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间文艺研究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奠基者。1893年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临顿路悬桥巷顾家花园。顾氏是苏州望族，先祖原是唯亭镇的耕读人家，明代万历年间始迁苏州。祖父是一位秀才，以幕僚为业。喜欢研求许氏《说文》，工篆隶兼擅铁笔，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及《古慕轩印蜕》八册。而嗣祖母则是一位极能干而有决断的女子。她盼望顾颉刚能够像顾氏的前人一样，由读书求科名，因此对他的学业要求极严，同时又极注意他的品行，不许他买零食、喝酒、讲究穿着；每晚临睡前，总要他检查一天的行为，如果做错了事，便叫他写在纸条上贴到床帐顶，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他读几遍，以示悔过。这些使顾颉刚一生在生活上甘于淡泊，在工作上有强烈的责任心。顾颉刚把祖母看作自己的思师和慈母，他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顾颉刚的父亲柏年喜欢研索经史，旁及词章，素负才名，被征召学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大学前身)，然而因家境乏绝而辍学。因此当顾颉刚中学毕业，就叫他应试北京大学，并对他说：“我因于家务而读书半途而废，现在你可以不要有这样的顾虑了。我的志向将由你来完成了。”所以顾颉则能够大学毕业，对父亲是非常感激的。
    顾颉刚两岁时，祖父就叫他识字。以后母亲教他读《三字经》、《干字文》，叔父教他读《诗品》、《天文歌诀》、《地球韵言》、《读史论略》等。到了六岁时，开始就读于悬桥巷张氏私塾，读《大学》。八岁读完了《四书》，并开始读《五经》、《左传》。他曾根据《四书》中的历史系统，结合祖父所讲开天辟地的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而这时候仅仅只有八岁。
    1906年，苏州在十梓街夏侯桥开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8年，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
    1910年，由于受到叶圣陶的同化，想致力于文学，于是受白居易《放言》诗的启发，与叶圣陶、王伯zzzz、吴宾若等一起成立“放社”，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政治见解。
    1913年，顾颉刚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因为这次只有工科和预科招生。
    1916年，顾领刚赴沪参加北京大学本科的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五名。按说预科末毕业照章不该考本科，因当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历者，故报名时改用颉刚名，学历改填自修，以后在北大同学录里他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其实对于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来说，倒是恰如其分。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
    20年代，顾颉刚高揭疑古思想的旗帜，提出了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在考订古代史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此后他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兰州、复且、社会教育学院等十几所大学的教授、研究所主任及中央研究院院土。
    1954年，顾颉刚任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遵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他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为整理出版这两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著作出了重要贡献。
    顾颉刚于1980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逝世。遗体遵其遗嘱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研究之用。
    顾颉刚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有《古史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建国后，顾颉刚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
    顾颉刚出生之际，清末国势岌岌可危，传统封建文化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在长期受到经学熏陶的家庭中成长，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震撼。他进入北京大学之时，正值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陈独秀宣扬新思想。因此当他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启发了疑古的动机，走上了辨伪的道路。
    顾颉刚大胆质疑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的古史体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精神及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激荡，以及传说故事演变的暗示，他意识到眼前所见的东西部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己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的。他终于有了一种崭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古史材料，把三皇五帝由几千年来信仰的对象释为研究的对象，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其神话地位，并提出了震撼史坛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随即掀起了一场古史大辩论，在辩论中他又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观念。这不但在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并且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各方面也产生强烈反响。几年后他将这次古史论辨的有关篇章集结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且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自传性的序言，从时势、个性、境遇三方面畅言了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从1926年朴社出版《古史辨》第一册，畅销不衰，到1937年，共印了十九版。从而形成了“古史辨学派”，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扑朔迷离中解放出来，力倡对古文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层累说”从根本上推翻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大的社会意义，引起人们思想的变革。而顾颉刚前半生的古史研究工作，重点正是大刀阔斧地破除古史旧系统，分析许多种神话、传说流变的过程，来证实“层累说”的合理性。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文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顾额刚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成就也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认可。东欧汉学界中，古史辨学派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了《古史辨》中许多论文资料。根据美国学者施西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附注释，西方研究顾颉刚的不下于四十余家，论述超过一百余种，主要论著达七十余种。这中间影响最大并在学术情谊上最动人的是日本平冈武夫教授。1930年他翻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不小的“旋风”。到了70年代，平冈以七十高龄来华专程看望，一见面即扶抱着顾颉刚，热泪盈眶地连呼“老师!老师！”表达了诚挚的感情。顾颉刚逝世后，平冈武夫又发表《顾颉刚先生悼念》长文，表达了生死不渝的学术情谊。
　　如今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显学，研究范围也从沿革地理扩大到经济地理，出现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人口地理等多个分支，，但是顾颉刚却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正是由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开始的。
　　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地理方面的知识最为需要而又极为缺乏。于是1934年，顾颉刚邀谭其骧共同发起组织一个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学会，学会以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描述全国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贡》作为名称；同时创办《禹贡》半月利，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因为那时，他们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所以就以三校学生作为基本成员，并以学生的习作为主要稿源。顾领刚认为这是通过推进学术的发展来培养人才最有效的方式。
    在编辑《禹贡》半月刊时，顾颉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常常采仍的方法是将题目布置给学生，让他们写成文章，然后加以修改和补充后在《禹贡》上发表。这既是对青年学生莫大的鼓舞，也成为们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步。
    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这时会员已有四百多人，其席包括不少学术界有成就的学者。《禹贡》半月刊因“七七“事变发生而停刊，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发表文章七百余篇，内容涉及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民族与宗教、地方志、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学家事迹等方面。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成就了整整一代的历史地理学人才，被誉为“禹贡学派”。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民歌、传说、神话、民间风俗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均有杰出的成绩。
　　“五四”前夕，顾颉刚受到当时新思潮及北大一些文科教授的影响，对民间歌谣发生浓厚兴趣。1917年着手搜集、整理苏州民歌。1920年，加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参加过《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作为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对其中民歌部分，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力图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及其社会意义。30年代中期，顾颉刚校点了一部已经湮没三百多年的明代民歌集《山歌》(又名《童痴二弄》，冯梦龙编)，丰富了中国民问文学史的文献。在传说、故事研究方面，顾领刚因为在北大预科时休学半年，每日看戏，戏园子成了他的正式课堂，他看戏不仅仅是为欣赏，出于擅长思考问题的习性，从中看出许多问题。认识到故事是会变迁的，于是就着手搜集有关我国著名传说孟姜女故事的材料，继续做了“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孟姜女传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几次转变，初步探讨了这一传说所以呈现纷繁形态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先后著有《孟姜女故事的演变》(1924)、《孟姜女故事研究》(1927)等论文，后编辑《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 》。这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到不少人的热情支持，或帮助搜集有关的歌谣、唱本、宝卷、碑版等资料，或通信讨论故事内容，一时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他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最先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民间传和故事的研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神话方面，顾颉刚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发端于他对封建学队史体系的辨伪工作，并成为他这方面学术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夏、商、周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传说材料，即神话。神话所以混入历史，是封建史学家将其历史化的缘故。提出要用史实的眼光去看史实，用传说的眼光去看传说，因此要将历史与神话区别开来，恢复神话的本来面目。神话虽然看来荒诞不经，但它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顾颉刚在20年代至建国以后，曾辨析过大禹神话、三皇神话、《山海经》神话、《楚辞》神话等。主要论文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及第七册。此外还有《〈庄子〉和〈楚辞〉和昆仑和蓬莱神话系统的融合》、《〈禹贡〉中的昆仑》等。
    顾颉刚还热心研究民间艺术和民间风俗。他探讨过滦州(今开滦)皮影戏的历史和现状。“五卅”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提倡写鼓词、印行通俗读物，为民族斗争服务。在民俗方面他曾实地调查过北京的东岳庙、妙峰山进香活动、泉州的土地庙及苏州地区的婚丧风俗等，并撰写有调查报告多篇。
     顾颉刚对民俗学的偏爱，不仅是由于个人的经历，他是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并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1927年至1929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与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等人发起成立民俗学会，共同编辑《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会丛书，主办民俗学传习班，将民间文艺学活动扩展到我国南方。30年代，他在北京继续参加恢复后的歌谣研究会活动，同时创办歌谣学会。40年代，他继续致力于民俗学活动，并到西北地区进行民族和民俗考察。在此期间，由他先后主编或在他的支持下编辑的报刊专栏及刊物有《民俗》(北平《民声报》)、《谣俗》(北平《晨报》)、《民风》(南京《中央日报》)、《风物志》等。因而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顾颉刚对民众文化的研究，显示了新文化运动所包含的大众文化的主题，并且“一开始就体现了以通俗形式传播新的教育性内容的意图”。
    顾颉刚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度过的。他对于故乡悠久的历史，独具特色的民俗和民间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并且为保护吴中文物古迹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顾颉刚娴于苏州的历史掌故，这和他幼年受到祖父的熏陶分不开的。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遇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所以他一生对苏州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乡邦文献一直关注和认真搜集。
　　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就多方收集苏州民间歌谣两百多首。1920年，郭绍虞在《晨报》上介绍发表了他收集的歌谣，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歌谣还是创举，而他记录歌谣又很科学，除了忠实记录，还对方言注音、解释，说明这歌谣是如何配合游戏或仪式的动作的。这样他便以“研究歌谣的专家”而出了名。后来他选出了一百首，编成《吴歌甲集》，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丰富的吴歌作品，还收入了他本人和其他学者从语言、文学、社会、历史、风俗、心理等多方面对这些作品进行探讨的文章，先在《歌谣周刊》上发表，后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开掘了吴歌研究的先河。同时他又收集苏州玄妙观里的唱本，以资研究；又著有《吴歌小史》、《苏州近代乐歌》等论文，论述了吴语民歌的演变历史和艺术特色。
　　苏州zzzz直保圣寺唐塑的发现与保护，是顾颉刚对于故乡苏州文物古迹的最大贡献。     1922年夏，顾颉刚陪同陈万里去吴县zzzz直游览保圣寺，发现相传为唐代杨惠之所塑的罗汉像，已处于危境，即请陈摄影。1923年6月，他写了《记杨惠之塑罗汉像——为一千年前的美术品呼救》，发表在《努力周刊》，公开向社会呼救。当对即得到蔡元培、胡适、高梦旦、任鸿zzzz及地方人士的响应，但未筹到巨款，只是把五尊较为完整的像拆下，安置在寺旁的陆龟蒙祠内。这年12月，他又作《杨惠之的塑像》(一)(二)，将搜集到的塑像的史料和照片送到《小说月报》发表。到了1926年6月，他又作《杨惠之塑像续记》，发表在《现代评论》。这些文章指出了塑像在美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1926年春，日本美术史专家大村西崖即来考察，回国后写成《塑壁残影》一书。1928年当叶恭绰见到《塑壁残影》后，惊其精妙，遂邀陈彬zzzz于9月9日园游zzzz直，始知保圣寺大殿在数月前倾圯。返沪后，就函请蔡元培保存唐塑。蔡元培答应由大学院助款一万元，又另外筹款万元，建筑保圣寺古物馆，聘请专家修缮塑壁，移像其中。这期间顾颉刚曾担任“保存zzzz直唐塑委员会”委员。正是因为他的发现和努力，最终使这一艺术瑰宝得以保存下来。
    1928年，顾领刚与刘万章合撰《苏粤的婚丧》，作为《民俗学会小丛书》出版；又为周振鹤《苏州风俗》一书作序，揭开了苏州民俗学研究新的一页。
　　早在30年代，顾颉刚曾担任过苏州图书馆的顾问；在苏州中学作过《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的演说，希望学校里喜欢研究历史者注重研究近代史和苏州史．提出“历史是打倒迷信的最好工具，也是革命的必要手腕”。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回到苏州，便又投身于苏州的教育文化事业。他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先后讲授图书博物馆系“中国目录学”课、社会事业系“中国古代社会史”课，以及讲授“民众读物”、“考古学”、“中国社会史”课，“上古史料研究”课；在“民众读物”课上他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并加批改。并在新闻系演讲《苏州的文化》。与此同时，他在社会教育学院与院长陈礼汇及古zzzz、董渭川、马荫良等组织“民众读物社”，任理事长，集合全院师生之力作社会教育的试验，并创办《民众周刊》。顾颉刚曾在当时给杨向奎的信中说，通俗读物“此一事业在我一切事业中独为伟大。抗战数年，虽此事不能开展，终未尝一日去怀”。此后，他又担任过苏州文庙整理委员会会事。
    新中国建立后，顾颉刚应苏州市长之聘，任苏州市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1952年，他又任苏州市政建设委员会文化建设组委员，江苏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等。他以“苏州是全国第一古城”，提出了保护苏州城的建议；曾撰写《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为苏州古城的保护和建设，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把计划书中力主不拆城被会议一致通过作为自己对于苏州古迹的一大贡献。顾颉刚又准备撰写《苏州小史》，拟好了纲目，并收集资料；同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讲苏州历史，在苏州工专建筑科讲《中国古代的城市》，在苏南文管会讲苏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到政协开会讨论苏州园林的整理。他还与友人到苏州西郊和合山寻访姑苏台址，到干将泾访欧冶庙，与友人通信讨论吴中古迹。这些工作与活动，最终因为不久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苏去京而停止了，但是他对于故乡苏州的热爱之情却直到生命的最后。
    1959年，顾颉刚将所藏八百余件文物慨然捐赠给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61年和1980年，他与叶圣陶、王伯祥、俞平伯等联名向有关部门建议保护章钰墓茔，修复俞樾故居曲园。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史志笔记》，辑自顾颉刚自20年代至70年代所作的笔记，内容涉及苏州的历史、经济、城坊、山川、古迹、园林、姓氏、方言、风俗、神祠，以及人物著作、地方文献、文物考古、故事传说、戏曲歌谣等各个方面，史料极其丰富，是研究苏州地方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王宗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