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农历十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苏泰兴县城。父亲石庵，原为茶叶店店员，因店业倒闭，闲居在家，母李氏。兄弟四人，朱东润年最幼。属“世”字辈，名世溱。幼年时代，因父亲失业，家境贫寒，无以为生，赖典衣当物，甚至卖房度日。
    朱东润五岁时看《三国演义》绣像，父为之讲解，从父方识字。六岁入私塾，读《龙文鞭影》等蒙学书。八岁读四书。九岁人初等小学(称蒙学堂)读书，开始作文。十岁，入官办襟江高等小学预科班。是年，父亲贫病交加去世，终年五十一岁，由长兄世zzzz作主，赊棺完丧。在家自学《史论启蒙》、《柳宗元文选》、《四书义》、《三国演义》等。
    1906年，十一岁的朱东润入幼幼小学甲班。老师汪民甫，县廪生。 汪老师用《论语》“东里子产润色之”句，字以“东 润”，遂以字行。从汪老师读《左传》。
    1907年春，十二岁的朱东润以第一名考取襟江小学。秋，受族兄季鹰等资助，与族人同赴上海投考南洋公学附小，录取编入二年级。因家贫，知读书不易，学习非常刻苦勤奋。1909年，十四岁的朱东润参加学校举办的国文大会，作文两篇得到校长、古文大家 唐文治先生的赏识，获一等奖，并得以亲聆唐文治先生授课，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到唐文治先生资助学费，升人中学部学习。在中学部举办的一次国文大会中，作文再次得到唐文治先生的赞赏，特意将其排第十三名。原来唐文治先生是用五代和凝主贡举，独爱范质之文，应“君文合在第一，暂屈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的故事，足见唐文治先生对朱东润的希望和器重，一时传为佳话。
    1912年暑期后辍学，人文明书局做校对，年底，入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编辑助理。
    1913年，朱东润住法租界留英俭学会，参加《公论报》编辑工作。秋，赴英国伦敦留学，1914至1915年进伦敦私立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工作，以济学费。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国内讨袁战争起，朱东润“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于1916年弃学束装，万里归国，决心投入反袁斗争。舟行至新加坡，闻袁世凯已死，遂与几位著名人士在上海创办报纸，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呐喊。
    1917年秋，应聘赴广西梧州任省立第二中学教师。
    1918年暑期，二十三岁的朱东润回泰兴，与本县邹莲芳女士定婚，二十五岁完婚。东润对于夫人，终其一生爱而且敬，感情之深厚执着，非常人所能想见。他在《张居正大传》的自序中曾写道：“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寒暑假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路，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我在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独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真可谓相濡以沫，情深意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东润于暑假辞去梧州中学教职。秋季，应聘赴南通师范任教，并兼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教师。
    1927年6月下旬，曾应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之邀任该处秘书，至9月中旬，因不满官场腐败与政治黑暗，辞职仍回南通任教。返通不久，接南京函，再被邀赴宁任职，拒绝，自此终身任教。
    1929年4月离开南通，应聘前往武汉大学任教。文学院长闻冲嘱其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因用一年时间备课，撰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1931年武大创办《文哲季刊》等刊物，《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陆续发表。改任中文系教授。研读《诗经》始，采鲁、齐、毛、韩诸家学说，于1933年撰成《诗经》研究论文四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大小雅说臆》、《古诗说zzzz遗》、《诗心论发凡》，先后在《文哲季刊》发表，后加绪言一篇辑为《读诗四论》，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为第一部著作，付出的精力也较大。
    1937年8月，全民抗战始，秋季，武大教学逐步停止。寒假回泰兴家居。1938年11月接武大电报，告知学校已迁至四川乐山复课，望于次年1月15日前报到，遂离妻别子，由上海经香港，绕道越南，经昆明、贵阳，达重庆，13日乘民航飞机抵乐山，历尽艰辛，行程万里，终于准时到校报到，即与叶圣陶共同担负新生语文补习班教学。不久，系主任刘颐嘱开《史记》课程，因而研读《史记》，开课前撰成《史记考索》。秋季，接家书，闻母亲去世，妻独立维持八口之家，赋诗填词，以寄思亲之愁怀。
    1940年在乐山武汉大学时，他鉴于时人对传记文学认识模糊，兴趣转向传记文学之研究。泛读中外传记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以一月时间译出法人莫洛亚传记文学理论著作一种。撰《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专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之源流，因其中汉魏六朝部分资料不足，埋头辑佚工作，搜讨及于佛经道藏。
    1941年撰写《八代传记文学叙论》，伏案抄纂，空袭至竟不及躲避，伏窗下待敌机轰炸过后，继续工作。开始撰写《张居正大传》。
    1942年接重庆中央大学聘书，因欲换一环境继续传记文学研究，辞去长达十三年的武大教席，前往重庆。教学以外，主要精力用于传记文学写作与研究，并完成《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旨在表彰明代后朗整理内政，抵抗外侮、打击贪官污吏、安定国家之实干家张居正，以期对现实有所触动。此传问世，对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等著作，陆续由开明书店出版。并着手撰写《王守仁大传》，旨在宏扬王守仁“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精神，他指出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危亡中把中国解放出来。此书抗战前夕完成，因开明书店无力出版，又拒绝正中书局之征求，迄末出版，手稿后于十年动乱中散失。
    1946年6月，率中大学生三百余人复员返南京。1947年夏，因中大派系斗争牵连，遭解聘，迁无锡国专任教。1949年秋，脱离国专，专任江南大学中文系课程。撰成《楚辞》论文四篇：《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对《楚辞》的作者及时代提出独到的看法。
    1951年春节后，应邀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京不久，接齐鲁大学文学院聘书，于历史系任教。《楚辞》论文四篇，由叶圣陶推荐，陆续发表于《光明日报》。后受到郭沫若等批评，末予论答。续写《“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史记·贾谊传〉疏证》二文，末发表，晚年将以上六文辑为《楚辞探故》。
    1951年秋，应邀往上海沪江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2年10月分配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授，1957年2月，担任中文系主任，直至晚年。
    1954年撰《左传选》，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59年秋完成《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三部著作，于1960年至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秋参加新《辞海》审订。
    1961年2月，出席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担任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四月初，至京出席教材会议。5月1日晚在上海锦江饭店，与周同庆、谭其襄教授等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一同观剧。
    1963年转入北宋诗人梅尧臣之研究。先编出《宛陵文集分卷编目表》，确定改造《宛陵文集》分卷紊乱之框架。不久撰成《梅尧臣传》，后又完成《梅尧臣选注》。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依年重编梅诗为三十卷，打破《宛陵文集》原六十卷之编次。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教学逐步停止。年已七十一岁的朱东润靠边遭受批判，取消教授工资待遇，妻同受迫害。于七十二岁先后被遗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公社劳动改造。劳动期间曾接触一位生世坎坷、贤淑坚强之劳动妇女，认为可为之立传，以颂扬中国妇女之坚忍美好品格。
    1968年，七十三岁的朱东润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是身边唯一的亲人，也被遣往宝山县横沙岛插队落户。朱东润只得独自料理生活，承受批判，备尝艰难。
    1970年恢复工资待遇。1971年始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春秋》、《左传》的校点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杜甫叙论》写作。1978年获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恢复中文系主任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工作。招收唐宋文学硕士研究生。修订有关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1979年1月，复大中文系及里弄为其妻召开平反昭雪大会。5月，《梅尧臣传》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80年《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1年，八十六岁卸去系主任职务，任名誉系主任。秋，赴京参加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被确定为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3月，《杜甫叙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历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辑为《中国文学论集》，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2年撰作《陈子龙及其时代》，1984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2年8月1日，泰兴县政府举行捐屋交接仪式。派次子君道、三女惠如为代表前往参加，将在家乡的故居共二十四间房屋，四千余册书刊及部分家具，无偿捐赠给泰兴县图书馆(现由泰兴市人民政府定为“朱东润故居”加以保护)，实现了夫妇俩几十年前的心愿。
    1985年，九十高龄的朱东润一方面开始《元好问传》的写作准备，一方面招收传记文学博士研究生。第二年，健康状况日差，著书育人，仍不稍懈，撰作《元好问传》。12月6日，九十诞辰，上海市作家协会、复旦大学中文系、泰兴县委及县政府假上海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朱东润教授执教七十周年纪念会，泰兴县委县政府赠匠“文高北斗，寿比南山”以祝贺。
    1987年，朱东润教授健康状况益差，屡次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工作，以“教师终于讲席”自励，继续指导博士论文及写作。12月初，《元好问传》脱稿；18日博士生论文答辩通过。次日出现全身性黄疸；20日住进长海医院检查治疗。
    1988年，长诲医院施行手术抢救。手术诊断为胃癌，肝门巴结转移，进发阻塞性黄疸。弥留之际，仍以工作末完成为念，深盼不久重返学校。经多方抢救无效，终于2月10日下午4时49分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朱东润是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其学术研究，所涉及领域之广、成就之高、著作之丰，为世人所敬仰。总计朱东润一生，撰写了传记文学及学术专著二十余种，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
    朱东润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借鉴吸取了西方近代传记文学的宝贵经验，将二者成功地融为一体，先后创作了《张居正大传》、《王阳明大传》、《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关于传记文学理论建设的文章，并指导传记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
    本世纪30年代末，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仍无大的起色，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传记写作濒临绝境，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繁荣勃兴，朱东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39年开始他的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并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鲜明而强烈的投身新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他在1934年发表的《张居正大传》序言中写道：“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朱东润对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贡献体现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无一不是建筑在对中外传记创作及理论的全面把握与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朱东润对西方传记文学用功之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几乎读完了武大图书馆全部英文版传记藏书，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亦作了极深入的研究。譬如他对史汉的研究。对魏晋杂传的钩辑，对佛家传记的研习等等。他更撰作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与人格》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最早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传记的发展，并论述了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系统化的传记文学理论主张。其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传记文学是介乎史学与文学之间(或是说结合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样式。他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朱东润的这种将传记写作置于传统史学规范之外的认识，从理论上明确了传记文学的主要功能与审美价值，这对于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并再现人物变动不居且又前后一贯的性格。他多次谈到中国传统传记的弊端之一便是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传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人物性格，亦多为平面的、僵滞的，常常是好人出世就是好人，坏蛋生就便为坏蛋，这样的传记是不可能具有怎样的艺术感染力的。而我们要焕发传记文学的艺术生命，就必须认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无一不是沿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不时变化的，并要将人物性格的这种丰富性在作品中加以深刻的再现。
    三、传记文学创作既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要兼顾国家的利益。曾有一位外国作家提出了“真实、个性、艺术”是传记文学的三要素，对此，朱东润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在此之外我们还要强调‘祖国’这一要素。……传记文学的精神是要写真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就是要抒‘爱国之情’，要引导人民对我们的国家更加热爱，为了这个目的而使我们的作品对国家做出较大、较多的贡献。”这是建立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之上的重要抉择，同时也是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不能也不可能摆脱的文化功利观的自然表露。
    四、从事传记文学创作者，要才、学、识、史德四者俱各，而尤以“史德”为最重要。这对传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史德”，则要求传记者能“以史实为重，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而不加以人为的改变”，他所讲的“识”，则要求传记者要有敏锐的历史鉴断力，“能辨析原始材料的是非良萎与轻重缓急，而不仅仅是在传记中堆砌罗列史料”。他在《陆游传》自序中写道：“……传记中的传主无论作者主观的意图如何力求和史实符合，其实一切叙述，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识，所以传主是不是和史实相符合，主要还要依靠作者的认识。因此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成果。所不同的在于传记文学的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学习，求得对于传主的全面认识。”
    在文学批评史领域，朱东润也有卓越的建树。早在1929年他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时，受闻一多教授之嘱，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在无旧本可依的情况下，钩稽索隐、筚路蓝缕，仅花一年的时间准备，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著述，在几乎是空白的平地上构筑了一个上起先秦，下迄晚清的完整的学术体系，这是国内最早的文学批评史著述，它提纲挈领，自成体系，笼古近于一篇，寓论断于史实，与旧式的材料堆砌或散漫感兴迥异其趣，使人耳目一新。这部著作与其他诸家著作不同的地方有三：第一是，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怎样的一个宗派。“……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对每个批评家，常把其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给以分别的论述。“……刘熙载的艺概，论诗、论文、论赋、论词曲、论经艺，我们更不便把整个的刘熙载分录于五六个不同的篇幅。中国文学批评史究竟不是文论史、诗论史、词曲论史的联合组织，所以我决意放弃分门别类的叙述。”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我的意见，是应该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我们对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既然无法加以‘革除’，我们的生活同样地也无法超越近代的阶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么即使多知道一点近代文学批评的趋势，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费。”他对文学批评史的概念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大纲》自序中写道：“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些观点中无不体现朱东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的主张。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水照教授评价道：“他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名著，与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一起，成为开创当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华岳三峰’。”这是当之无愧的。至今仍为从事这一学术研究的学者所推崇，经常被引用于海内外有关学术著作和论文。朱东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亦用功甚勤，著述尤多。其中陆诗四论》、《楚辞探故》等，均以其学力之精深，见解之新颖为世人瞩目。由朱东润不同时期的论文汇编而成的《中国文学论露》、同样处处表现出阐幽发微、匠心独运的学术魅力，博得广泛的称颂。此外他还主编了作为高校统编教材的六册《中国历代文学做品《选》。《读诗四论》中有些议论和看法，是前人所未有的。譬如，他怀疑“诗三百”不是民间作品，不但雅》、《颂》不是，连《风》也不是，特别是那些谈情说爱的诗篇，过去的文史专家都认为“一定是民间的作品”，而朱东润认为“民间的谈情说爱还是有一定节制的，到了奴隶主或是向封建主过渡的奴隶主，那就没有限制了。晋惠公蒸于贾君、晋文公纳怀嬴、宋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这些奴隶主什么事做不出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谈情说爱的事要由民间来负责呢?何况这个‘民’字象征着一个带了镣索的人，不知命在何时!当然既是有生命的动物，就不会没有传宗接代的意识；但说他的爱人是‘将翱将翔，佩玉琼瑶’，那真是和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这些有血有肉、合情合理的独到见解都是他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晶，是值得研究《诗经》的学者借鉴的。
    在上古史籍研究方面，朱东润也多有发现，曾撰写了《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等著作。他在认真研读《史记》的过程中，在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外，发现了更多的窜乱。崔适认为《史记》止于鳞止，朱东润认为《史记》止于太初的前一年。特别是《史记》互见之例甚多。朱东润发现《史记》在一个人的正面记载里，只叙述了他好的一面，而在别的文章记载里却又有另一面。他以为只看个别的篇章，对一个人往往得不到全面的了解。他在《史记考索》中举《魏公子列传》为例说：“读过了《史记》赵世家、楚世家、平原君虞卿传、春申君传、向起传、鲁仲连传，我们对邯郸解围的真相，也许可以知道得更全面一些，倘使只读《魏公子列传》，我们的认识还是片面的。”他指出：“救赵的军队有楚、魏、燕、齐和长期与赵共患难的韩国。所以当时的形势，成立了六国抗秦的统一战线。……所以邯郸解围了。在《魏公子列传》里写信陵君窃符救赵，迫使大破赵军四十五万的秦军偃旗息鼓而解去，遂救邯郸而存赵，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信陵君的作用。”他的这类发现，都尽量地做到证据确凿，令人信服，让后来研究《史记》的人可以少走弯路。
    朱东润又是一位功力深厚、卓尔不群、风格独特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根植于秦篆汉隶，而又各体兼擅，落笔古雅。有自然高妙之致；朴茂雄浑，具苍劲奇倔之姿。早年，他在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时，闻原南洋公学老师逝世，悲痛至深，撰挽联致悼，却以自己不善大字而托人代笔，由此引为大憾，遂立志学书，并自谦资质有限，自订目标，欲以二十年学篆书，二十年学隶书，复各二十年学行、草，以期晚年有所成就。决心既下，即自秦小篆入手，专意临习《琅邪刻石》，兼临《峰山刻石》和《会稽刻石》，而从《琅邪》取神。自此日日临习，寒暑不懈。中年以还，书名己盛，1961年秋，沈尹默倡建“上海市书法研究会”，朱东润即为该社七理事之一。教学著述之余，学书之志，一似少年之勇迈，直至暮年，犹每日临篆、隶、行、草各数纸，由此足见，书法之于朱东润，实为其生命之支柱。他晚年自评书法成就，以为实出其文史研究成果之上。在朱东润百年诞辰之际，由其孙女邦薇女士和孙婿吴格先生勤搜博采其遗墨，所辑录出版的《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足可见其书法的风神，其中，于五十多岁前后所书《木芙蓉歌》篆书四屏条，《礼器·礼运篇》中堂，精气弥满，腕力雄强，识者许为罕见之作。
    朱东润教授的一生，既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刚直守正，以道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也体现了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一生大节，正气凛然。“读书人一生两件大事：做人，做学问。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才能有高低，文章可以写多写少，但做人马虎不得。一个人文章再多，品行不足取，也就不足取了。。“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这不仅是朱东润教授教育莘莘学子和子女的箴言，也是他一生所坚守的准则。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道德文章，立德立言。他正是将这种传统美德融化在自己的操守之中，而又加进了时代的崭新内容。他一生经历清王朝的覆灭、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等政局的变迁，在一个世纪的时代风云中，他始终孜孜不倦随地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执着进步。面对种种恶势力，他宁折不弯，一副挣钵硬骨。早在辛亥革命以后，朱东润就毅然放弃在英国优越的求学条件，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在上海与几位著名革命人士创办报纸，为自由民主而呐喊。抗日战争时期，他离妻别子，离开即将沦陷的家乡，绕道越南，远赴四川，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他极力反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他讥讽地说：“中国的财富之一是封建军阀执政，不顾人民意愿。”在重庆期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王守仁大传》，因抗战期间，开明书店无力出版，正中书局主动要出版先生的这一著作。但是，先生清醒地看到，正中书局是当时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御用工具，与中统特务关系密切，为了保持气节，朱东润先生断然拒绝了正中书局的要求。朱东润虽然长期在书斋、教学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但他对政治，特别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非常关心。他一贯提倡爱国，主张要为国家的强盛贡献力量。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那些热爱国家的作家。他为杜甫、陆游、元好问、陈子龙等诗人立传，就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国热情的崇敬和赞颂。
    “文革”时期，朱东润是最初被抛出来批斗的一批知名学者之一。他从不买账，并不失修养地顶撞说：“我吗，‘权威’勉强算一个，‘反动’吗，则未必吧?”于是批斗愈来愈升级，种种非人的折磨难以陈述。一次，某造反派头头率几个无知的红卫兵来抓朱东润，“杀头”示众，他们找到一把新四军缴获的日本战刀，两人撤头压肩，两人把军刀当锯子拉颈项。幸亏战刀年久生锈，头才没掉下来。还恶狠狠地问：“你是什么东西?”他们原以为刀下之人一定会臭骂自己求饶，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但朱东润先生却倔强地抬起头回答：“我是中文系主任!”表现出了一股凛然正气。当时批斗者中喊的口号是“砸烂朱东润的傲骨”，这也正显示了朱东润先生是以怎样的一种铮铮骨气面对着一切邪恶横逆。他们罚他在烈日下烤炙，而他归家之后，依然潜心著作。正因为如此，“文革”一结束，他才能连续献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陈子龙传》、《杜甫叙论》等一系列著作。这批著作先后酝酿、撰作于个人身遭不幸的动乱岁月，更显出其珍贵，也更显出先生的风骨气节。
    朱东润先生又是一位自奉节俭，乐于助人的人。他的家庭没有像样的摆设，也没有金笼银箱。他的床，是30年代的简易床，床的两头是用木条做成的，未上油漆，可以说家无长物，但他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却能慷慨解囊。50年代，有一位研究生，家有孩子，还要供养母亲，经济上有困难，朱东润先生知道后，就尽力资助她完成学业。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了，他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他更热爱党，热爱祖国。1978年元旦，他以无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元旦献诗》一首以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正催腊鼓又迎年，海上歌声已拂天。四害除尽真大治，九州共赞最贤能。登攀定见群英力，领导全凭意志坚。我是冯唐渐老去，每看zzzz凫着先鞭。”为祖国献身的豪迈气概，跃然纸上。1979年，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信念。他更珍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虽年逾九十，且体衰多病，却以更大热情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改革大计，更加忘我地工作，为学术文化建设和培养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学者，他的风范也足为后学的楷模。朱东润先生的做学问也是他做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踏实、求真、自主、创新的精神就是他高尚人格的一部分。他曾反复说过：“读书做学问实在是一件相当苫的事情，要能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最爱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梁启超的“战士死于疆场，教师死于讲席”；一句是“我们必须前进，永远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在长达九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永不满足，充满生命活力的进取精神。自登上学术之坛起，直到晚年，除了历史原因一度被迫搁笔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特别是以九十高龄犹能结撰几十万字的《元好问传》，一直到病危住院的前一天才搁笔，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罕见的。就在1987年夏，他病重住长海医院时，还与看望他的学生和同事谈起正在写作的《元好问传》，谈起元好问的时代，谈起对北宋九帝、南宋九帝的评议，谈着谈着，他突然说：“我真不想死!”说话时神情严肃、目光炯炯，这是把生命献给祖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庄严誓言，这种热爱学术乃至到了近乎痴迷的境地，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个人!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苏步青教授为祝贺朱东润先生专辑问世题词：“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总其一生，朱东润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既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又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高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