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原名任锡圭，字禹成。现代戏剧家、作家、诗人，革命文艺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07年2月23日(清光绪丁未年正月十一日)出生在江苏宜兴县西南乡薛家桥。父亲是个乡村知识分子，虽在清王朝衰败的末世，家境又清寒窘迫，仍然希冀儿子长大后能有所作为，就从《书经·禹贡》篇“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句中撷取“锡圭”作子名字，另以“禹成”为字。入学时觉得“锡圭”二字难读，就以禹成为名。在30年代，他以尤兢为笔名，写了很多宣传抗日的“国防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孤岛”上海从事抗日戏剧运动，正式改用于伶这个笔名。
    他从小学到中学，勤奋研读，博览群书，加以天资聪颖，年年取得好成绩。在苏州草桥读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时又读了大量“五四”以后的新书刊，课余爱好文艺和体育活动，特别钟情于戏剧，能背诵郭沫若的《女神》看和田汉的《南归》、《苏州征话》等剧本。“五卅”运动中，他和同学们上街演出自编的短剧宣传反帝爱国，为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募捐。1926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北伐军进军到家乡宜兴时，他还同几位伙伴为北伐军带路，从此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30年夏天，二十三岁的任禹成离开家乡远去北平，考人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系。俄文系的课程相当繁重，但是他怀着要通过俄文进一步攻读马克思列宁原著的心情，苦学不懈。他同许多外地到北平求学的清寒学生一样，借住在小公寓里，吃最简单的伙食，在昏黄的灯光下潜心读书，课余还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
　　同时，他钻研戏剧和从事戏剧活动的志趣，不仅没有减却，反面越来越浓烈，1932年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翌年参加筹建“左翼剧联北平分盟”，成为革命戏剧战线上一名活跃的新兵。为了战斗的需要，他开始创作独幕剧《瓦工》、《炸弹》和《江南三唱》(包括＜丰收＞、＜太平年》、＜一袋米＞)。这是于伶写戏的开始。他更多的工作是组织演出活动，成立“苞莉芭剧社”。苞莉芭是俄语“斗争”的译音，表明这个剧社一开始就是为了斗争而成立，它的任务就是斗争。
    1932年8月，于伶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3年初，于伶遵照“左翼剧联”总盟负责人田汉、赵铭彝等火的安排，离开北平到上海，担任“左翼剧联”总盟执委会组织部长。除去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前离开过几年和十年大动乱时期被困禁九年之外，他的大半生岁月，都在这个中国最大都市度过，同上海和江南人民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直到最后一息。
    于伶作为“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显示了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苦干精神和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从容应付、使工作顺利进行的组织才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点燃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怒火，也激发起广大文艺工作者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于伶担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主任秘书，组织一批剧作家集体赶写一部大戏《保卫卢沟桥》，迅速在南市蓬莱戏院演出。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由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在大批文化艺术界主力离开上海去武汉、广州、重庆大后方和北方各战场之后，于伶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主持戏剧工作，团结留在上海的广大戏剧电影从业人员，坚守舞台阵地。他以新成立的上海剧艺社为基地，演出一批富有爱国激情和正义感的中国剧本和外国剧本，如《碧血花》、《李秀成殉国》、《文天样》、《爱与死之博斗》、《丹东之死》等。激发观众爱国热情，歌颂正义，鞭挞邪恶，歌颂为国为民奋斗捐躯、抗击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斥责卖国求荣、欺凌百姓、奸诈阴险的丑类。于伶自己在那一时期也连续创作了几部多幕剧，及时上演。同时，他作为地下文委成员之一，又为报纸编专刊，还用叶富根笔名写了一批杂文散文、通讯和评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于伶受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等指示去香港，协助夏衍办《华商报》，同时与司徒慧敏、宋之的、章泯、金山、蔡楚生等组织旅港剧人协会，继续从事进步爱国的戏剧电影运动，在困难的条件下演出话剧《雾重庆》、《北京人》、《马门教授》等剧，为奢靡污浊的香港艺坛吹进一般清风。同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于伶、柏李夫妇同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在中共香港工委和广东东江抗日武装的策划下，从日寇铁蹄下化装逃离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1942年5月，辗转到达桂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原拟派于伶等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鲁迅艺术学院，在等待组织安排工作期间，于伶创作了《长夜行》。同年底，奉命改去重庆，继续投入戏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中国艺术剧社，继续坚持进步戏剧活动。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创作了《杏花春雨江南》和《心狱》，同夏衍、宋之的写合作了《戏剧春秋》。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立即回上海，恢复上海剧艺社，演出《升官图》、《戏剧春秋》、《草莽英雄》等剧，使上海进步剧坛为之一振。以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上海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于伶的活动再次潜入地下，由于患严重肝病，不得不处于起居状态。1948年末，他奉命再次去香港，随后进入解放区。
    1949年5月下旬，他兴高采烈地穿上军服，随军重返回到人民手中的上海，立即投身于繁重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接管和重建工作，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上海市文化局长、上海电影厂厂长等职。在这些岗位上，于伶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带领一大批中年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使上海文化艺术事业迅速出现蓬勃兴旺的景象。
    50年代初，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新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接连不断掀起阵阵风雨。于伶虽然常处于紧张、惶恐、迷惑中，却仍然勉力抱病工作，让上海的文化艺术各项事业顺利进行。到了1955年5月，“潘汉年冤案”发生，使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无休止的审查和错误的处理，造成一次株连甚广的冤狱。于伶被免去在上海文艺领导职务，暗中靠边审查，闲置十年之久。但他并末消沉。乐观地对待自己的处境。他埋头写剧本《七月流火》，热情地帮助有求于他的剧团和青年作者，一如既往。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于伶不可避免地又遭到横暴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加在头上的帽子有十几顶之多。抄家十次，非法拘捕，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九年，同家中断绝音讯。但是他在狱中并末消沉气馁，仍然写出大量诗词寄托悲愤，激励自己对未来保持信心。到1975年夏天被释出狱回上海时，已是眼花背驼、步履蹒跚、鬃发如霜的老人了。
    十年动乱结束，进入历史新时期，于伶如同老树逢春，又发新树；深感自己作为文艺战线一名老兵，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许多事。在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他重又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1984年后又先后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名誉副主席。他创作了反映党的诞生这个重要历史的剧本《开天辟地》。先后访问日本、朝鲜，参加多次外事活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还在暇时写了大量回忆战友、追叙旧事的散文和诗词。他还当选为第六、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多病之身，每年到首都开会，参政议政，为国勤劳。
    这期间，出版了《于伶剧作集》四卷，汇集自1932年至1962年间创作的多幕剧和独幕剧，《于伶戏剧电影散论》收集多年有关戏剧电影的各种评论和散文集《欢笑与沉思》。
    1997年6月7日，这位毕生为革命文化事业呕心沥血的老战士在长期卧病之后，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享年九十一岁。
    于伶是以一位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登上中国现代文坛和剧坛的。从1931年的《灯塔》、《风嫂嫂》、1932年的《瓦刀》直到1962年的《七月流火》，三十年间，他一共写了大小剧本五十多个。包括多幕剧、独幕剧、报告剧、改编外国剧作和同文友合作的五幕剧《戏剧春秋》、三幕剧《草木皆兵》、《清流万里》。他还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无名氏》。
    五十多个剧本中，独幕剧约占一半。如果说《灯塔》和《风嫂嫂》还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戏剧爱好者的习作，那么《瓦刀》就是他作为一个自觉地投身戏剧战线的战士射向反动势力的第一颗子弹。作品描写上海“一·二八”抗战后，闸北废墟工地上，一群建筑工人和水电工人同欺骗人民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斗争。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周年，他写了《警号》（又名《第一颗炸弹》)，为了赶时间，他直接将剧本刻在蜡纸上，写完立即油印，立即排练，立即演出。
    调到上海后，在繁忙的“剧联”组织工作的空隙时间，他又连续创作了《江南小唱》、《蹄下》、《鸽笼中人》、《搜查》、《长城月》等独幕剧。他早期作品，几乎都是以宣传抗日救国和揭露黑暗统治为主题的独幕剧、报告剧。其中影响最大、为许多业余剧社和学生剧团演出的是《汉奸的子孙》。
    于伶那个时期发表的剧本都署名“尤兢”，尤兢在戏剧界得到一个“国际戏剧专家”的雅称。《夜光杯》是于伶的第一个多幕剧，创作于1937年春抗日救亡高潮之际。人们认为它是“国防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它以当时一个真实事件为依据，写一位爱国舞女刺杀汉奸的故事，上演后引起广泛影响，激起广大观众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仇恨。这个戏风靡一时，在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直到新疆都演出过。在香港还用粤语演出。
    从上海沦为“孤岛”到“皖南事变”后离开上海去香港这三年多时间，是于伶剧作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剧作家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中他连续推出了五个大戏：《女子
    公寓》(1937)、《花溅泪》(1938)、《夜上海》(1939)、《女儿国》(1940)和《大明英烈传》(1940)。那时他刚刚三十多岁，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工作和创作都处在旺盛时期。
    到了“孤岛”时期，于伶的戏已经同北平时代不同，不单纯为了政治宣传，而是在着眼于“孤岛”特殊环境的需要的同时，也在提高艺术技巧、加强艺术感染力方面下功夫。《夜上海》被认为是抗战爆发后表现上海的一部力作，一部以上海生活作为背景的反侵略
    的作品。人们赞誉它为“孤岛”时期记录上海人民生活和情感的史诗。导演末端钩在公演特刊上专门写了一篇同是《“夜上海”中人》，情意深长地说；“上海人，我们可能警悟于作者谆谆告诫的那句话——艰难地活下去，可别拣一条容易走的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离开上海后，于伶继续写了以“孤岛”和江南沦陷区生活为题材的多幕剧《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和《心狱》。还同夏衍、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反映现代、话剧运动艰难历程的《戏剧春秋》直到1962年，写了仍是以“孤岛”人民斗争为主题的《七月流火》。他将自己对上海人民的热爱，都倾注在这几个戏里。
    《七月流火)(发表时又名《水横枝》)是于伶创作的最后一个多幕剧。以上海“孤岛”时期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地下共产党员茅丽瑛的事迹为原型，表现了热情的上海人民群众同邪恶势力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斗争。1939年12月茅丽瑛烈士在上海被敌伪分子暗杀遇害后，于伶就立意要为她写一部戏，这个愿望一直蹉跎了二十几年才得以实现。《剧本月刊》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国戏剧界的注意，都认为好些年没有见到这种内容和艺术都精湛的话剧剧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各地十多个剧团都难备立即排练上演。但于伶当时还处于受“潘汉年冤案”株连受审查时期，又因为写的是抗日战争中上海人民斗争题材，不符合当时上海党政领导人柯庆施“大写十三年”(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张。七月《流火》的演出，就遭到柯庆施、张春桥一伙人的阻止和扼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演出和拍成电影。
    他本来还有一系列的创作剧本的计划，如写“五卅”惨案刘华烈土事迹的《五月榴花》，写上海人民三次武装起义的《三月春潮》，还要写一部三代女共产党员的戏。但是，由于体力逐渐衰弱，视力急剧减退，疾病缠身，连年住医院，都未能实现，成为终生遗憾。
    于伶的一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为国为民奉献奋斗的一生，也是历经坎坷崎岖、忍受委屈打击，待到苦尽甘来却已身心俱瘁的一生。
    他以一个青年学生从小山村走向大世界，怀着满腔壮志到北平求学，走进革命队伍，献身于崇高的理想和壮丽的事业。为此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披星戴月，流血流汗，几十年如一日。即使在遭受不白之冤、不被组织信任、暗中审查和陷身团圆的年月，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没有丝毫动摇。就像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在重庆赠他诗中的一句：“长夜行人路不迷!”
    于伶几乎与世纪同龄，他的一生，伴随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以至整个革命运动从艰辛创业、历尽崎岖坎坷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他和同辈的文化战线老战士们一样，年轻时就怀着救国救民的大志和共产主义理想，投身革命洪流，忍饥受寒，冒着生命危险，奉献自己的青春。经受了几十年风霜雷电，血火刀兵的考验，流血流汗，追求、挣扎、失败、战斗、不屈不挠，九死一生，却无怨无悔，甚至蒙冤受屈，遭到迫害打击，家破人亡，仍然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于伶就是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晚年的心情，从他囚禁秦城监狱苦度长日时写的诗词中可以领会。狱中无纸无笔，无法录下，随吟随忘，出狱回家后，仅仅记得其中十之一二。例如1967年2月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所吟：“囚心何事起微波?六十生辰梦里过。俯仰胸怀天地阔，灯高影淡舞婆婆。” 《狱中闻蝉》诗：“闻蝉痴仁铁窗棂，怪底声声诉不平。寄语凭君知我者，此心无愧一身轻。” 《无题》诗(忆诵鲁迅诗句，集成一绝)：“月光如水照缁衣，岂有豪情似旧时?吟罢低眉无写处，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出狱时，结论没有戴什么内奸特务之类的帽子，却还拖着个“尾巴”。但于伶已觉轻松愉快了。他高兴地写道：“明日飞机上海行，而今儿女两肩轻，九年一觉秦城梦，未得内奸特务名。”回家后第一次理发，又口占一首：“同志多人失了头，光头何必改平头?但求康健埋头写，棍帽任他在后头。”江青一伙覆灭后，云开日出，还了他清白名，兴奋欢畅之情，也在新作中表现出来，1977年国庆前夕去嘉兴南湖，回到上海时投入欢乐的人流，禁不住满心喜悦，写诗纪事：“竟日流连感慨多，什年魂梦慰湖波，灯花合着心花放，一路鱼龙一路歌。”末两句表达了这位历经风霜雨雪、始终奋力前行的老文艺战士的情怀。

(袁  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