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尽管一再声明不想在财经界出名，最近作家周梅森仍然成了不折不扣的财经关注人物——“周梅森对金丰投资股改说不”，“周梅森弄潮股改勇者无惧”……网页上点击他的名字，前几页出现的几乎全是他与证券的纠葛。和他的《绝对权力》《中国制造》等响当当的作品相比，作为股民的周梅森在这个冬天似乎更惹人瞩目，甚至作家的身份都快被忽略掉了，虽然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周梅森新作《我本英雄》仍然同其他作品一样好评如潮。
找到他，从声音就听得出来是满含疲惫——他家里已成了接待全国各地媒体的发布会现场，且几乎全是财经栏目，“我现在这儿有三拨儿人，晚上还有排着队等着的，我都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当听我说我要跟他谈的是文学时，本来执意推辞的周梅森立即缓和了口气。我知道，这会儿跟他谈谈他的小说，对他，实在是一种放松。而从他的言谈间我不难发现，那个自１９９４年涉足证券市场、曾是江苏省最早的１０大户之一、１１年间几乎将所有的稿费全部投入股市的周梅森，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天职还是：作家。
■有影响的作家必须对当代生活发言
记者：以往的作品和《我本英雄》一样，都是反映现实社会、透视中国改革历程的力作，在写作上，您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看到“周梅森”这三个字，您希望在其名下的作品会给读者什么印象？
周梅森：每个作家都会有所选择。关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就是我的一种选择。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必须对当代生活发言，前辈作家说是“干预生活”，我说是发言。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作家不能失音，文学不能缺席。否则就是失职，其命运必将被边缘化，文学远离了人民，人民也不会再把文学当回事了。因此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当代读者的欢迎和认可，让他们感到文学离他们并不远，至于是否会流传百世，我从不考虑。我属于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不属于历史，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了。
记者：您的作品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被称为是政治小说，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您都不感兴趣？还是您认为自己所为才是一个作家应尽的职责？
周梅森：至少目前没太大的兴趣。众所周知，我是从近代史小说成名起家的，我对历史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但现在顾不上，因为当代生活中让我关注的东西太多了。
记者：张平说他写作往往要“伪装”成记者采访很多次才动笔，《我本英雄》您写了多久？您创作一部作品通常经历怎样的一个过程？
周梅森：各有各的一套干法，张平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交流，但他永远是他，我永远是我。我自从《人间正道》惹出了一场官员们的对号入座风波后，再也不愿到任何单位挂职，也不再进行任何面对面地采访。比如《我本英雄》，有人说我写的是江苏常州发生的“铁本事件”，我的回答是：纯属无稽！在长达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我从没去过一次常州，从没和常州任何官员、铁本公司的任何人有过接触，如果有的地方像，那只是巧合而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作为一个对改革生活非常敏感的作家，我在铁本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已嗅到了某种危机，已预感到了一场宏观调控的风暴就要来临。所以，我创作一部作品绝不是先有了某种事件，然而去采访求证，进而构思创作。我总是先对一种现象进行思索，在事实的基础上让想像的翅膀飞翔起来，达到情不自禁了再行动笔。
■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对生活还债
记者：大量的写作由头来源于什么？写作，如今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梅森：老生常谈的回答：来源于生活。作品可能是灰色的，有缺憾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每一部作品写完我总有一些遗憾，总觉得没能做到最好，而最大的遗憾往往是许多应该包容进去的鲜活的生活在创作过程中忽略流失了。因此写作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对生活的还债，一笔还完再还下一笔。生活永远走在我的前面，而我一直追不上它。
记者：您的作品几乎每部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好多人知道您的名字也是通过电视而非小说，您是否感觉很遗憾？虽然您也是电视剧的编剧兼制片人，毕竟人们认可您更多的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身份。
周梅森：不，我不遗憾，咱们别这么自命不凡，文学不是清高的贵族。当电视剧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文化消费产品时，一个作家有什么理由放弃这种话语权呢？我认为文学和影视的互动是良性的。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介入，中国的电视剧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言，更多的电视观众通过电视了解了作家和作品。我在这里说一个事实：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我十三本长篇小说和小说集的发行量不足七万册，而现在每本长篇小说的发行量都在十万册以上，像《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发行量在几十万册。当然，在我自己的心中，我的角色定位仍然是作家，这是根本。
记者：您说作品的读者多为公务员，“年龄绝大部分都在４０岁以上”，他们爱读什么也非常清楚，您认为自己是否有迎合读者的心理？
周梅森：迎合谈不上，读者并没那么好迎合的，尤其相对我的作品的读者来说。我的作品能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体不是我迎合的结果，这一点作家出版社最清楚。举两个例子：一、作家出版社出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中国制造》，起印八千册，我当时和张胜友社长说，多印点吧，别让人家盗版了。胜友说，人家不会盗这种小说的。结果谁也没想到，八千册起印，最后印了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五种版本，仅作家社就三版十七印，总印数达到三十六万册。作家社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至高利益》起印也是八千册，现在也发了十几万册，加上长江文艺社发的三万册，也近二十万。而市场盗版多达几十种，甚至出现了大量盗名书。我想这也许是一种无意的暗合吧？
■追求文凭的人流中一直没有我
记者：不少读者说您的小说充满激情，有阳刚之气，观看和叙述历史的观念和方式很独立。您自己怎么总结您的写作风格？
周梅森：这个问题还是让读者去说吧，我能让他们少一点失望就行了。如果非说几句，我想是我在煤矿的成长历程和徐州那片粗犷的土地造就了我的豪放性格，而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又开阔了我的视野，才使得我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大气和阳刚之气。
记者：您曾说过“我不是大师，也不再梦想做大师”，为什么这么说？
周梅森：不必讳言，我最初的文学梦曾做得轰轰烈烈。年轻时很狂妄，仰望着灿烂的文学星空，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颗。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把它当作终身职业以后，我才知道我选择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人生。梦落地之后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脚印，每一个脚印里都浸透汗水。尤其是四十岁之后，我彻底省悟了，“大师”和“经典”不是你想追求就能追求到的，更不是自封的，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超越自己，无愧此生而已，因此我的创作才出现了一次转轨，从历史转到了当代。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部《沉沦的土地》开始，至今您已在文学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如今是读者心目中成熟的作家，回首看去，您认为自己走到今天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轨迹？自己又受益于什么？顽强的毅力？
周梅森：受益于毅力和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来自徐州煤矿的近乎半文盲的黑小子成了你所言的“成熟作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汗水远远超过我同时代的作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从离开煤矿中学大门，我再没进过任何学校的大门，追求文凭的人流中一直没有我，我的知识补充全是靠自学完成的，是根据我的创造需要及时补充的。不但是文学知识，包括经济、影视，以及我所介入的其他领域的知识。事实证明，我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其他领域干得都还不错。
■从小到大我只有做矿工没做好
记者：从下井矿工到杂志编辑，从商人到政府官员，都曾一一体验。如今经商写作两不误，您怎么评价现在自己的人生状态？是理想中的状态吗？
周梅森：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我觉得我一次次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并且非常珍惜这些机会。做编辑时我是好编辑，在《青春》杂志编发过全国获奖小说，做商人时我是讲诚信的文化商人，《国家公诉》和《我主沉浮》拍得也都很成功；到政府做官员属于挂职，似乎不必多谈，只有做矿工没做好，十四岁半工半读下井，一直到二十三岁离开，几乎是混过来的。现在我所在煤矿领导开玩笑说，这不怪你，主要是专业不对口。
记者：在这个人人都在写作的年代，五花八门的写作，包括所谓美女作家、私人写作盛行，您是否不屑一顾？日常阅读会是哪些东西？
周梅森：想“顾”也没时间，他们很忙，我也很忙，大家各忙各的吧。日常阅读比较杂，主要是政治、财经类书籍，当然我自己喜欢的几个作家的新作品看到了也读。有大块时间时会看些世界经典名著。另外就是网上阅读，看看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
记者：如今写了多少部作品？多少万字？最得意或于您最具不同意义是哪部？手头正在写什么？
周梅森：写了十五部长篇小说，三十几部中篇小说，出版了四十八种长篇小说或小说集，包括十二卷本的文集和三卷本的政治小说选集，改编了自己的八部电视连续剧，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吧。最得意的也许注意的人不多，就是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天下大势》，印了五万册。另外，新近出版的《我本英雄》我也比较喜欢。
最具不同意义的应该是１９８３年在《花城》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是当时的主编范汉生先生独具慧眼，让它得见天日。这部中篇让我跨进了文学界，成了一名靠写作吃饭的作家。手头正在写的是《我本英雄》电视剧本，准备明年春节后开机，仍然是我来主持制片拍摄。
■我在无意中开始了一场和风车的作战
记者：您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可媒体却称您为“股市堂吉诃德”，对此您怎么看？
周梅森：对，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又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第一线了，真是哪里热闹哪里就有我。不过这一次可真不是我想找热闹，是热闹找我。我信奉巴菲特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一不小心成了某上市公司第一大流通股东，变成了证券财经界的热点人物。因为我在《大众证券报》上发表了三封公开信，成功否决了那家上市公司的侵权股改方案，全国媒体尤其是财经界媒体和各大主流网站、全国中小流通股东高调支持，无意之中把我推到了财经界的聚光灯下。
我的呐喊并没解决任何问题，风车还在那转着，我这堂吉诃德只好当下去。
记者：李冰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