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乳名松寿，l如6年5月16日(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府江南中军提标参将府衙的内宅。父余道生，为清廷参将。冠英三岁时，母亲便教他认字。起初，一天四个字，后来逐步增加，由四个增至八个，最后增加到十六个。
    由于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先生备受宠爱。父亲经常带他出见宾客，当着客人的面背诵唐诗，每次都获得客人们的赞扬。
    1912年，先生六岁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余道生只得解甲归田，携全家迁回扬州居住。
    余家迁扬州不久，冠英先生被大人送人蒙馆读书。以后家里不让他进蒙馆，先后请了几位老师到家里教读。其中有一位李石钧先生，曾经中过秀才，但常涉猎新学，给冠英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先生一面教书，一面为一家《民声报》写时评。他教学生读古文，出题目要学生学写文章，还经常教冠英学写时评，小孩子不懂时事，李先生便说个大意，让他来写，李先生改一遍，然后寄往报馆，便被刊登了出来。这就引发了冠英的兴趣。于是他开始阅读白话小说，读得多了，不觉见猎心喜，跃跃欲试，写了一篇滑稽小说，竞被报馆以连载的形式刊用了，可谁也不知道这仅是出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之手。
    1917年，他十一岁，父亲不幸去世，家境不如过去了，但母亲仍然重视他的学习。母亲给了他一本书店签发曲折子，可以先拿书，由书店记在折子上，待年关凭折与书店对帐，并总付钱。
    民国八年(1919)，先生十三岁，考入江都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十六岁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省立扬州中学的前身)，这时先生已长成一个英俊的青年。由于他在少小时已打下深厚的功底，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学校的课程对他来说，丝毫不觉有压力，他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体育活动。为了练习长跑，他常在放学后登上学校西侧的城头，从大汪边沿着城墙、经安江门、钞关和新开的福运门几处城楼，快路至徐凝门回家，差不多跑了扬州城的半个城圈子。在一次运动会上，他参加了四个项目的比赛：跳远、跳高、一百一十码低栏，百码短跑，都得了第一名，竟然成为全校的一位体育明星。先生能以充沛的精力，长期不懈地投入孜孜不倦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直至垂暮之年，犹能笔耕不短，实与他在青少年时期重视体育锻炼分不开的。在中学期间，他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开拓了眼界，并和一些志趣相同的同学交上朋友。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租界制造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扬州地区兴起了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成立了扬州学生联合会，余冠英被推选为委员长，他满怀激情地投人这场运动，组织学生游行，并深入街头、农村、工厂，发动抵制英货和日货，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经他与学生会代表向扬州商会会长朱先利交涉，决定于6月30日全城商店罢市，并由商界集资十万元汇解上海。这一天，工厂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各界一万多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这场斗争，前后坚持达两个月之久，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五卅”运动期间，他还邀请青年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来校演说，对扬州人民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26年，先生高中华业，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选修了朱自清先生讲授的普通国文和古今诗选。当时北平各大学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余冠英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不得已于寒假后转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借读一学期，1927年暑假后，又转返清华攻读中国文学系，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致力于新诗创作。
    当时的清华园中，荟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先生先后就教于杨树达、陈寅惟、黄节、刘文典、俞平伯和朱自清先生。余先生常和后辈谈起：“陈先生学识最博，但记他的笔记最难，因为他中气不足，每一句话只能听清前半句；朱先生最用功，最认真，教古今诗选，每堂课都讲得满头大汗；黄节先生讲阮嗣宗诗和汉魏乐府中的‘风’诗，他鼓励青年作诗给他看，批改很细。”
    在众多先生中，对余冠英影响最大，交往最密的要数朱自清先生了。朱自清得知余父与自己的父亲是好友，余的老泰山陈zzzz卿又是其父朱鸿钩的金兰兄弟，便以平辈对待余冠英，但余先生始终恭敬地对朱先生执弟子之礼。
    余冠英在转返清华后，在朱自清指导下进步很快。他把自己撰写的论文请朱先生批改，朱先生不但详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还常常拿自己的写作与冠英一起讨论，互相切磋。他喜欢创作新诗，写的小品、散文、小说也很出色，四年级时，他与同学组织“唧唧诗社”。每一新作写成，便在社友中传阅，互相评品，自得其乐。余当时写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上。
    在昆明期间，先生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形势的发展，曾参加闻一多、楚图南发起的十二教授签名活动，声援民主斗争。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反动分子杀害，余冠英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坚决地站在人民的一边。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回北平的“水木清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课程。他的办公室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办公室恰巧门对门，但宿舍则分住在两处，朱家仍住在北院，余家住在照澜院，两人常相过从。
    1948年6月18日，他与朱自清、金岳霖、吴晗、陈梦家、钱伟长、朱德熙等毅然在一百一十名师长联合发表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这年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穿孔离开人世，临终前交待家属“莫买美国救济粮”，朱自清的高风亮节给余冠英的影响至深，由此加入了民盟，更自觉地向民主力量靠拢。人民解放军逼近天津，国民党当局要清华大学南迁，教授们连日开会，意见分歧，辩论激烈，余冠英先生不伯威胁，坚决反对南迁，并与意见相同的教职员工组成临时管理机构，迎接新中国的来临。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文理科各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余冠英先生转入归北京大学领导的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他家也随之迁入北大的镜春园。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先生仍任原职。1979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建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改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1985年，他七十九岁，退居二线，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及博士生导师。
    先生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1956年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余先生毕生致力于教学和研究事业，长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古典诗歌选注的工作中。他的学术成果中数量最多、影响至广的是几部古代诗歌选本，包括《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曾有人不理解地以为一个大学问家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精力从事这种普及性的工作?而先生则认为：“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择要地推荐给一般文学爱好者。”这几部选本行文简洁、通俗生动，考证精确，解说新颖，不仅使一般古典诗歌爱好者受益匪浅，而且以其深厚的学术性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
　　他的《诗经选》编成于1955年，其后又于1978年将它和《诗经选译》合并。先生为了使文字艰深的《诗经》能被一般读者理解，对译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为自己订下几项原则：(1)原作如果是格律诗，译文也要是格律诗；(2)原作如果是歌谣，译文要尽可能保存歌谣的风格；(3)逐句扣紧原诗的意思而不是逐字硬译；(4)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5)词汇和句法要有口语的依据。此外他还要求语言流畅可读，并且多少传达一些原诗的风味情调。在有关《诗经》篇义的解说方面，当50年代期间，有人把阶级分析法当成标签，任意贴用，而先生却“不趋众以媚俗，不违心以取容”，而是坚持立足于作品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去处理作品的阶级属性。比如《行露》，他只从婚姻诉讼的角度作解释，而不对诗里人物的身份作主观的阶级定性。对于《月出》，他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分析，认为是一篇情歌；而不像有的人仅从某个字的训诂生发，穿凿附会地硬说成是描写起义英雄的诗。另一方面，先生又充分注意到《诗经》里某些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篇章，如《北风》，有人说它是情歌，但先生则沿用旧说，论证这是刺虐的诗。他的许多观点长期来为《诗经》研究者们所采用。
    余先生从文学史现象的发展上，给乐府诗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并指出“就诗的精神而言，《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但是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他论述乐府诗在形式、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是从里巷歌谣发展起来的，是上承《诗经》、下启建安的一种新、变。他的《乐府诗选》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编选的。他对所选作品的主题思想，颇多新颖的见解，由于历来很少有人对乐府诗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致使诗的面貌模糊而失真，通过先生的整理得以还其本来的面目。他解说《平陵乐》为“写官吏贪暴”、“义公为官府所劫，勒索财物”；解说《善哉行》为“宴会时主客赠答的歌”等等，皆是从新的角度揭示诗篇的主旨，故有人评论这部选本说：“总说诗意及介绍本事、背景之文，态度比较客观，大抵经过审慎之考订，故立论多中肯而无主观臆测之病。古辞时有拼凑割裂之处，本书一一指出，不作牵强附会之解释也是一大优点。”这部《乐府诗选》出版于1954年，先生在晚年先后发现了元刊本的《古乐府》和宋刊本的《玉台新咏》，因此又将《乐府诗选》重作一次校勘，并写了后记，交由中华书局刊行，于此足见先生治学的认真。
    《汉魏六朝诗选》选录了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间的诗歌约三百篇，既反映了编者一贯重视民间歌谣的态度，也不忽略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介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概况，不育是一部在这八百年中诗歌发展史的纲要。
    《三曹诗选》选录了建安诗歌的代表作者曹氏父子的作品八十三首，几乎包罗了现存的三曹所有诗篇。他在前言中分别论述三曹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指出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是现实性、抒发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先生在1963年主持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通过集体的努力，于1966年写成初稿。“文革”期间被尘封了十年之久，直至1978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选录了唐代诗人一百三十余家的六百三十余篇作品，大体上反映了初、盛、中、晚唐各个时期诗歌的面貌。既突出介绍了李白、杜甫等重要诗人的作品，也选人一些不为历来选家看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特色的诗篇，被公认为是唐诗最佳的选本。
    余先生是一位文学史家，他编的这几部选本便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从事选注的。把这几部选本合在一起，实际上涵盖了大半部中国诗歌史。在每部选本的前言里，他对有关时代背景、文化思潮；艺术流变、文学传承、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及在历史上的评价，都作了深刻的剖析。
    在余先生主持和参与的集体科研项目中，最为知名的是他作为总负责人兼上古至隋代的分纂所撰写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余先生对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历来不主张以文学史的分期去硬套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框子。早在50年代就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文学发展是人民生活发展的一个方面，和社会一般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社会变化反映到文学上来，有时快、有时侵，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因此社会一般发展的阶段未必和文学发展的阶段完全一致。彼此不是步亦步，趋亦趋，丝毫没有参差的。我们研究文学的发展一定要充分估计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但直接的对象是文学本身。因为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不但不受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所制约，所以考虑文学史分期必须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符合文学本身的新旧代变的实际状况，仅仅从社会一般发展考虑，显然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深具胆识的见解，在当时的气候下，实在难能可贵。这部文学史于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已三十余年，备受学术界的好评，成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其特点是资料切实、观点稳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风格，虽然是全体参加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与作为该书总负责人的余先生在其中所发挥的协同统合作用是分不开的。
    他的学术论著《古代文学杂论》及《汉魏六朝诗论丛》，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向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称道。他写成于五六十年代的《说雅》一文，在当时一种简单偏执的“左”的思潮下，人们似乎认为只有俗才是“大众化”，而“雅”总是和剥削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常是避而不谈，或则加以贬斥。但余先生在文中引证了丰富的材料，具体分析了“雅”字在各种不同场合的不同涵义，列举代表雅的八个条件：(1)正(2)高(3)精(4)博(5)深(6)重(7)闲(8)和，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雅”虽和提倡“平民文学”、“大众化”有许多不合之处，但是“雅”的条件中有许多却是无论何种文学所不能少的，不可一概抹煞。这种卓越的创见，只有掌握广博的资料而且忠实于文学事业和尊重文学史客观事实的人，才能客观地进行如此精确的思考和论证。
    余先生对古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问题，写有专篇论述，他认为“古乐府重声不重辞，乐工取诗合乐，往往随意拼合裁剪，不问文义”，致给读者带来许多困惑与疑团。先生综合古乐府辞存在的诸多拼凑与分割的现象，进行深入的观察与比较，由此及彼地条分缕析，论证与梳理出古乐府歌辞拼合的八种方式：(1)本为两辞，合成一章。(2)并合两篇，联以短章。(3)一篇之中，插入他篇。(4)分 割甲辞，收入乙辞。(5)节取他篇，加入本篇。(6)联合数篇，各有删节。(7)以甲辞尾声为乙辞起兴。(8)随意凑合无关文义的套语。
    80年代初，他主编十四卷本的《中国文学通史》，后因年迈任顾问，审阅了《唐代文学史》等文稿，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秦汉部分”。
    先生之为人，持身以正，胸怀坦荡，淡泊自甘，饮人以和，爱人以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君子”之誉。见先生的面，如坐春风，如对累月，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其平易近人、蔼然可亲的学者风度而生发一片敬爱之忱。在他长期领导的组、室、所里，团结了诸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吴晓铃、力扬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得以发挥其各自的所长，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1953年，余冠英被评定为二级研究员，同组一位比余先生年长八岁的老先生误以为自己也被定为二级，是组长余冠英压他所致，常感悻悻不已，但余先生待他一直很好，在“文革”中还处处关心帮助他。有一次，老先生忙中出错，戴反了毛主席像章，幸亏余冠英帮他戴正过来，不然，非得挨斗不可。经过几十年交往，老先生终于明白是自己误解了余冠英。在五六十年代，由于政策上的偏颇，文化界曾发生过多次批判运动，一些知识分子不幸罹祸，和他同组的俞平伯先生就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受到批判，余冠英先生迭经这些风浪，而以自己的谨慎言行得免，但他从不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维护着自己的风节，在学术界同辈中赢得了好评和尊重。

 (汤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