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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
(1910——1998)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中国学者之一。钱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作为作家,钱锺书先生曾发表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围城》和中、短篇小说、散文、旧体诗等。这些创作,就数量而言,并不很多,但就质量而言,则多为杰作、精品,有的被译为外文,走向世界,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荣誉;有的被改编成电视剧,受到广泛的好评。作为教授,钱先生先后任教西南联大、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等校,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钱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著有《管锥编》、《谈艺录》等享有世界声誉的中英文不朽论著数百万言。人们习惯上把钱锺书先生的学问称为“钱学”。
  1910年11月2I日,钱锺书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内一户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是.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著名国学大师。因伯父无子,钱先生一出世就出嗣给长房。周岁时“抓周”抓得一本书,从此得名“锺书”。伯父当年为他所取的名字“仰先”只当得小名。钱锺书三岁开蒙识字,五岁人小学,六岁人私塾,七岁起随伯父读书,同时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岁人高小,十三岁上中学,读了许多新小说和翻译小说。十六八岁时,曾代父亲写一些文章,如曾为乡下某大户作墓志铭、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钱穆的书作序等等,都受到好评。十九岁投考清华时,数学才得十五分,由于中、英文成绩特优,而被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与“诗弟子”钱锺书当时颇有唱和之作。钱先生青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才气飞扬,曾学做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除了被父执陈石遗先生着实教导一番以外,受到罗家伦先生的影响,也是他日后诗风改弦更张的一个原因。罗先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钱先生尊其诗为“英雄余事”,“诗才肆而诗胆大, 余地”,盛称其“为国为遣”的襟抱,并自谦己作为“虫吟”,谓:“偶有少年哀乐之作”,“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而罗校长确是赏音,对钱诗亦颇多夸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吴宓对钱锺书极为赏识,曾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令文史方面的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烙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在为初刊本钱锺书诗集题诗时,又高度评价说:“才情学识谁兼具,新1日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叶公超教授曾在自己所编的《新月月刊》发表过钱锺书的评论文章多篇。温源宁教授对他也格外赏爱。几位师长都将他视为忘年知交。钱锺书此时还担任着《清华周刊》的英文编辑,并不时在这家刊物上发表诗文。在同学眼中,钱锺书更是卓卓如鹤立鸡群。邹文海说:“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饶余威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最大。”郑朝宗说:“钱锤书……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
  1932年春,钱先生与杨绛女士在清华初识,第二年订婚。
  1933年从清华毕业后,钱先生人士海光华大学任教,同时,写作了许多诗文。 1935年,钱锺书、扬结婚,钱先生考取庚款将人英伦牛津大学留学,杨绛女士自费留学,二人同船赴欧。在牛津时,钱先生对“版本和校勘”课毫无兴趣,便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借以“休养脑筋”结果因达不到“能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的要求而考试不及格,后来补考了事。
  1937年,钱先生的论文《16、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通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为了写这篇论文,钱先生博览群籍,详瞻地辑录近代英国文学对中国的反映,着重研究中英文学间的影响问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比较文学论著。是年,夫妇俩又转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
  1938年,清华大学破例录用钱锺书为数授,当年九十月间回国至西南联大外文系讲授“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文”。当时的高年级学生许国璋后来回忆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当时的低年级学生许渊冲回忆说,讲课时,“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钱先生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概”;有时“言简意赅,一语破的”,有时则“比较婉转,往往曲达其意”。
  1939年秋回上海揉亲后,为照顾生病的父亲,转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兼教授,闲暇中开始撰写《谈艺录》。吴忠匡回忆当时情景说:“在蓝田时期,除了和极少数熟悉的同人有往还交际而外,中书并无外事困扰,手头的时间是充裕的。晚饭以后,三五友好,往往聚拢到一处,听中书纵谈上下古今,他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时刻,中书总是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竭。当他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如老吏断狱,证据出入无方。’听中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丰富的知识。”
  1941年暑假,钱先生回上海,原拟小住即返内地,不料珍珠港事变突发,自此沦陷在上海,一时没有工作,临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同时担任家庭教师,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教书之余,则勉力完成《谈艺录》,并创作短篇小说。同年,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出版。   抗战结束后,钱锺书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主编。
  1946年,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受到好评。同年,长篇小说《围城》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此书一出,作者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连连印了三版。此书当时曾受到无数的好评,也受到不断的攻击。   1948年,《谈艺录》出版,许多学人叹为观止。
  1949年冬,钱先生回母校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举家搬迁北上时,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已写出的手稿不慎遗失。今天下读者惋惜的是,钱先生从此不再写小说了。1980年,钱先生在忆及此事时说:“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钱先生到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调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乃卜国文学组任研究员。从此,钱先生离开教学岗位,成为专职研究人员,此前他已被领导安排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到1953年底才完成。实际上不但没有时间再搞创作,就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时间都没有多少了。   1958年,《宋诗选注》刚一出版,就受到公开的批判,被扣上诸如“资产阶级学者”、“白旗”一类帽子。后来,由于日本双学家小川环树和夏承泰先生分别发表文章,对此书高度评价,称赏有加,才使这场批判不了了之。
  此后,钱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唐来部分,参加了《唐诗选》选注《毛泽东选集》四卷英译定稿和《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等集体编撰工作。他本人只发表了几篇文艺理论论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钱镭书夫妇就备受摧残,先后被揪斗,分别被剃了“阴阳头”和“十字头”。据一位同事回忆:“钱锤书虽然当了“黑帮”,但并不认为自己就:‘低人一等’,人家动手打他他就还击,绝不千‘君子让人’的‘儒家’勾当!他受过西方‘民主’的教养,懂得什么叫人格,什么叫人权,所以奉行‘头可杀,士不可辱’的哲学,与‘造反派’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此事“扬名千里,连‘造反派’都敬重他‘三分’,认为‘老头儿’有骨气”。   1969年底,钱先生被送到河南“五七千校”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春,钱锺书夫妇才作为“老弱病残”回到北京。
  1978年秋,钱先生赴意大利出席欧洲汉学会会议。在会上见到《围城》法、俄等文字的译者,才知道此书早已走向世界。
  1979年至1980年,钱先生先后出访美国和日本,《围城》先后在美国、苏联出版,国际上刮起一阵“钱镭书旋风\早在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就在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辟专章评述钱锺书的文学创作,称《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该书出版后,在欧美台港极有影响,流风所及,出现了许多好评,包括一批博士。硕士论文。在国内,随着(管锥编》、 文四篇》《 城》的先后推出,使理论界和文学界受到震动和冲击,也出现一股“钱锺书热”。
  正当此时,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首倡“钱学”。
  1980年,钱先生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钱先生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国务院右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1982年,钱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至1985年,《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重印,《谈艺录(补订本)》K也是集》K七缀集》亦先后在京、港、沪出版。社会上。尤其是在大学里,钱先生著作拥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
  1988年,钱先生任全国政协常委。
  1989年,《钱锺书作品集》在台湾出版。这是第一次经作者授权而在该地出版的非盗印本。
  1990年,《钱锺书论学文选》出版。同年,在钱先生八十岁诞辰到来之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上映,受到学术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国内再次出现抢购小说《围城》的风潮。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在北京医院安详辞世。根据钱先生的遗愿,遗体只由杨绛先生率几位亲友送别,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保留骨灰。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     钱锺书先生以毕生心力辛勤结撰的精神产品可以分为学术和创作两大部类。学术研究部类中主要包括《管锥编》、《谈艺录》。《来诗选注》《七缀集》和尚未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等。《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咐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四册(中华书局版五册)近一百三十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K毛诗正义》K左传正义》K史记会注考证》K老子王弼注》《 子张湛注》、《焦氏易林》K楚辞洪兴》、《太平广记》、《全上去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右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煎人之覆者。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K全唐文》K杜少陵诗集》K玉溪生诗注》K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老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人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第一部厂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四十五万字,主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鸳,唐以后-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一百三十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弊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人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辐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著五百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
  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比较文学论集,本书基本上是引日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书中的七篇研究文章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右”。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借助西方文艺理论,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同时纠正外国人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许多误解,与此成为对照,《读<拉奥孔>》是通过考究中国古代美学来阐发西方文艺中关于诗歌与绘画的功能区别的理论。《通感》提出并探讨了一种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都没有理解或认识的中国诗文描写手法。《林经的翻译》则是借以探讨翻译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相当于《管锥编》中一节考论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来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然而,由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钱先生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他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这种晦昧膘陇的状态,正是他当时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钱先生选诗不能自己做主,但是注诗时却可以自出机抒。这部选本厚积薄发,由博返约,既继承了传统注本精于注疏的特点,又注意用现代观念和世界文学的眼光进行观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钱先生精熟中西典籍,宋诗的本事掌故,随手就能征引。他又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在注诗时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选注》的价值主要不在于选而在于注。该书出版后,远在台湾的胡适虽然对选目很不满意,认为迎合风气,但也认为:“注确实写得不错。”
  《宋诗纪事补正》是对清厉鹗所撰《宋诗纪事》一书所作的补正,卷帙浩繁,内容丰赡,书稿已经整理完毕,即将出版。
  钱先生学术方面的不朽贡献,不仅在于产生了以上这些重要著作,而且在于创立了一种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治学方法。
  钱先生的治学方法独标高格,主要是打通、参互和比较。钱先生在学术研究当中,数十年不懈地从事着打通学术壁障的工作。他说广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钱著考论词章及义理,颇能开拓万右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犹如美国新批评派C。布鲁克斯和B。P。沃伦的读本《理解诗歌》是以戏剧观点说诗,钱著一个显著特色是以小说观点解读右书史。例如,《管锥编》引《后西游记》一妖评释典之语,而称其“颇具藻鉴,末可以妖废言”。另一处论宋玉“登高而悲”的浪漫情绪,即胪列主来在赋、文、诗、词、曲中反复出现的此意境,同时,简择英、法、德、意等国著名作家、诗人之名句,但见齐心如出一口。或以小说与释典打通,或将中、外文学打通,皆发前人所末发。
  参互就是在文学研究中,以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交替推挽、相互经纬。例如,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伦理观念、宗教、巫术、语言、艺术等的起源、演进及其相互影响。其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成分、不同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启迪、互相借鉴的过程。很明显,这种方法可以给文学研究以许多启发。再如,作为美国当代思想史流派之一的单位观念史学,研究相同的单位观念在不同的思想领域或不同地区的现状和影响。钱镭书先生经常从既往的文化典籍中摘出一种单位观念,以此引端推类,并从大量的不同著作中剖贝取珠,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一编结在前引单位观念之下,形成一个“观念串”,并对此进行研究。又如,本世纪以来一直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语义分析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语词的主要的、通常的意义与边缘的、偶有的意义作出分别。这类研究在钱著中可谓比比皆是。而他关于指号情境、语义场和模糊性的论述,更具胜义。又如,一般系统论关于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的观点,特别有利于打破分隔各门学科的壁垒。钱著把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纳入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与文学并列的哲学、宗教、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神话学等等学科,统统被用以阐释文学。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心理学、风格学、逻辑学、修辞学等等,均为钱镭书先生所参稽,限于篇幅,不能备述?
  所谓比较,就是为显真黜惑,探究规律,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甚至包括非文学现象进行观照、分析和综合,揭示其间相同、相异或共生相成之性质。惟其作者腹笥充盈,故能随手比较。例如,在论陆游、杨万里诗风时,钱先生指出:“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右为新也;人所共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为摄影之快镜,兔起骼落,鸳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放翁万首,传诵人间,而诚斋诸集孤行天壤数百年,几乎索解人不得。…`诚斋肯说学晚唐,放翁时时作乔作衙态,此又二人心术口业之异也。”寥寥数语,攸宜各得,二人神气已经跳出。
  钱镭书先生读书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冉来无人着眼处独具慧眼。为严沧浪辨诬便是一例。严羽为南宋文学批评家,论诗极有见地,而其以禅喻诗之说,颇遭人诡病,至清冯班竟著专书批驳。后来上庠师宿,囿于冯说,“视沦浪蔑如也”。钱先生昔曾熟读《庄子》,精研禅宗,后又细读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柏洛克勒斯、爱克哈脱等人之书,对神秘主义经验的根本恍然有知,回过头来再看沧浪,具识其独到及不足处,因此,力排众议,亟称“沧浪别开生面”,于是,物论顿移,又如,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曾被清人毛奇龄讥为“效唐人而未能者”。钱先生抉剔人微,只用三言两语,便指出了欣赏此诗应取的正确思路,颇能益人神智。诸如此类的精妙议论,在钱著中俯拾即是。    从创作部类看,钱先生也是成果斐然。计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一部、诗歌集-部,以及一些散见的旧诗、散文、随笔。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之一。书中描写了抗战时期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坎坷境遇和不幸爱情,暗示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人生困境。本书初版时,晨光文艺丛书的介绍词说!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事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制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倩,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
  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一个极具内涵的情境。“围城”是一种哲学概括,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一种精神象征,又是人生中一种常见的情形。“围城’,是一种殷殷期冀,是一种神秘诱惑,是一种浪漫企恋,也是一种可以捉摸的实在环境。“围城’,是一种人际隔阂,是一种自我束缚,是一种普遍存在,也是一种悲剧观的人生观念。 围城”是造物给人制造的恶作剧,是人生给人生观开的玩笑。“围城”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一种人生秘密,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引起我们对许多过去忽焉末察的事情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从而得出的结论。“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几乎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清新,哲思隽永,语言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深沉粹美。
  《人·兽·鬼》是中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葆有从随笔转向小说的鲜明印记,这篇小说既写入与人之间的疏隔、不可沟通的普遍现象,又写希望的目标在达到的过程中变质,创造物是创造意愿的异化这样一类严重情况,完全是那种后来才标举出名目的“围城…倩境。《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形。夫妇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的深刻隔阂,人生途程上偶然事件中所蕴含着的必然性,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想要的……这些都正是后来在《围城》中得到了更深刻表现的内容。《灵感》是另一篇讽刺知识分子的作品。作品也是一篇寓言。作者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自筑围城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故事一层层推进,人物便不停地反复冲进和跑出“围城”:梦寐以求的东西到手后才觉出其了不动人;事情的发展往往与初衷不符;家人、夫妇间的疏隔是无法弥合与沟通的。作者对男女主人公心理意态的巧妙捕捉和细致描写,为作品平添了许多魅力。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等十篇。作为一位智者,钱先生能够跳出自身所处的位置,站在人生边上,把人生当作一部好看的大书来读,似乎并没有怀着多少功利性的目的。他只是随着兴之所之,一路上津津有味地流连;遭逢妙事佳句,便难免朱勾墨画地圈点一番;碰到会心独赏之处,则自自然然地写上几句批识。而这种不经意的文章,却常常有着迈越寻常的识见。我们读《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时,深感作者睿智多识,功力不凡。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作者是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的,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日体诗集。本书由钱先生亲自选定,由杨绦先生抄录保存。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总在千百以上。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右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钱先生在序中还笑谓:“他年必有搜集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
  《石语》是钱锺书先生用文言记述的他在1932年与陈石遗先生之间的一次谈艺对话。钱先生的《谈艺录》开篇即言:“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广与石遗老人的对话即属此类。钱先生记陈衍之语,要言不烦而口角生动,颇能传神。使我辈今日读其书,如闻其声,如睹其人。石遗老人与晚辈诗人对谈,放言阔论,或臧否人物风格,或抗论诗文得失,皆削切而中肯。在听石遗老人谈话之时,钱先生的答对应声而作,机智搏辩,《石语》中对此类情景,亦多有记述。对于他的别作解会和大胆发挥,诸先生予以颇多的称许推爱。钱先生在文中随手所加的按语,也妙趣横生。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同属“学人之作”。雅驯的书卷气、淹博的运典、创辟的比喻、传神的描绘、流畅的语言、粹美的文字……这些形式上的特点,不但强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深化了其思想内涵。内心世界的独白、人生边上的随笔、社会一隅的景观、人类本性的昭示、幽默家的哲学、求生者的困境……这些内容上的特点,不但揭示了人生奥义,而且提高了作品的美学价值。钱先生的文学创作,为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新的形象,为文学反映人生主题提供了新的样本,为文学创作表现现代意识做出了新的探索,为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新的意象、新的象征和新的技巧。
  钱锺书先生既是一位实践着的理论家,又是一位学者化的作家,他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动。他的创作时时映证着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又由于包含着创作的亲切体验而着实可以凭信。

(陆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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