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如约敲开黄蓓佳的家门，随她走进10多平方米的书房，这是她思想的领地，她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满满的书橱和硕大的电脑显示屏是书房的共性，而很多小摆件和照片则表明其主人是个热爱生活的女性。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您有什么新作吗？
　　黄蓓佳（以下简称黄）：春节前刚刚写完一个儿童文学长篇《亲亲我的妈妈》，一共6本，总共120万字左右，2月底就可以上市。春节过后刚刚开始着手写一部长篇电视剧的剧本，从解放初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反映一组人的命运变化，主题是人性改造和社会变迁，挺严肃的，更具体内容制作方就不许对外透露了。
　　记：除了作家，你还有一个身份是江苏省作协的副主席，你喜欢“黄主席”这个称呼吗？
　　黄：不喜欢。“黄主席”听起来很陌生，很别扭。其实作协副主席只是个虚职，更像是一个荣誉称号，不上班也不拿工资。作为副主席，我参与组织专业作家采风、参观、开作品研讨会；为签约作家投票、检查他们的签约目标；对重大题材、重点扶持计划进行筛选和审查，还有业余作者的活动。但绝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呆在书房里。
　　记：但是多数人都觉得，作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体验才能创作出精彩的情节和人物。
　　黄：恰恰相反，作家的生活是单调和枯燥的。拿我来说，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8点多进书房，至少要呆到傍晚，写作、看书或者干脆发呆。吃饭也很简单，简单到了基本不到锅灶的地步，逛街呢，一年能有两三次吧。偶尔也会呼朋唤友、花天酒地一下，但是生活乃至生命的90%是属于书房的，有时候我能一个月不出小区的门。一般人下班后就不用考虑工作上的事了，但是作家是全天候的，除了熟睡，情节和人物就在脑袋里盘旋。
　　其实每天一个人闷在书房与世隔绝是很压抑的，所以我的生活一般三年一个轮回：今年写成人文学，明年写儿童文学，后年拍电视剧。儿童文学写起来能让人放松，电视剧是集体劳动，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选题、策划，再一集集侃出故事情节，侃得热火朝天，这让我特别兴奋。在写剧本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接触导演，选演员，定场景，这也是我走出书房与人交流的方式。
　　记：去年开拍的电视剧《派克式左轮》是根据你的小说改编的吧？
　　黄：是的。小说是1993年写的，现在电视剧已经杀青，男主角是印小天。在小说里，主人公杀了同学和老师后自杀，但制片人说这么拍肯定通不过审查，于是改成拿枪对着老师同学发泄一通后自杀，听说还准备了另一个版本，连自杀都没有。因为拍完后剧组解散了，场景和布景也没了，一旦没通过审查，再补拍很麻烦。这样看起来，还是小说自在些，给作家的空间比较大。
　　记：人们对名人的成长经历都感兴趣，您是怎么当上作家的？
　　黄：无心插柳柳成荫。我高中毕业等待下乡插队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了《补考》，语文老师给我打了98个红双圈，贴在橱窗里，结果传来传去，居然在我不知情时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了。父亲鼓励我写下去，于是第二篇《他们又长大了》又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插队的4年，我又写了七八篇作品。这么多年，我的作品基本没浪费，从没出现过百投不中的情况，虽然没大红大紫，但也没长时间沉默过。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成绩好，本来报图书馆系的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正是那几年，我受到了正规的写作训练。命运深不可测，人生充满了偶然，我还记得生产队推荐时，大家在仓库里开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大概也是冬天的这个时候，寒冷和紧张让我瑟瑟发抖。后来被录取前又要政审，这两次哪怕一个人一句坏话，我的一生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毕业后我进了机关，那3年我写作非常勤奋，吃食堂，又没家庭，常常白天上班，晚上通宵写，最多时一个月有4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我不喜欢那份工作，写欢迎辞、欢送辞、工作简报和公务接待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候上班我把小纸片放在报纸和文件夹下，用小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一张纸能写1000字。后来省作协成立青年创作组，头儿也尊重我的选择，因此我的手续是那批人中最先办好的。
　　其实我并不特别热爱文学，起初写作只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到了作协，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归宿，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心里特别踏实。然后，这些年下来，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记：书房里只有电脑没有纸笔，用了电脑后，你对纸笔还有感情吗？
　　黄：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用电脑，但是还是对纸笔感情更深。现在写散文，我还是喜欢在纸上写，那份悠闲和随意契合散文的意境。而电脑则给人很大的压力，一旦开机，如果不猛写就觉得对不起它，连去喝杯水都牵挂它，几分钟不动，屏保就跳出来了，让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没写一个字，太失败了。我觉得自己在被电脑奴役，它迫使我脑子不停地动。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第3台了，笔记本写稿，台式机上网，分工明确，主要是怕病毒，书稿可全是心血啊。上网基本是给女儿发E-mail，偶尔查查资料，看看博客。
　　记：现在有很多少年作家成了明星，像郭敬明到南京，会有FANS接机，你希望自己有那样的读者吗？
　　黄：我听说过，但我不想，那太像明星，而我希望低调生活，以文字示人，而不以脸面示人。对我来说，连签名售书都很痛苦，每次都是出版社逼着去的。可能是常年累月的面壁生活，走入人群会让我不太习惯，而且我不太会讲话，用口头表达我有心理障碍。我从没在人群中当过话语中心，即便是侃电视剧也没有。很奇怪，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沉默的中年人，而老一辈作家和新生代作家都非常能讲。
　　现在是一个全民写作的年代，前两天我女儿还打电话说，她要写一个二三十万字的长篇，2天就写了1万字，真快。不知道她是怎么写的，我写稿都是字斟句酌，一句话反复推敲，写好不大改，出了书自己也从来不看。
　　记：说到女儿，我们知道你很多作品都有她的影子，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母女关系？
　　黄：我们性格完全不同，我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而她，对别人宽容，对自己更宽容，不争强好胜，不小肚鸡肠。按中国人的标准，我对她的教育不算成功。她小时候，我希望她简单、自由、轻松、快乐，就由她自由成长。但是她也太自由了，看书从来不坐凳子，都是趴在地毯上。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她成绩不好，我就急了，母女战争经常爆发，《我要做好孩子》写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挨了骂她也眼泪汪汪，但还是不用功，还乐呵呵地说“没有任何事能打倒我”。我就放心了，至少她不会为什么事死去活来的，生理和心理都健康就行了。
　　我和女儿有代沟，我做事比较认真，也善于学习，以前打毛衣、做肉圆、擀饺子皮、腌咸菜等等什么都会，让我弄一桌子菜是手到擒来的。而她们这些孩子，对生活就太随意太不认真，我去国外看过她一次，结果她们几个室友的脏衣服放了满满一篓，快有一人高了。我用洗衣机替她们洗了一缸又一缸，以后我就不去了，眼不见心不烦。

　　(徐 宁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