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祥，1910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镇江。祖父是晚清举人，外祖父曾任翰林，当学台，家境殷实。张骏祥的父亲是个秀才，曾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又参加了镇江的光复起义。
张骏祥七岁开始在私塾先生的辅导下攻读《论语》、《左传》一类古典文学，九岁进入江苏会馆办的小学念高小，十二岁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张骏祥早慧，智商极高，学习又相当勤奋，在中小学里就出类拔萃，中学毕业前他还和同学合作翻译了俄国小说《红笑》，并时有诗歌创作在报纸副刊上发表。
1927年，张骏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涉猎西方文学史，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张骏祥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在清华大学的后两年，张骏祥对西洋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攻读了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等戏剧大师的作品。
1931年，张骏祥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留在清华大学当戏剧家王文显先生的助教。其后五年间，他潜心研究西洋戏剧，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张骏祥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赴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深造。在耶鲁，张骏祥以学导演为主，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乃至舞台技术、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多面手”。功夫不负有心人，1939年张骏祥毕业，执导了一部反战题材的戏，博得好评，校方授予他美术硕土学位。
1939年秋，张骏祥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学成归来，应聘于从南京迁往川南江安县的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导演、舞台美术等课目。在剧专，他导演了由曹禺编剧的《蜕变》和由李健吾编剧的《以身作则》，并创作了《小城故事》、《边城故事》、《美国总统号》等剧本。
1940年底，张骏祥辞别江安去重庆，进人中央青年剧社任副社长、社长。他的一批学生也相继加盟中央青年剧社，成为该社的主力。在中央青年社，他导演了《北京人》这部曹禺1940年创作的话剧。张骏祥在执导这部大戏时，不仅准确地体现了原作揭示的旧的行将灭亡、新的即将来临的主题，而且非常注意掌握整个戏中人物的基调和处理全剧的总体节奏，把一台人物组织得像一台交响乐在演奏，显示他的导演技巧，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在山城重庆演出时引起轰动，好评如潮。这期间，张骏祥还导演了由贝拉巴拉兹编剧、焦菊隐翻译、曹禺改编的《安魂曲》和《边城故事》。随后，张骏祥又在他担任理事的中华剧艺社导演了陈白尘编剧的《大渡河》。
1943年，张骏祥随怒吼剧团去成都，导演了吴祖光编剧的《牛郎织女》，又应神鹰剧团之邀执导了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译本)。
1944年春，张骏祥进入中央电影摄影厂任编导，这期间创作了《山城故事》，编导了《万世师表》。张骏祥在《万世师表》中塑造了一个对民族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老教授——林桐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倾注了他对正直、善良、爱国的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的命运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认识的深入。
张骏祥的话剧艺术实践在抗战时期最为集中，他创作了五个剧本，导演了九个戏。他在戏剧导演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尊重原作，准确地把握和体现原作的题旨和风貌，做到一个戏有一个戏的风格；强调戏的整体性、准确性、和谐性，反对为了突出某一部分而破坏全剧的和谐；排演严肃认真，要求严格，计划性强，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排演方法和制度。这套正规化的方法对改变当时存在着的排演不严格、带有业余性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张骏祥多才多艺，在戏剧创作理论和实践诸方面多有建树。40年代他先后撰写了《导演术基础》、《建筑我们的剧场》等论著，他的五个剧本也由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张骏祥笔名衰俊，《哀俊戏剧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此外，他还翻译了《好望角》、《审判日》、《吾土吾民》、《富贵浮云》、《林肯在伊利诺州》等话剧、电影剧本。张骏祥的主攻方向是戏剧导演，留美学成归国，在抗战时期重庆俊贤荟萃的话剧舞台上初试锋芒，就使他声名鹊起。抗战胜利后，中国电影历劫复苏，话剧陷入低潮，他毅然转舵，走向摄影场。
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张骏祥先后在中电一厂、二厂编导了讽刺喜剧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前者是他根据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找房子的痛苦经验写成的，影片以强烈的对比和辛辣的讽刺尖锐地鞭挞了丑恶的现实；后者在更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暴露了社会腐败现象，喜剧手法的运用也更为娴熟，与内容的结合比较恰当。这两部影片受到了当时进步舆论的重视和好评。随后，张骏祥又到香港为永华公司导演了由陈西禾编剧的影片《火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完成荡涤江山的最后功业。张骏祥深受鼓舞。他率先投身军旅，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体验生活，用果断的行动表示他迎接新时代的决心。张骏祥从此毕生尽瘁于人民电影事业，集编剧、导演、理论、批评、电影教育、行政领导集于一身。他似乎怀有“十全武功”。干练、自信、满身活力、雷厉风行，献出血肉之躯所能奉献的一切。他的主流意识很强，影坛近三十年忽风忽雨，乍阴乍晴，不能不给他带来许多无形的耗损，但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他个人的成就和影响力，都令人刮目相看。
从1949年至1982年，张骏祥执导了六部影片：《翠岗红旗》(1950)、《淮上人家(1954)、《燎原》(1962年与顾而己联合导演)、《白求恩大夫》(1965)、《大庆战歌》(1977与孙永平联合导演)、《大泽龙蛇》(1982年总导演)；张骏祥这期间还先后改编、创作了《胜利重逢》(1950)、《鸡毛信》(1952)、《新安江上》(1958)、《印年代第一春》(1960年集体创作)、《白求恩大夫》(1962年与赵拓合作)等五部电影文学剧本。
张骏祥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力求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在表现形式上，他不拘一格，根据内容的需要，既采用戏剧式的结构，也采用纪录性强、抒情色彩浓的叙事方式。无论运用何种形式，他都保持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追求严谨、明快、质朴的艺术风格。
《翠岗红旗》是张骏祥解放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为了表现江西老区人民的斗争生活，他深人到赣西南的祟山峻岭之中，访问当年的老红军及其家属，听取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深受感动，从而使他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得到一个比较具体鲜明的认识。影片饱含深情地塑造了红军家属向五儿的动人形象，着力刻画她在丈夫北上抗日，公爹、小姑惨遭白匪军杀害后，在十多年的磨难生活中，对红军的感情始终不渝，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导演把向五儿放在尖锐的冲突中具体细腻地展现她这种真挚的感情。比如，在地主少爷和地主婆欺侮她的儿子，与仇人萧镇魁相遇，目睹封老四惨遭敌人的酷刑等几场戏中，影片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朴实的演员表演，展现了向五儿丰富的内心世界，使这个形象真实感人。这部影片公映后深受观众喜爱，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二等奖。
《鸡毛信》是根据华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它描述小英雄海娃在结游击队送鸡毛信的过程中，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与敌人周旋，终于完成任务的故事。剧本按照儿童特有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刻画了海娃机智勇敢、粗中有细和乐观开朗的性格。他被敌人掳去后，把鸡毛信巧妙地藏在老羊尾巴里；当敌人要宰老羊时，他为了保护鸡毛信，又故意引诱他们去宰自己心爱的小羊羔；他的逃跑，以及逃出虎口后由于过于高兴而慌里慌张丢失了鸡毛信……这些情节真实可信，引人人胜，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根据张骏祥改编的这个剧本拍成的影片大受观众欢迎，并先后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三等奖和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
《燎原》是以安源煤矿大罢工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创作、拍摄的。影片描写了煤矿工人在同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斗争中，经过共产党人用马列主义启发教育后，从自发走向自觉，最终取得大罢工胜利的历程。影片着力刻画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雷焕觉的形象，突出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对工人满腔热情、耐心教育，对党的事业坚贞不渝的特点；同时，又刻画了以易猛子为代表的一批各具性格特色的煤矿工人，而且遵循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展现他们成长的过程。严谨续密的导演构思把影片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组织得有条不紊。影片按敌我力量的消长，对肖昌定被 杀、封井大搏斗、郑海生牺牲和路矿大罢工四次场面所进行的不同处理，具有独到之功。《燎原》以其强烈明快的节奏、层层递进的情节。表现了工人运动磅确的气势，使影片洋溢着浓烈的激情，具有史诗的特色。
《白求恩大夫》是张骏祥电影作品中艺术成就最为辉煌的一部。影片描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思于1938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最后不幸殉职的动人事迹。张骏祥以深厚的艺术功底驾驭了这个难度比较大的题材，从平凡中写出了不平凡。影片通过白求恩办模范医院、建流动医疗队，在前线、后方治疗伤员，以及和八路军、根据地的老百姓建立难以割舍的亲情，表现他热情、风趣、幽默、不妥协的性格，揭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高尚精神，而且还展现了他这样一个外国人如何逐步认识中国人民的过程。这样，影片就把人物的崇高精神与人物的性格、感情，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白求恩的形象有血有肉，光彩照人。
在艺术形式上，影片突破了一般戏剧结构的框框，没有安排贯串到底的矛盾冲突，面是采用了类似叙事文学的表现方法。对白求恩来到根据地后的经历的叙述，具有纪录性的特点，但又非平铺直叙，其中有起伏的节奏、感情的波澜，并发挥电影的特性来抒发感情，渲染场景，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比如“白求恩去世”这场戏，充分发挥了电影时空转换的特性，处理得很有层次，不落俗套，为人们所称道。
《白求恩大夫》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但是，1965年影片刚拍完就被江青以“毛主席已经写过纪念文章”为由封存起来，直到1977年才重见天日。
张骏祥不仅是一位电影艺术的实践者，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电影理论家和电影事家。195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该书结合国内外的电影创作实例，通俗地阐述了电影与其它艺术形式所不同的特殊表现手法；指出了场次多、人物多、对话多是造成我国电影剧本篇幅长的重要原因。对电影的戏剧冲突、悬念、对话、结构、主题等问题也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本书在国内曾多次再版，大受读者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张骏祥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局长、上海电影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十年动乱中，张骏祥惨遭迫害，先后在监狱和劳动审查中度过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他以更大的热情执着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他那广博的才学，严谨的作风，刚直、坦荡的性格为影界同仁所敬仰。
1996年11月14日，张骏祥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五岁。著名作家柯灵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鞠躬尽瘁，效联骚驰骋纵横，才高八斗。
长歌当哭，痛影坛老成凋谢，又失斯人。
(张兆龙 黄一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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