因此，尽管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园艺系，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颇为广博，但他在毕业后却投身于革命文艺工作。几十年间，他的确是读破了万卷书，旅行了几十万里路，加上人生坎坷，历尽磨炼，这就为他的杂文写作打下了难得的深厚的基础。他的杂文多谈他在读书中的新见。诸葛亮的《隆中对》，载诸《三国志》。一般人都以为著作权属于诸葛亮。但克因兄在《陈寿为诸葛武侯立言》中却认为，这是陈寿代诸葛亮立言。因为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密谈，在当时并无记录，“ 《隆中对》虽然以诸葛的答对为主，且明明白白有‘亮答曰’字样，但必须承认版权属于陈寿”。因为《隆中对》“出自何处，未见交代”；“至于陈寿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后人惯说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运作方法，就更难以知道了。” 如此看待《隆中对》，不能不承认这是克因兄的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
    二是表现在他善于联系实际。在《倘若牛二当上大亨》一文中，他指出，“昨日泼皮光棍一条，今朝忽然暴发，成为炙手可热、备受尊敬的豪强，古往今来，并不罕见。” 因此，《水浒》中的“没毛大虫”、确实把“邪头”与“痞子”合二而一的牛二，“此公当真坐上‘奔驰’车，穿上燕尾服，也必然是‘款’味十足翩翩的绅士，所到之处，前呼后拥，递名片，送请帖者盈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风度和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派头令人侧目”。“而忘情之时，‘鳖鸟'、‘妈的’等野话也难免流出几句”。因为“他毕竟是个高级泼皮。一定要在生活里找同类，则已被与尚未经揭露的庄霸、财霸、行霸、政霸，以及形形色色的大骗子手庶几近之”。克因兄的这些话，说在1995年。不料过了五年，2000 年， 福建“远华集团”集体走私案被揭露，其中以赖昌星为头头的那伙走私狂不正是“当上大亨”的当今“牛二”吗？
    从上可见，克因兄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获得很高“人间声价”的“文章”，将会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