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由于“五四”时代精神的熏陶，其才能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诗人，不仅传统诗词出口成章，而且写过不少新诗，为新文学而呐喊；他是散文家，其散文杂感及随笔，或辛辣有味，或娓娓道来，无不振聋发馈，见其铮铮风骨；他还是现代书法名家，不仅精于书论，而且墨宝秀拔有骨，字如其人，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特地通过西谛先生(郑振绎)请年轻的郭绍虞书写数干字的序言影印出版，鲁迅是何等的眼光!其赏识充分说明了郭氏书法艺术的造诣。多才多艺及广博的学识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代著名的学者。郭绍虞教授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和汉语语法修辞等领域中的成就早己蜚声国内外。他一生艰苦治学、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年轻的一代。
　　郭绍虞，原名希汾，后以字行。1893年农历十月初三，出生于苏州一个寒素的家庭。其父郭鲁卿，以教书为业。母亲朱漱芳。六七岁时，由严父督教，苦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渐次进于《古文观止》及唐诗。后来在祟辨学堂、蒙养义塾读过一二年，与叶圣陶、顾颉刚等是此时的同学。由于家境困难，在苏州中等工业学校读了一年即辍学，那还是辛亥革命前体制不健全的学校。在工业学校期间，和同学创办嘤《鸣》杂志，写诗作文，纵论天下，表现了好学深思、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1914年到上海尚公小学任教，因为这所小学是商务印书馆的子弟学校，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接触大量图书资料的机会，便一头扎进了涵芬楼的书海，边读边记，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琼浆。涵芬楼中的书香熏染，对于依靠自学搏击成才的年轻郭绍虞，可说是开始步入正道，一生受益无穷，读书是其终生“癖好”。当时，虽然囊中羞涩，但闲暇时却常去逛旧书馆旧书摊，以书为师，有钱就买，没钱就站着看，如《国学粹报》等，爱不释手，几乎是每期必读，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了许多读书心得，为日后的教学及著述作了良好的铺垫。当时西洋语法之学刚传人中国不久，他立即接受新学问，为方便学生，自己根据汉语教学实际，编写了《小学生文法》作教树。1916年后，在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任编辑，边工作，边学习，用郭希汾原名，所撰《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详注》正式出版，开始了著述生涯。1917年，在启秀女中兼课，后又在东亚体育学校及爱国女中体育专修科任教，因中国尚无适合的教材，于是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的《中国体育史》，署名仍是郭希汾；而此后的著述，则署名郭绍虞。
　　1919年先生到了北京，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参加以北京大学师生为核心的新潮杜，为《新潮》杂志撰稿，并成为新潮社干部部的干事。新潮社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其时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响亮，有北大师长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又受《新青年》杂志影响，新潮社向旧思想、旧文化发起冲击，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郭先生是其中勇敢的一员。先生曾回忆了这段有意义的生活，认为不仅是政治，当时“蔡元培提倡美育，引起了我的兴趣”，可见先生所受“五四”精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学说新—思留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促进了后来的学术道路。1920年成为北京《晨报副刊》特约撰稿员，每天撰写一二干字的艺文杂谈或随笔钟论。同时，又到北大哲学系旁听，以使提高深造。此时陆续发表《劳动问题起源》、《马克思年表》、《送瞿秋白赴俄》等有影响的进路之作。同时又给《小说月报》写稿，如《谚语的研究》、《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均发表于1920年。1921年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社会改造服务的新文学。该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正式文学社团，其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1年2月，到山东济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师。7月，与张方行女士结婚。因其学术著作和在文学界的影响，经胡适和顾领刚先生推荐，同年8月，应福州协和大学之聘，任该校园文系教授兼生任，从此登上了大学讲坛，一直到骑鹤仙逝为止。当时先生是二十七岁的青年，应聘之时，协和大学校方不放心，特请福州英华书院院长专程北上，对先生进行面试。该院长以为胡适推荐的青年，科必新学颇通而旧学缺乏修养，因而其所交谈提问，多注重于国学根基方面。没有想到，年轻郭先生的一席谈，引古证今，学贯中西，令院长有胜读十年书之感。聘任之事就此基本拍板。1924年转调南开封中州大学任教授。1927年初经沈雁冰推荐，到湖北武昌中山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及文学院委员。8月，因其学术影响；又应燕京大学之聘，任国文系教授，后来又兼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停办为止。在此期间，和朱自清、顾颉刚、闻一多、钱穆等著名学者交往甚密，切磋学问，著述颇丰。燕京大学停办后，他不为日伪的关押威胁所动，拒绝到伪北大任教。1943年举家南迁，把家安顿在苏州，单身一人到上海，先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并在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兼任教授。1946年，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诚明文学院兼课。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支持并亲自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地下党领导下任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同济分会主任。当国民党特务企图逮捕进步师生时，先生及时通知他们安全转移，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因而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躲到朋友家中。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兼常委，兼文法学院院长。1952年同济文法学院并人复且大学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1951年加入民盟，1956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起连续担任第一至第五届上海人民代表。又担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书法篆刻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1984年6月2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九十一岁。终其一生，其学术著作硕果累累。中国古典文学及古代文论方面的主要作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卷三册，《陶集考》、《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上下册、《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编著《清诗话》、《清诗话续编》及《万首论诗绝句》(与钱仲联、王通常合著》。汉语语法修辞领域的主要研究著作有：《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学文示例》两册、《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等。另有《照隅室文集》四册(古典文学两册、语言一册、杂著一册)及专题论文数百篇。著作等身之誉，并非虚言。
    先生性格，平素外貌平和温良，儒雅长者，淡泊名利而气定神闲；但在关键时刻，却是狂狷其性，拍案而起，风骨铮然。他主要职业是教师。教书育人、培养青年，是其神圣的职责，因而对青年后学充满了父爱与希望。在旧社会中，青年上大学，谈何容易!因此；先生爱护学生，不会随意放弃一个可造之材。如1936年9月，燕大第二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杨明照先生(今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导)应考。杨先生曾回忆说，他当时的英文只考二十五分，离及格相当遥远。但国文试卷却春风得意，专业成绩优异。按照常规必然名落孙山，倘若如此，今天中国不仅是少了一位著名学者，而且现今众多的杨门弟子也难以出现。但郭先生偏是打破常规，从爱惜人才出发，他在燕大的招生会上大力称誉那份国文试卷，经过力争，杨先生终于如愿跨入了名牌教会大学研究院之门，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活。又如抗战中的燕大时期，有一姓黄的东北学生，全家被日寇杀害，子身逃亡北平，病卧旅店，肺炎发高烧，但却无钱求医，生命垂危。店老板问他在北平是否有亲戚朋友相助?他摇摇头，一阵沉默然后无奈地说，在燕大读书时，是郭绍虞教授的学生。老板打电话和先生联系，先生立即通知店老板：请赶快把该生送医院诊治，一切费用由其负责。放下电话，和夫人商量一下，马上赶到旅店。学生因抢救及时，病情好转，病愈出院后，先生又接到家中疗养，直到完全恢复健康。古话说，“一日为师，终生如父”，该生正是抱着这样的感激之情。在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该生的问候致安永不间断。还有另一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施吕东先生，因胡风及反右诸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郁愤成疾，患了癌疾，其妻子却远在四川的大山之中，施氏在沪，孤身一人，生活无人照料。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想起了郭老师，于是提笔给师长写了一封求助信。见信之后，早已年过八十的郭先生，立即多方奔走，为施昌东呼吁，他恳切地给有关方面写信，说明了施昌东的才华与困难，终于把施的爱人调来上海，给重病人予妥善的照顾。同时，郭先生又派人送钱送营养品，以解其燃眉之需。革命人道主义的火花，点燃了施昌东的生活热情，他在病榻之上，写出儿本美学著作，并创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以报答老师的再生之思，同时也为国家学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日常生活中，先生的思想情感极重“真”与“诚”，砥砺风骨名节，老而弥坚。据原燕大学生秦佩zzzz先生(后为河南大学教授)回忆，1937年北平沦陷，郭先生已无法平静地进行教学和著述，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深深地刺痛了爱国者的心，他曾在燕大课堂上，讲授《诗经·黍离》，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狂歌恸哭，满座泪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风云变幻，燕大停办。日伪方面关押先生，强迫他到伪北大任职，遭到先生的断然拒绝，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经历了严峻的历史考验。在抗战胜利前后及后来的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他提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狂狷人生，批判虚伪油滑，反对“曲学阿世”，撰写《从文人的性情思想论到狷性的文人》，痛斥汉奸文人之流，被郑振铎、唐zzzz等誉为是“一篇非常精采的论文”。在文章中，他提倡“真”与“诚”，要求“介而有守”。他提到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提到陶渊明“纡zzzz诚可学，违己讵非迷”，认为典范俱在，因此断言：“平时无所谓操守，遇变时就无所谓气节。”其铮然风骨，气贯日月，在文章中充分体现。
    在我国学术界，文学和语言的研究比翼双飞的，郭先生是少数的几个之一。其学术成就，首先表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卷三册，是我国第一部较有理论系统而富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通史专著。问世至今，半个世纪，经历考验，仍然是高校的重要教材。在郭著之前的1927年，出版了陈中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但刚刚起步，全书仅七万余字，甚为简略。受其启发，郭先生在此领域继续开拓，并以其皇皇巨著，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从1927年起编撰，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胡适审定列为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用书。下卷两册因抗战的原因，迟至1947年出版。其《自序》谈到著书动机，说是原想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因工作巨大，知难而迟。于是取《文心雕龙·序志》所云“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缩小范围，先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说：“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详细地照隅隙”，是郭先生治学的一贯态度。后来，他自订文集即以“照隅室”为名。为了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手，以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他在广泛阅读古代文学典籍的同时，还钻研了哲学、历史、语言、美术、音乐诸多学科的著作，下“笨”功夫搜集第一手资料。朱自清先生曾看到他搜集的诗话目录，惊叹道：“那丰富恐伯还很少有人能赶得上”，“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诗文评的发展》)在翔实可靠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先生去伪存真，不囿成见，让事实来说话，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和评价古人的真面目。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确颇费经营zzzz划功夫，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在编写方法和体例上，既照顾到历史的纵向发展，又注意到流派与问题的横向发展，纵横交错，不拘成见，大纲纫目，罗罗清疏，穷究其源，立论谨严，富于创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如评述明末公安派的文学思想，既联系其“前驱”和“羽翼”，又联系当时的思想界、戏曲小说家及其他诗人的影响。这样，既理清了公安派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又指出了它产生和形成同当时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政治文化思潮的密切联系，并能高屋建瓴地从规律上加以总结。正因如此，郭著一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卷云：“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花了七八年功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可还称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因此，无论是从文学批评史学科史料学的建设，还是从文学观念、范畴的分析梳理，以及理论体系的创立，先生无不呕心沥血，竭其贡献。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奠定，郭先生的开创之功不可没。郭先生常告诫后学：做学问，建事业，好比造塔，基础不宽不牢，塔顶就造不上去。不求基础之广博深固，盲目追求高峰，势必造成塔倒人毁的恶果。为了把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深入下去，继《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后，他又烦全力于这门学科的“基本建设”，重新开始了庞大而繁重的史料理集整理工作，并对一些重要专题深入研究，先后完成了《宋诗话考》、《诗品集解》、《沧浪诗话校释》等著作，其经典性的研究和论断，为国内外学界同仁所注目。其中，尤以《沧浪诗话校释》和《宋诗话考》最为突出。
　　在《沧浪诗话校释》中，郭先生创设了一种新的校释方法，把校、注与释三者合而为一。其校、注之精当，因其传统实证功夫之深厚，信与达自不待言，为其评释部分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故其“释”文，匠心独运，合释义与阐理为一，使人对严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渊源与宗旨体系，有一明确的认识。其所评释，既有具体入微的事实分析，又有精深系统的理论阐述，从认识上给人以知识启悟，从方法上又金针度人，从而激起人们以更大的兴趣去叩击学术殿堂。
  《宋诗话考》是先生又一力作。该书把宋代诗话无论是存是佚，几乎网罗无遗，加以整理，并从版本源流、论诗宗旨、人物时代及其掌故典实，到各种诗话理论特色及其功过是非，一一提要勾露，简明概括。该书成为了解宋代诗话发展概貌、研究宋代文学批评史及宋文学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参考书。该书虽出版于1979年“文革”之后，但其工作早在30年代的燕大开始。其《宋诗话考序》云：“余纂《宋诗话辑佚》，早有作《宋诗话考》之意，故于所辑各书未加提要，嗣在《燕京学报》《文学年报》等杂志分别发表有关宋诗话之论文若干篇，对《宋诗话考》之规模，固已大体初具矣。”积四十余年之功而成十余万字之著，其治学之努力与谨严可知。其著作之学术经典性确实不虚。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明此理，郭先生于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又努力在汉语语法修辞领域耕耘。年轻时编撰的《小学生文法》之外，解放前，曾出版了两本语言论集：《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这是他在“五四”前后到建国前几十年从事语文教育的研究心得。在此期间，新文学作家曾努力探索文学语言发展的新途径。但因刚刚起步，问题尚多。例如，当时西洋语法刚传人我国，坚守“国粹”者想拒之门外；学习模仿者则食洋不化，融而未明；搞文学的不注意语言研究，搞教学的则忽略了创作的需要，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有脱节的倾向。先生从当时的语文教学及研究实际出发，广泛搜集丰富的语言资料，坚持结合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并大胆吸收西洋语法理论的合理因素，企图从解决一个个具体语言问题人手，重点研究语言艺术，以便沟通文学与语言研究之间的联系。他在《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中说，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与文学之关系，应着眼两点：“其一，是语言或文字所专有的特性；其二，是语言与文字所共有的特性。由前者言，造成了语体的文学与文言的文学，造成了文字型的文学与语言型的文学。从后者言，又造成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保守性与音乐性。”由此可见，先生紧紧抓住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关键，来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及《骈文文法初探》等，正是这一指导理论的具体结晶，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1979年，先生又出版了《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为我国的语言学界，又增添一部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向学界同仁提出了“理论性的建议”，强调汉语语法研究必须打破洋框框，结合汉语特征及语言运用实际，做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相结合。强调语法、修辞、逻辑相结合，是该书的主要理论特色。其《后记》云：“我写这部书的主要意义，当然重在说明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论点。环绕这个论点，于是从汉语特征讲起，谈到汉语语法的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说明汉语语法决不能受洋框框格局的影响和束缚，否则不会适于应用。同时又指出了汉语的音乐性和顺序性，从而更强调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和逻辑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意义。”当然，由于该书旨在汉语语法理论方面建立新体系，作为一家之言，引起学界争论，以便明辨学术是非，这健康的争鸣本身，不也是对科学文化进步的一种有力推动吗?
    郭绍虞教授通过自学成才，在学海扬帆七十个春秋，不仅以其学术成就驰名中外，而且为后学树立了在科学征途上艰苦奋斗的楷模。先生已归道山，作为子弟，缅怀懿德，无时或忘，薪尽火传，先生精神永存人间。

(郭泽弘    蒋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