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凡，原名钟凡，字觉元，别号zz玄，居室题名为“清(或作晴)晖山馆”。1888年9月30日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上冈镇七里庵乡(今属建湖县)，父亲陈玉冠是塾师，叔父陈玉澍是举人(曾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务长)，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家学的传统，熟读四书五经。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以十六岁之年到镇江承志学校读书，次年转淮安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之前身)，周末常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等讲佛学，从此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便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先拜刘师培为师，专攻经史。刘氏四世传经(师培之祖上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三世皆为著名经学家，至师培是四世)，海内推为巨zz，他从之受业，得其精义。1917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去谒见从此接受新思潮的熏陶，参加进步社团“北大哲学会”，思想活跃。同年夏，他在北大毕业，校长蔡元培决定，聘他留校担任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秋季开学后，他听了禁校长主讲的《西洋哲学的趋势》，拓宽了思路。1918年2月至1919年7月，他调任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加入蔡校长发起的“进德会”，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教员。由于他积极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因此被“女高师”解聘。后由新任校长毛邦伟引进，重返“女高师”担任国文部主任。
    1921年8月，陈中凡先生离京南下，受聘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国文系首届系主任和教授，主编《国学丛刊》，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924年7月，应西北大学之邀，与鲁迅等十多位学者同到西安讲学。这年12月，应广东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文科学长兼教授，为期一年。1925年11月至次年7月，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1926年秋，任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次年升任文学院院长，约请俞振飞开设昆曲课；又请左派学者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主讲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他由此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学说，摆脱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1930年6月，他作为“中华学艺社学术视察团”的成员，赴日本考察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社会等情况，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发表《日本教育视察记》、《日本近代文艺思潮》、《日光山游记》诸文。这年夏秋，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934年8月，离沪赴穗，任中山大学教授。1935年7月回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中凡先生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成都，任国文系主任，并在四Jr[大学师范学院、朝阳法学院兼课。1942年1月，与马哲民、沈志远等在成都创办《大学月刊》，以宣传民主、科学及抗日救国思想为宗旨，发表了《民主与文化》和《民主的教育与教育的民主》等论文。抗战胜利后，随校返回南京。
　　解放后，陈中凡先生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理科合并，南大移至原金大校址，他调任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宋元明清文学史的课程。从1956年开始，他开始招收研究生，致力于高级人才的培养。1982年7月22日，他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五岁(虚龄)。
    陈中凡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教育家和文史哲专家，是一位具有现代社会科学通识的教授。他治学植基深厚，富有国学素养，举凡哲学、文学、历史学，乃至书目学、古文字学、教育学、艺术史等，都有引入举目的研究成果。
    陈先生治学勤奋，著述甚多。早在1923年，他就出版了《古书校读法》、《诸子书目》和《经学通论》三部专著，列为《东南大学丛书》。其中《古书校读法》全面介绍了古书的体裁、类别，读古书的旨趣和方法，后附国学书目。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1月初版后，三年内连印四次，作为青年学生国学入门读物，风行一时。
    1925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诸子通谊》，书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先秦诸子的流别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北京大学时，就是专攻诸子哲学的，1918年，他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老子学说略》和《庄子学说略》等单篇论文，接着在《国故月刊》上又连载论说墨子等其它各篇，到东南大学后写成《诸子通谊》全书，一年内重版了三次，博得了读者的好评。更有影响的，是1927年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重版了六次，蜚声宇内。1927年2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中国韵文通论》，此书共九章，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诗、汉魏古诗探源，论及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剧曲，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上海书店1989年编《民国丛书》收入第一编重印)。1931年，他又写出《汉魏六朝文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和《百科小丛书》内印行。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两宋思想述评》，全书共十六章，研讨了北宋周敦颐、张载、程zz、程颐等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并探究了南宋朱熹、陆九渊和叶适等三个学派的不同学说。此书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公认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名著。直到六十年以后的1996年，北京东方出版社编辑《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仍充分肯定此书的学术价值而收入重印。
    陈中凡先生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曾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鼓励下研究中国教育史，所作《读什么书》说：“从前蔡孑民先生主国史编纂处时，曾编过通史，并叫我编教育史。”在蔡校长安排下，他发表了《文科进行的方针》、《学术思潮与教育主义之改进》、《一年来教授训练的经过和将来的希望》等三篇演说，建议大学采用分科制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在成都时，他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之三大目的》、《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教学方案》和《改进现代音乐戏剧教育的意见》等论文，宣扬平民主义的民治教育，出版了《民主与教育》(1945)、《中国民主运动史》(1945)和《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1946)等书。
    陈先生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曾编印教材《中国思想史》八章和《中国艺术史稿》五章。在南大执教时，编印了《汉魏六朝散文选》和《中国古代戏剧与元人杂剧》。他还从事诗文的创作，1931年曾出版《清辉山馆散文集》；所遗诗词作品，经门人姚柯夫编辑，交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7年5月出版了《清晖集》。其中作于1937年12月的《金陵叟》古体长句，是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专著外，陈先生发表的单篇论文多达百余篇，散见于1918年至1981年的各种报刊杂志上。解放前，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有诸子群经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述。也有关于美术、音乐和红学方面的论文，如《清晖山馆读画记》(1937)、《中国音乐科学化》(1942)、《〈红楼梦〉试论》(1948)等。他对甲骨文也曾用功钻研，曾收集甲骨两百余片，加以考证，于1923年在《国学丛刊》发表了《从文字学上所见的初民之习性》、《中国文字学上之原始宗教考》、《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起源》、《古代图绘文字之异同及其分合》等。解放后，他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小说和戏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戏剧论丛》、《光明日报》、《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和《书林》上发表了《论〈水浒传的〉作者及其创作时代》(1956)、《〈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1956)、《南戏怎样改编关汉卿的〈拜月亭〉》(1958)、《高明〈琵琶记〉评价的商榷》(1958)、《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1960)、《关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问题》(1961)、《汤显祖〈牡丹亭〉简论》(1962)、《从隋唐大曲试探当时歌舞戏的形成》(1964)、《关汉卿杂剧的民主性与局限性》(1965)、《〈牡丹亭〉的反封建主题》(1980)等二十多篇论文。这些学术文章经姚柯夫细心收辑校订，编定为《陈中凡论文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
    陈中凡先生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荡，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富于爱国热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极为愤慨。1903年，他在镇江加入了章太炎的“光复会”，矢志报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江浙联军任书记官。1919年“五四”前夕，他在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和邓中夏等一起担任《国民杂志》编委，请李大钊指导，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的正义主张。他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利用讲坛，支持、激励北京“女高师”的学生投入爱国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去。
    陈中凡先生早岁出名，在教育界声誉卓著，难免就有人来拉拢他，但他坚决不与反动腐朽的恶势力同流合污。他严正声明：不入国民党，不做国民党的官，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以读书、著书、教书为终生志愿，始终保持冰雪襟怀。1925年他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时，因上司强迫参加国民党，他不愿加入，辞职而归。到东吴大学任教时，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曾电邀他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报纸上已发消息，但他没有应允。1927年南京特别市刘纪文市长邀他出任市府秘书长，他坚辞不就。1934年春，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约他谈话，其弟陈立夫也在座，意欲有所任命，但他不为所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憎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拒绝反动当局的多次拉拢，表现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松竹品格，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
    作为一个教育家和著名学者，陈先生还具有尊师重道、助人为乐的高尚风范。他对于在北大求学时的老师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都十分尊敬。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不怕反动当局的威吓，三年之间经常到狱中探监。1937年8月底，反动当局释放陈独秀出狱，他又无所畏惧地迎接陈独秀到自己家中食宿，生活上给以无微不至的照料，克尽尊师之道。抗战期间，陈独秀入川，住在江津研究文字声韵学，他流寓成都教书，彼此仍时常通信论学。他在《陈独秀先生印象记》(1942年《大学月刊》一卷九期)中记载，1939年，“先生以所著《小学识字教本序》寄示”。1940年，“先生以所拟《古史表》寄示”；1942年春，“先生寄到《古阴阳人互用表》”。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联系不断，情长谊深。
    陈中凡先生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39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政策进行口诛笔伐。1945年5月，他参加成都大中院校一百零三个团体联合举办的“五四”纪念大会，与叶圣陶、文幼章等在会上仗义直言，公开抨击国民党特务统治，号召青年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为抗日救国而斗争。1947年，南京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五二○”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他曾利用座谈和演讲等方式，给青年学生以有力的声援。1949年6月，他应郭沫若、沈雁冰和周扬的函邀，出席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其后第二次第三次“文代会”也都参加)，回宁后被推举为南京市文联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中凡先生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在生活道路上开始了新的起点。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时候，他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仍发扬“老骏伏栅，志在千里”的精神，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研究任务。他遵循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决心改变过去的课题，转到宋元明清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方面来。他另辟蹊径，在治学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专攻中国戏曲史。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戏曲研究室，培养戏曲史专业的新生力量，编写戏曲起源和元人杂剧的讲义，探究中外戏剧理论，考释戏曲俗语，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成绩斐然。他的创新精神，表现在善于贯彻党的戏改方针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善于吸收新观点和新方法。他倡导戏曲史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昆曲是必修科目，要求学生知音识谱，掌握剧种的特点，面向社会。他重视民族文化的教学主张，受到文化界和教育界的称赞和支持。
    陈中凡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时期。他始终追求光明和进步，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晚年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民盟主任委员、省文史馆代馆长、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为社会的繁荣富强尽心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但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连续三次晋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并列席人大有关会议，参与商讨国家大事。
    陈中凡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追求进步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正直的品格，刻苦耕耘学术园地和培育人才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是很值得后人学习和缅怀的。

(吴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