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焘教授，字曙先，是一位学术精探、广有建树、师道表率、桃李成林、世所祟仰的一代名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1898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衡县的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1916年，先生在衢县中学尚未毕业就到上海考入保送留美预备学校，半年后转人沪宾英文专门学校。1918年8月考上公费赴日留学，1919年4月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习英语及语言学，1921年参加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4年3月毕业后旋即回国，在浙江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教书。1924年8月，经陈望道推荐至上海大学任教授，并应郭沫若邀请在上海学艺大学兼课。1926年，应夏丐尊聘请担任上海立达学园教员兼任中文专修科主任。1927年8月，任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兼编辑。1929年，先生去法国里昂大学专攻语言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他辍学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任安徽大学教授。1933年8月，回沪担任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并与夏衍合作为开明书店编辑英汉辞典。1935年8月起，任上海暨南大学专任教授，直至1947年7月。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7年8月至12月，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教授。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建国后，方先生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语法理论研究室主任，并先后兼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并且是江苏省人民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6年3月1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64年7月27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方光焘教授是我国全面系统地、严肃认真地评介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DE SAUSSURE)语言学说的第一人。他在科学地给予索氏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索氏及后人的片面、极端和形而上学等偏颇之处，赋以全面而辩证的内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他回顾说：“1928年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刊行。读了以后，对语言体系又有很大的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因此，他于1929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潜心研究索氏学说，始终坚持理论高度，着重理解索氏学说的真谛，密切结合汉语实际，在理论语言学和语法理论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因此，我们深感阐述方光亮的语言学术思想时，应该与索氏学说联系起来。
　　关于语言体系问题。这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核心部分。索氏多次强调：“我的语言的定义有一个前提，即排除语言机体或语言体系之外的一切东西。”“语言是一种有它自己安排的体系。”“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些记号和它们的关系。”
　　方先生的看法是：(1)在索绪尔之前，历来研究语言“都不外是史的考察”，“可是一到了索绪尔，我们却又进人了一个新的广大的处女地。那就是语言的静态的世界，是体系构成情况的认识”。他肯定“真理在于语言是一个体系，……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片面强调历史演变的影响很深，索绪尔的功绩正在于扭转局面，转到新的方面。”(2)索绪尔坚持排除语言之外的一切东西。这一原则后来成为非常出名的警句：“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先生认为：“这个命题造成很大的误解，其实索绪尔的本意在于为了研究语言，只能研究和语言有关的。他这样提出问题，有点危言耸听，目的是要引起注意，要注意语言体系，不要把非语言的东西带到语言研究中来。”(3)关于语言表达的意义和“非语言的东西”如何分界，先生赞成美国学派弗里斯(C·C·FRIES)的三分法，即把一般所说的“意义”分作词汇的、结构的、社会文化的三种。弗里斯认为前两种意义是语言的意义，后一种则是非语言的意义，属于社会文化意义。先生素来主张应当把“表现者”与“被表现者”区别开来，“研究语言的表现手段”，“以表现意识内容的手段为研究对象”，“内容和形式始终结合在一起，不可缺一，但始终是两面”。
　　“我们不能认为关系与实质无关，只能讲关系体现于实质。纯关系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只能说关系是重要的，却不能把它看做是唯一的。先生强调：“绝对原则是存在决定一切。实质就是存在。”
　　关于语言记号性问题。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记号性是所有论述的起始点。这是“第一个原则：记号的任意性质。能记(SIGNIFIANT)和所记(SIGNIFIE)之间的结合是任意的。”先生的看法是：(1)“能记是用来记载他物的。……所记是被记载的内容。…。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存在着任意性(随意性)。”(2)‘任意，并非指说话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能记，说话人在这上面是无能为力的。任意性，即指能记、所记之间的不可解释性或约定性。”（3）“语言记号的本质是任意性。”“这个原则极为重要，其他许多点实际上都由此推导出来。”(4)“索绪尔从第一原理——语言记号的任意性引申出来，说语言有历史演变的传承性。……正是这样的历史因素，形成语言记号的不变性。。“从不变性这一面，索绪尔又讲到语言记号的可变性的一面。……因为是任意的，也蕴涵着可变的因素。”(5)“索绪尔也看到只讲任意性还有说不通的地方，如派生词就是可解释的。……一种语言的变化是由历史产生的。既然这些现象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那么记号的特性便不能说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索绪尔未能看清语言记号具有多方面的特征，简单地把语言记号的一切归结为任意性，也就必然是错的。”语言记号的任意性既是客观地与生俱来的事实，但它又不可能涵盖语言记号的一切。
　　关于共时与历时问题。索绪尔把语言学分成共时、历时的两种：共时按一定的时段、相对稳定的状态看体系；历时以时间的因素看演变。先生认为前者是“体系的事实”，后者是“要素交替的事实”。“共时态指在一个平面里同时存在的互相关系的状态。这是‘面’的角度。历时态指在时间演变中两个要素间有一定联系的状态。这是‘层’的角度。”“事实上语言永远不会有静止的时候，现在为了研究共时的语言体系的面貌，才舍去动的，把它静止下来。”“这个区分很有必要，因为语言只有成为体系时，才能交际。”索绪尔已经走近正确的一面。“他希望构造一个概括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的系统”，但是，“他只是反复重申这一工作的困难”，而未能实现，未能坚持把共时、历时放在这相关的位置上。先生评论说：“语言体系是从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语言的现状是不断的历史演进的结果。”“没有历时的发展结果，也就没有共时体系。至此，索绪尔和我们是一致的。再下一步，索绪尔把历时，共时对立起来，甚至说历时妨碍共时的研究，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免“从几个着眼点同时来研究言语活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语言学的对象就像是一堆混淆不清的、庞杂而毫无关联的东西”，所以他决心排除以往语言研究的弊端，确定“无论怎样首先要在语言的土地上站稳脚根，而且把语言作为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显现的规范。”方先生指出这一区分“目的是认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为了确定语言学的对象这一要求而提出的”。他说：“索绪尔要从混质的言语活动中认清语言，这是正确的，必要的。”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方先生赞同索绪尔的界定，即“辨清主要和从属、本质和偶然。在言语活动中，言语甚至是暂时的，不能作为研究对象，剩下来唯一的对象就是作为社会的、本质的、主要的语言”。同时，针对索绪尔论述中的矛盾，先生指出：回顾语言学史，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比较语言学原来把语言看做自然物；至青年语法学派已改变观点，语言成了心理的归宿。到了索绪尔，对此再来一个反动，把语言看成心理的，又看到社会的另一面。先生说：“这里要看到索绪尔的局限性，他前进了—步，但并没有达到真理。”“他要从言语活动里找出语言这个一般的东西来，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语言一般成了社会心理的，言语个别成了个人生理、物理的，一般与个别截然割裂则是错误的。”
　　方光焘教授是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先生通晓英语、法语，并娴熟日语。
　　1924年留日回国后，他一直讲授英语、日语和语言学。特别是1929年他到法国留学后，专攻理论语言学和语法理论，对索绪尔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尤感兴趣。1931年回国后，他主要讲授语言学课程，着力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用于分析汉语。在1938至1942年由陈望道发起的文法革新论争中，方先生始终是一员主将。他先后发表矿《体系与方法》、《再谈体系与方法》、《问题的简单化与复杂化》、膜家交替与文法体系》、《一点声明》和《建设与破坏》等论文六篇。在这些重要论文中，他一反以往“在马氏体系之中盘旋穿插，不敢超越范围的”风习。方先生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认为：“体系能否成立，以及经得起事实的验证与否，全看所用的方法如何而定。”方先强调在语言研究中区分共时与历时的重要性，认为：“文法体系只是以共同意识做基础的。许多语言现象，虽然有待于历史的说明，不过建立现代的文法体系却不能不和‘历史’划开，因为现代的文法体系，应该是记述的(DESCRIPTIVE)，而不是史的（HISTORICAL）。”方先生强调语言的体系性，认为：“所谓体系，好路象棋的一个既成的局面；体系中的各要素的互相关系，正和局面中的各子的互相关系一样。”“一子的走动，影响所及，往往足以构思另一局面。”“历时语言学所讨论的是要素交替的事实，而共时语容学所研究的，却是体系的事实。”方先生强调研究语法不能完全根据意义，提出了“广义形态”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分布理论。但在时间上则比Z．S．HARRIS比要早十多年。他认为：“词与词的相互烫系r词与词的结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末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种广义的形态了。”“文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见含义。”“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广义形态学说使我国学者第一次从语言类型学上认清了汉语语法的特性。总之，先生是最早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介绍到我国并初步运用于分析汉语实际的学者之一。他在文法革新讨论中发表了许多富有卓识的见解，这在中国汉语语法学史上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方光焘教授一生致力于语言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探讨和革新，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建国后语言学界重大问题的讨论。比如，在词类问题讨论中，先生于1956年作了《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学术报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他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认为“意义部与形态部相结合的结构、构造叫形态”，并认为这种广义的形态应该是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至今关于词类的问题的讨论，大致仍在方先生的理论框架内展开，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方光煮教授还是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发起者与组织者。1959年，他在《南京大学论坛》上，针对高名凯先生的“言语有阶级性”的论断，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与施文涛合写)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语言与言语的争论。在那个鼓吹“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年代，作出“言语没有阶级性”的论断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历时四年多的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语言与言语问题答客问》、《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等重要论文。方先生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有助于认清语言学所研究的真正对象——语言；有助于理解语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有助于理解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和语言存在的客观性；有助于理解作为表达形式的言语和被表达的思想意识内容间的关系；有助于认清风格学的研究对象和风格学是不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在解决逻辑和语法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也必须估计到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别。在心理学、生理学范围内，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也是正确理解巴甫洛夫关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的必要条件。总之，区分语言和言语并明确规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语言科学的现代化，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重要性将会日益地被显现出来。
　　方光焘教授十分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语言研究中所作的新的尝试，先生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他在《谈方法论、方法问题》专论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在语言观、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吸收、改造一些结构分析方法，化人之长，为我所用。”当朱德熙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说“的”》等论文后，先生立即组织南京大学师生讨论，并鼓励撰文对朱文发表意见。他亲自作了《论语言记号的同一性——评朱德熙先生的〈说“的”〉 》学术报告。他说：“在这篇论文里，朱先生深入地系统地运用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这是值得我们语法学界重视的一个新尝试。”“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朱先生的结论，而是朱先生所介绍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新方法。”先生还就语言记号的同一性、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区分、语法功能问题、“语音形式和意义的同一”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朱先生《说“的”》一文提出了修订意见。
　　1962年，方光亮教授根据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从方法论的高度，写出了《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论文，他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全面系统地、有针对性地论证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八次原则，即透过文字分析语言，以结合关系为研究对象，重视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着眼于语法体系，注意语法的规范和发展，一般的共性和民族语言特点相结合，注意一般、特殊、个别各类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发扬传统、吸收行之有效的方法等。这是他对语法科学特别是汉语语法学作出的重大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
    为了加强语法理论的研究，方光焘教授亲自组织并领导了南京大学语法理论研究室。在乔姆斯基(N·CHOMSKY)的《句法结构》(1957)发表之后，他对转换语法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我们接受这种转换理论。而且要研究怎样用于汉语。”比较起来，他对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的语言理论兴趣似乎更浓。方先生曾组织翻译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他还专门作了《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他系统地就方法与观点、方法与方法论、方法与对象、方法与方法学的统一、语言哲学与一般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说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同意皮萨尼(V·PISANI)的批评：“语符学并不能将全部语言科学包罗无遗。语符学可能是理解所谓‘语言’这种现象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人类的这种行为是怎样完成的，为什么语言会发生变化，语言和人类其他活动有什么关系等等。”方先生又指出：“这样的批评可能也适用于乔姆斯基。可是我们应该注意下列三点：(1)18世纪的普遍语法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的，而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却想从语言本身出发来建立抽象的模式。(2)结构语言学诚然不能把语言科学包罗无遗，可是作为认识‘语言’的手段，它似乎也应该有它的存在权利。(3)皮萨尼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让宏观语言学来解答的。”这些切中要害的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方光焘教授的学说活动也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学风。这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光煮语言学论文选》一书中得到充分显现。比如，汉语语法的下位区分，词类划分中的形态，跨类；具体词类方面的名词独立(无系词)做谓语，形容词内部的分类，副词的性质，代词的性质和范围；句子分析方面的层次划分，主宾语，被动句与性状句，主谓短语作谓语，倒装，无主句，位置、时间词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研究成果，无一不是从语言实际出发，比较分析各种处理上的利弊，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思路。
    方光焘教授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他于1921年在日本参加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同为早期创造社的成员，是“最初参加的同人”。他在《创造》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和论文多篇。被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有《疟疾》和《曼蓝之死》。该书的编者说：“他的作品不多，大约他好研究学问，早把创作生活牺牲了。可是，只说《创造季刊》和《周报》上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已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写实的人道主义的作家。”方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列主义就有了初步认识，“但因受‘阶级定命论’的影响，认为自己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不足担任这种‘使命’”，而自己又不愿表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他放弃了本来可以很有作为的文学创作，而改做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讲授过文学概论、现代散文、现代文学名著选、鲁迅研究、世界文学史和文艺学等课程，曾发表过论文和翻译四十余篇，并著有《文学入门》(与章克标合著)。他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文艺理论家之一。先生治学严谨，常言，如果你没有看过莎土比亚全集，没有对他的作品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那你就没有资格讲莎土比亚的作品，哪怕是其中的一篇。由于方先生熟悉唯物辩证法，加之教学态度认真，讲课生动活泼，善于分析问题，善于联系实际，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富有逻辑性，因此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方先生对人热情真诚，对后辈要求严格，循循善诱，乐于助人，因此深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卞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