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苏州城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母亲末氏，妹妹叶绍铭，还有祖母和外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为地主做帐房的收入维持。父亲的“忠厚笃实”，对叶绍钧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绍钧从小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五岁时开始识字描红，到了19年（六岁）人私塾时，已识字三干左右，字也写得秀丽，在私塾里，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诗经》和《易经》，他的扎实的旧学基础就是在这里奠定的。1906年春，即叶绍钧十二岁那年，他考入长（长洲县）、元（元和县）、吴（吴县）公立高等学校。在这所“洋学堂里，他接受了新学的教育并受到了爱国思学的教育并受到了爱国思想的洗礼。
1907年，十三岁的叶绍钧进了苏州公立中学（草桥中学）。方中学阶段，他学习了西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上种报刊杂志，广泛地吸取中外思想文化精华，初步建立了开放性的知识结构系统。叶绍钧对文艺的兴趣也是产生于这个时候。有一次，他“在家里发现了一部《白香词谱》，拿到手里，就来翻看，对《唐诗三百首》中的乐府和绝句，《词谱》中的小令和中调，特别觉得新鲜有味”（《杂谈我的写作》）。叶绍钧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在中学阶段就得到了切步的展现：他写得一手好篆字，刻得一手好图章，他会作旧体诗，并因想象的丰富，感情的真挚，被推为诗社（放社）的“盟主”。在中学最后一年里，他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种油印刊物《课余丽泽》，自己写稿，自己刻印，每期两张或三张。他常写一些短诗和杂稿，刊在上面，也算是发表文章的开始。
1912年2月，叶绍钧中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便在苏州城干将坊言子庙初等小学当了教员。他性情温和，同小学生原是合得来的，后因看不惯“目光短浅”的同事和“煞有介事”的视学，逐渐失去了对教学的兴趣。19l4年7月，校方以缩减班次为由，将叶绍钧排挤出校。此后，叶绍钧在家闲住了半年，便开始创作文言小说，计有《穷愁》、《终南捷径》、《贫女泪》等十几篇，每篇都被发表，但很快又对这种“游戏文学”感到不满，并搁笔不写了。19l5年秋，叶绍钧经好友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尚公小学任高级班级任，教国文。1916年暑假，叶绍钧和胡墨林女士结婚。1917年春，叶绍钧应吴宾若邀请，去吴县甪直镇第五高等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同吴宾若、王伯祥等人进行了“教育改革”的试验，并改变了一度憎恶教育的想法，转而热爱起教育来了。稍后，胡墨林女士来“五高”任女子部级任，叶绍钧便迁家甪直，从此“做了甪直人”，甪直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甪直参加了19l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他在甪直参加了进步的文学社团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并开始从事新文学的活动与创作。总之，叶绍钧后来在教育和文学上的辉煌业绩，都是由甪直起步的。
1921年6月，叶绍钧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从而结束了十年小学教师的生活。1922年初，叶绍钧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去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作文，后因胡墨林即将分娩，一月后便告假南归。此后叶绍钧又应复旦大学和神州女校的邀请，去复旦大学和神州女校教新文学和国文课。
1923年春，叶绍钧经朱经农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先后主编《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刊物，发现和培养了一些新人。从1925年的“五卅”惨案到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叶绍钧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1930年底，叶绍钧到开明书店任编辑，后又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他除了编辑《妇女杂志》、《中学生》、《新少年》、《中学生文化季刊》等刊物外，还编辑、编选、出版了大量书籍，并为上海文艺界地下党联系中间派人士做了不少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叶绍钧携家进入四川，开始了旅蜀八年的动荡生活：先是在重庆的巴蜀学校教国文，在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在复旦大学教新文学；1938年10月，去乐山任武汉大学教授；1940年7月，应四川省教育厅之聘，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专门从事教育的计划和研究工作；1943年初，开明书店在成都设编译所办事处后回开明工作。上述工作的频繁变换，使其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抗战文学”的创作，并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因此，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为他的五十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叶绍钧则写了《答复朋友们》一文来回答朋友们对自己的厚望。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叶绍钧携家东归上海。
叶绍钧回上海后，继续在开明书店做编辑出版工作，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总务部长。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蒋的民主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战士。1948年12月，叶绍钧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去解放区。1949年7月，叶绍钧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叶绍钧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努力为党的教育、文学和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在十年浩劫中，叶绍钧先是过着“靠边站”的生活，后又蒙受子女被批斗的打击，但他相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1976年10有“四人帮”被打倒后，叶绍钧重新工作，他担任了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多项职务。这时的叶绍钧已届八十高龄，他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还为教育、文学、出版事业出谋划策，贡献余热。
1988年2月16日8时20分，叶绍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交医院解剖研究，把全部身心还给人民。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叶绍钧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他的多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叶绍钧生活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汇的时代，西方异质文化的引入，导致中国知识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进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过渡型的文化。既有中国正统文化和各种民间文化，也有西方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还有苏俄的新型文化和东方的日本文化，这些文化的互相撞击，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环境。这种开放的、综合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环境固然制约着叶绍钧的文化心态，但吴越文化对其文化心态的构成看来有更重要的影响。吴越之地，河道纵横，水运发达，对外开放较早，经济比较繁荣，吴越文化善于兼收并蓄、勇于开拓进取的特征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吴越之地，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如范仲淹、陆游、顾炎武（亭林）、鲁迅、秋迳等，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书写着吴越的历史，丰富着吴越的文化。叶绍钧上小学时便经常与同学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顾亭林引为骄做、奉为楷模，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后来在教育事业上的勇于探索，在文学事业上的敢于创新，在编辑出版事业上的努力开拓，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大胆融汇，无不显示出吴越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爱国者一样，叶绍钧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开始思考与民族积弱相联系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在1911年3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民，中国民，存亡关头，非改革不可。”（《圣陶日记。辛亥革命前后》）如何改革？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革心”，根据他后来日记的记载，他不仅赞同《天铎报》关于《革心》的社论，他还致书《天铎报》主编李叔同，请其提倡改革人心与实施改革人心，以便国民成为“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人”。叶绍钧的这种“改革人心、重造国魂”的思想，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相同的。这种思想也是贯穿他的教育、文学和编辑出版事业的主体思想。
在教育方面，叶绍钧是“一代师表”和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论著有《教育杂文》一、二、三卷和《晴窗随笔》，另有描写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等。叶绍钧早期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救国”论（或称“教育万能”论），他在=直“五高”试验的“教育改革”和《倪焕之》的主人公们试验的“理想教育”，都显然是这种“教育救国”论。这种“教育救国”论或“理想教育”论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处理事物应付情势的能力”，这种能力培养好了，“便人繁复变化的境界，也能独往独来，不逢挫失”，“如果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人，社会也便改进”，所以他们说“一切希望在教育”，只有教育能够救中国《倪焕之》。这种“教育救国”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范畴，但在“五四”前后仍有反对封建教育的积极意义。关于教育方针，叶绍钧认为，小学教育的目标是“替学生定一个方向”，“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进而成为“更高尚的人”（《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这同他的“改革人心。重造国魂”的主体思想完全一致。随着他的思想的向前发展，后来又提出培养“正当的人”，培养“自由、独立’，的人，培养“健全的、善良的、群己两利”的人……都可以看作是对“更高尚的人”的内涵的阐释，这些阐释虽然不够具体明确，并含有空想成分，但他所做的艰辛探索和真诚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关于教育方法，叶绍钧的观点是：教师要热爱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习同实践合一；教师要因材施教，谆谆善诱；教师要身教言教并重等等。叶绍钧的这些教育理论自成体系，别具一格，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教育家的地位，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宝藏。
在文学方面，叶绍钧是我国新文学的“前驱者之一’，是“五四…以来“着眼于人生，托命于文艺”的忠诚战士，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人民文学家。他早期的文学思想是文学应表现人生，改良人生。他的作品多写小市民知识分子，多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而且常常情不自禁地要“讽它一下”，不过，“讽了这一面……期望是在那一面”，是“常常包含在没有说出来的部分里”(《叶圣陶选集，自序》) 。这就是说，“讽它一下”的目的还是为了唤其猛醒，促其自新，足见他的文学思想同其“改革人心，重造国魂”的主体思想也一脉相承。叶绍钧不仅是“第一个十年”中以描写时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生活著称的作家，他的《夜》是”四一二事变后最先谴责国民党政府大屠杀的短篇小说。他的《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外，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发展的过程中还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五四”时期，叶绍钧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实践。他本期的小说集《隔膜》，诗歌《时间集》，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戏剧《恳亲会》，童话集《稻草人》等，不只在文学的语言、技艺、观念层面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也为处于诞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捷克著名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曾说：“叶绍钧是中国新文学前驱者之一……他比鲁迅略小，但同属为新文学的创作做出首批贡献的作家。”（《叶绍钧与契河夫》在“五卅’’运动以后，叶绍钧又向“革命文学”的新高度攀登。他本期的散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诗歌《忆》，短篇小说《夜》、《冥世别》、某城纪事》等，都是比较深沉而艺术地描写了革命或表现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反映了这“不寻常的时代”“一鳞一爪”的“革命文学”。这些作品同蒋光慈等人的小说一起，为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开了创作的先河。在抗日战争时期，叶绍钧则为“抗战文学”的建构率先行动，再做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率先写出了《感同身受》、《逃难）‘一个小浪花》[多收了三五斗》等短篇小说，为“抗战文学”提供了参照的模式。抗战爆发后，他又创作了不少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如《箧存集一编》的诗词，《春联儿》集的小说和《西川集）的散文等，这些作品或者控诉了日寇的野蛮侵略，或者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罪行，或者赞扬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大义大勇，都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在新中国成立后，叶绍钧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阶段——当代文学的建设热情呐喊，增砖添瓦。他 本期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融合集》中的游记散文，这些散文反映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赞美了人民思想的新貌，表现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总起来看，由于叶绍钧具有进步的哲学思想、精湛的艺术造诣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爱，也由于叶绍钧多采取冷静客观的描写、致力于典型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生活和代人民立言，故能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童话领域耕耘出丰硕的果实，并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编辑出版方面，叶绍钧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的编辑出版论文有《出版事业和编辑工作》文辑、《编务丛抄》、《广告集》等。他的编辑出版思想的精髓有三：第一，编辑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叶绍钧认为，教育不是孤立的事业，要改革教育，必须有其它方面工作的配合，所以编辑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也是老师们的工作，”。这又同他的“改革人心、重造国魂”的主体思想前后照应。第二，编辑出版工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叶绍钧编辑出版书刊时，注重反映时代脉搏，表达人民呼声，尤其注意“跟并世的青年心心相通”。1947年5月20日 ，反动军警殴打南京学生的惨案发生后，他立刻赶写了同情、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南京事件》一文，在六月号的《中学生》上刊出，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和开明同人又把编辑出版工作看成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并为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是“有所为”。所谓“有所不为”，即凡是不合开明出版宗旨的一概不出，抗战初期，仍置身于上海“孤岛”的开明书店处境十分艰难，叶绍钧主张“宁可关店”，也决不做违背本意的事情，因为在上海的出版业中已不乏变节者；正因为如此，开明书店始终坚持了出版事业的纯正性。第三，编辑出版工作要“严肃认真”。叶绍钧的主张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无论是对少年儿童、青年学生、机关职员……都要有“深切”的了解；其次是在处理稿件时要把握好取舍的标准，要注重书稿的思想性和科学性，要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再次在排校时要杜绝差错，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应力求准确，不能有丝毫马虎。叶绍钧的编辑出版思想，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叶绍钧一以贯之的文风是“谨严”。所谓“谨严”，概而言之，就是指选择题材的严肃、艺术构思的严密和语言文字的严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曾说：“叶绍钧风格谨严，思想每把握得住现实，他所写的，不问是小说，是散文，都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郁达夫的这些话虽然主要是评介他的文艺散文的，但对他的教育散文和编辑出版方面的散文也完全适用。以上论述证明，叶绍钧是以自己在教育、文学和编辑出版方面的实绩而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的。关于叶绍钧一生的劳绩，《文汇报》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他的工作成果，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起初并不引起注意，最后就不免使人惊叹。”（《一代师表》）这样个见解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乃是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的缘故。
叶绍钧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为人诚实恳切，谦和平易，但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又刚正不阿，爱憎分明。在“五四”运动中，他登台演讲，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四一二”事变后，他借助短篇小说《夜》的描写，最先谴责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血腥罪行，在“七七”事变后，他在人川途中就表明了“不扫妖氛誓不还”的抗日决心，在1946年国民党上海当局无理查封《文汇报》后，他马上给柯灵（《读者的话》主编）写信，表示对柯灵的同情与支持。后来，柯灵在《叶圣陶同志的一封信》一文中满怀敬意地写道：“在｀五四’及其稍后一辈的老作家中，颇有这样一些典型，待人接物，谦和平易，质朴无华，看起来很有温柔敦厚气；但外柔内刚，方正梗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到需要行动的时候，决不落在任何人后面。对于这种前辈风仪，我怀有衷心的景仰。叶圣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叶绍钧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但对于国于民不利的事情，又总是慷慨陈词，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1957年的呜放整风中，他曾就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目睹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丑恶表演，便作了《感事》一诗加以讽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他又针对社会上“尊师重教”观念淡薄的问题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而不管这样做的后果如何。由此可见，不计个人得失，只重党和人民利益，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做到无私无畏、磊落坦荡的根本原因吧！
叶绍钧忘我工作，却又不忘对朋友的关心。在30年代初期，一些左翼作家如冯雪峰、夏衍、钱杏邨等人无固定职业，常常依靠卖文为生。叶绍钧主编的《小说月报》，只要他们交了稿子就付稿费（尽管有些稿子后来未必刊用），以此来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1982年春天，冰心患病在家，叶绍钧特地前去看望，使冰心不胜感激。叶绍钧不只关心朋友的生活，更关心他们的工作。霍懋征的教学论文集出版，叶绍钧在《序言》里深情地写道：“霍老师有高深的学养，而坚持从事小学教学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为改进小学教学作出了成绩，我……对她表示敬佩。”李可染举办个人画展，叶绍钧参观画展后立即赋诗赞扬：“可染先生万里行，胜地名区无不诣，尽罗丘壑人胸中，故能造化出腕际。”后来他收到李可染所赠画册，又奉酬一绝：“万象为资料，灵心妙手兼。君唯三合一，有作必精严。”真是赞了又赞，赞不绝口。叶绍钧对朋友的成就虽是热情赞美，但又决不掩盖矛盾。夏丐尊是他在开明书店的老友，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他们在信仰宗教的问题上却存在深刻的分歧。夏丐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相信“西方净土的存在”，叶绍钧则认为：“净士与天堂之类说远也远，说近也近。到了人民真正成了胜利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净士，就是天堂了。如果这也是一种信仰，那么我是相信此净土的。”（《答丐翁》）这种在悼亡文章里亮出不同意见的做法，恰好表现他们之间真诚无私的友谊。
叶绍钧对青年作家和文化新人则是极力扶植，促其生长。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施蛰存的处女作《绢子》，都是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发现和发表的，戴望舒的《雨巷》是经过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和评介而成为名著的，胡绳和吴全衡夫妇、徐盈和彭子岗夫妇，是在向《中学生》投稿时被他发现和提携的，王愿坚、浩然等人是他在评论新人新作中培养扶植的。当有人说他善于发现人才、敢于奖掖后辈时，他总是谦虚他说：这是由于“他们开始的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这是所有编辑员都能做到的。”（《记我编＜小说月报＞》）在这里，他说的虽是主编《小说月报》时的事情，其实，他后来也是把奖掖后辈，扶植新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的。对于这些新人的作品和文章，叶绍钧不仅坦率地提出意见，连错别字也指了出来。丁玲后来说：“叶老是我熟悉的前辈中最认真的。”巴金在唁电中写道：“叶老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们指出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王泗源泣不成声地告诉记者，他的两部书都是经过叶老认真修改、审阅后出版的。他还说：“叶老一生不知奖掖了多少后人，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长者。”（见《道德文章，世之楷模》、《叶圣陶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叶绍钧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抉植和奖掖了－代又一代的青年作者和文化新人。
（万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