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江 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 年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 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 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 的随和、富有同情心，对汪曾祺一生的处境为人产生很大 影响。
　　汪曾祺三岁时丧母，生母姓杨。第一位继母姓张，后 因肺病去世。第二位继母姓任，是她伴随汪曾祺的父亲 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汪曾祺六岁人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十二岁时人高邮县初级中学，他自幼好读书，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小学、初中阶段就表现出爱好文学的倾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考入江阴县（今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占领 了江南，江北危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离开南菁中 学，并随父亲、祖父避战火于离高邮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 住就是半年。
　  在这个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上考大学的教科书，另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书激发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认为：“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眼看战争在继续，总不能老是呆在农村里，汪曾祺便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故争而被打乱。汪曾祺就这样总算读完高中。
　　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到上海与南菁高中同学聚合，一伙年轻人经香港，绕道越南，再沿滇越铁路乘火车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所以不远千里奔昆明，就是冲着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特别是沈从文，对汪曾祺尤 具吸引力。
　　沈从文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读大二时才正式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他把沈从文开的三门课都选了，这三门课是：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很欣赏他，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看。汪曾祺说：“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 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正是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是创作实习课的习作，记一个店铺子里上灯以后各式人物的活动，无主要人物，无主要情节，散散漫漫，很不成熟。沈从文见了，非但不因其稚嫩而嫌弃，却欣喜地从中发现汪曾祺长于 白描笔法的才能，赞赏他能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细节，辅展开来 组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真实得令人信服。 在沈从文指导下，汪曾祺对《灯下》进行反复修改，后来这篇小说经 沈从文推荐、改了题目发表在1948年3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二 卷第十期上，这就是得到人们称赞的《异秉》。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那几年，对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在外国作家中，对汪曾祺影响较大的是契柯夫，还有一位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此外，他还喜欢读－些弗吉妮·沃尔芙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以至于他一个时期的小说明显地受意识流方法 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
　　结束了西南联大学习生活后的汪曾祺，在昆明郊区的一个中学当了两年教师后，于1946年秋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又当了两年教师，在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失业半年后，经沈从文先生介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谋到一份工作。1949年春，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50年初，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辑。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些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论。后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1954年秋，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两年后挖掉右派帽子。，
　　1961年冬，经过长时间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汪曾祺又开始了小说创作，写小说《羊舍一夕》，由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推荐到《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萧也牧的建 议，约汪曾祺写了《王全》和《看水》，连同《羊舍一夕》，定名为《羊的夜晚》正式出版。
　　1964年起，汪曾祺等人参加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芦荡火种》的再创作，汪曾祺是主要执笔者。京剧《芦荡火种》后 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改名为《沙家浜》。很长一个时期，汪曾祺的命运随《沙家浜》起落沉浮。
　　粉碎“四人帮”后，年过花甲的汪曾祺焕发了创作青春，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他个人创作史上的辉煌时期。1980年10月，优秀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以独特风格引起文坛极大注意；接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及重写过的《异秉》相继问世。《受戒》《大淖记事》连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的“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另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 荣”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之一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自1980年以后，汪曾祺新作不断，人们把自成一体的汪曾祺作品称之为“汪味”小说、“汪味”散文，以至 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汪曾祺早在 40年代初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显露了不同常人的文学才能，但很长一个时期，他的创作处于时断时续的不连贯状态。新时期到来后，汪曾祺说，“我终于赶上了好时候”，迎来他个人创作史上的高潮期。这个高潮期从1979年汪曾祺文坛复出算起，到他1997年5月16日因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曲张而造成 的弥漫性出血不幸去世，仅十八年时间。汪曾祺一生写作各类作品近二百万字，出书近三十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十八年的 创作成果。
　　汪曾祺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和艺术造诣，小说、散文、戏曲、诗 歌、曲艺、民间文学、绘画、书法，涉猎广泛，无不精通，而在文学创 作方面，则是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的创作成就最高。
　　从1940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灯下》算起，到1996年这半个多 世纪时间内，汪曾祺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这些小说从题材上看，清楚地分为四个方面：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又主要是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的小说；以塞外的农场果园为背景的小说，以及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受戒》作为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和揭开他个人创作历史上新的一页的开端，实际上这不准确。这个新阶段开端的标志，应是重写《异秉》。
　　从80年代《异秉》、《受戒》的发表，到1997年5月汪曾祺去 世，在这十多年内，汪曾祺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总共六十多篇，这还不包括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写的几篇。认量上看。 这数字不算多，而且写的多为旧生活，但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些作品，给人们打开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天地。
　　首先，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至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 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汪曾祺的这组作品中，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却大都是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汪曾祺把这些普通的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体进行描写时，不是为了求新，不是为了猎奇，也决不以高人一等和怜悯的态度看待这些自食其力的劳苦大众，而总是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切感去挖掘蕴藏在这些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
　　其次，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描写，引导读者 去发现大千世界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市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汪曾祺的这组小说里所表达的劳动领域十分广阔，工农学商，柴米油盐、布帛麦菽，几乎无所不包。正是这些描写，展开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而当作者在这份 劳动画卷中融人真切动人的风俗描写时，就进一步成了积淀丰厚 的人文风习的显示。
　　关于风俗画描写，汪曾祺是有意为之的。汪曾祺说过：“我以 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广写风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写人。汪曾祺在作品中既把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更注意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使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
　　再次，他总是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日生活压力的精神力 量的揭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与常见的一些小说相比，汪曾祺从不把他的精力集中在情节的曲折多变上，他的小说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甚至连完整的情节也没有，他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摹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于风景画描绘中选择一些看似平凡实则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和细节，用清淡朴素的文笔和倾注的深情，融和点染，于是就造成了一幅幅气韵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个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
　　汪曾祺之所以能用轻快的调子唱出一支支艰难时代的欢乐的歌，能在反映旧生活的小说中写出美和力，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关键在于他用80年代人的感情去写四十多年前的人和事。就作家本人来说，如同汪曾祺自己所坦言的：“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的世界观比较稳定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抒情小说”曾作为一支具有独特 芳香的奇花而灿然开放着。虽然这些作品不能成为文学史的主流，也难以显示昂扬激越的时代精神，但这些作品着意从平凡生活中挖掘与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善于通过一些貌似琐细的人生描 写，传达时代意趣和生活情趣，表现出一种人生兴味，并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的重大主题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表现之中。有助于读者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现代抒情小说”非但很难 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连正常生存下去的权利也几乎被完全剥夺。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迅速呈繁荣之势，但一时也难以完全挣脱在 一定政治目的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习惯思路，所谓伤痕文学，所谓 反思文学，实质是以文学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政治上的危害，用文学去进行政治上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的小说出现，就不仅成功地联结 起中断四十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的文学史线索，也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汪曾祺的作品一直保持朴素、清淡、真诚、真实的文风，也一直得到文学界的重视，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重出文 坛后不久，他就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个主张以后一直未变。
    “四人帮”一伙长期鼓吹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的观点，反映了他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汪曾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让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这不仅因为他熟悉这些人和事，也因为他从心底感到，这些平民百姓自食其力。看上去平庸，也似乎没有远大的理想和高雅的情调，但恰恰在他们 身上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感，诸如仁爱、同情、互相帮助。相濡以沫、扶危济困等等美好情愫，在这些引车卖浆者流身上动人地保留着。
　　除了短篇小说，汪曾祺在散文、戏剧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1990年以后，汪曾祺一度曾把主要精力放在散文、随笔小品写作上，少写、甚至几乎暂停了短篇小说创作。仅1992、1993这两年，国内就出版他的散文集近十种，汪曾祺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在戏剧创作上，他也曾作过多方面的探求，其中主要一点是强调剧本的文学性。他认为“京剧原来没有剧本，更没有剧作家，大部分剧种（昆曲、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修改剧本。” 作为北京京剧院的编剧，他为本单位写过如《小翠》、《擂鼓战金山》 等剧，也都演出过。
　　在中国文坛探索、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汪曾祺，特别以他新时期以来的大量创作赢得人们广泛的关注与尊重，面对如潮的好评，性情豁达、心地明净的汪曾祺也常常坦然地在诗中、在文章中。 在与来访者交谈中对自己作品和为人作实事求是的评价。早在1981年初，当《受戒》一炮打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猜测时，汪曾祺便在《小说选刊》上撰写了《关于＜受戒＞》一文。这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没有当过和尚”。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确地宣布了他的几个重要的、也是他此后创作中一直遵循和信守的写作观点：
　　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年代人的感情来写的。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
　　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是比喜剧更高一些。 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汪曾祺在清醒地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 同时，还诚恳告诉人们，他喜爱以平淡文风写平民百姓，他只擅长写短篇小说，为此，他希望人们理解他。
　　汪曾祺不止一次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 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对于汪曾祺这些坦诚自白，多数人是认同的，也是赞许的。可是，也有一些人总是对汪曾祺的写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并把他的作品划入“淡化”一类。这才引起汪曾祺在《七十书怀》中那一大段关于“淡化”的论述，他不无激动地重申：“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淡淡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淡淡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 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汪曾祺在对一些人把他的作品说成是一味平淡表示异议的同时，他还不同意有些文章总爱把他写成如何恬淡、深洒、飘逸，简直成了半仙。他说：“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提醒人们注意他的小说《天鹅之死》，那篇小说的后面有两行附注：
　　1980年12月29日清晨
　　1987年6月7日校，泪不能禁。
　　汪曾祺说：“《天鹅之死》这篇小说，我写得很悲愤。我对现实生活是很有沉痛感的，我对现实很关注。”1993年春，他应青年女作家铁凝之请，画了一幅画，他画了发怒的兰花，题为《怒兰》，他 说：“人们对我的印象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我想以画提醒大家记住 我是性情中人。”
　　在重印《汪曾祺自选集》一书时，汪曾祺特地写了《重印后记》。他在后记中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不是真诚的人，说不出这样坦诚的话。许多关于汪曾 棋的新闻、特写，对汪曾祺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真诚。
　　这种真诚，既表现在与人为善，“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更表现在他那大量洋溢着真诚、友爱和美的作品之中。作为一名老作家，汪曾祺对青年人尤其真诚爱护。这些年来，找汪曾祺写序的 人很多，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满足请求者的愿望。他说：“人到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家写序的义务。”仅1989年年底，他就连着写了三篇。他戏称自己成了写序专家。在《汪曾祺文集·文论卷》中， 汪曾祺经过斟酌，收入七篇序文，全是为青年作家写的，读这些序文，人们为汪曾祺关于文学创作的精辟见解所祈服，更为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宽厚而感动。 

（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