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5日(农历己未年二月初三)，陈登科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上营村小兴庄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因为在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他的出生给全家以至全族带来了喜悦。算命先生说他命强，为了好养，父母按当地习俗给他起了一个贱名——公丫头。这就是陈登科最初的“大号”。名贱命更贱、一出生便由母亲背着乞讨度日。稍大一点就跟着父母和两位姐姐下田干活。从小在他的心灵深处就和农民、农民的生活、农民的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到十二岁(1930年冬)，在他母亲的苦苦哀求下，当地私塾先生才让他入室旁读。开始，这位老先生对他期望甚高，特地给他起了一个吉利的名字，就是后来伴随他一生的“陈登科”三个字。未经一年，这位老先生对他贪玩而不服管教大失所望，给了他八个字的评语：“只能放猪，不能读书。”让他回家放猪去了。遗憾的是他家穷得“无猪可放”，他只好向河汉田野寻讨生计。不久，他父亲因推车受伤而亡，十五岁的他只得推起他父亲推过的车，挑起父亲挑过的全家生活重担。
　　1937年，陈登科十九岁。这一年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年。先是母亲病故，两个姐姐出嫁，后是日寇侵犯，沪宁相继沦陷，他被作为“壮丁”抓进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之中。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他看见日寇的凶残、汉奸的无耻、国民党的腐败，决然逃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家乡。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苏北大地，陈登科毅然放下锄头，拿起钢枪，和族叔陈寿康等人自发地组建了“抗日支队”，在“保家卫国”的口号下在家乡周围和敌伪周旋。这支由富有血性男儿组成的抗日武装，虽然人不多、装备差，但却十分活跃，使敌伪大伤脑筋，因而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视。经过几次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这文抗日武装终于于1940年成为新四军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而陈登科也就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陈登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抗日游击队里，他如鱼得水，性情大变，变得勤奋、好学、任劳任怨，尤以作战勇猛而称著。他跟随部队转战在涟水、阜宁、淮安、盐东等地，遇到敌人，他总是冲锋在前，枪击刀砍，一泄家国破碎之恨。为此敌伪送他一个外号——“屠夫”。对此他倒不以为仲。有一次他和笔者谈起此事，说：“我们家乡称杀猪的为屠夫，我专杀敌人，他们称我屠夫，这个比喻倒也恰当。可惜我杀的太少了，因为后来组织上叫我拿笔杆子作战。”作为人民战士，陈登科当过警卫员、通讯员、执法队员。因为他记忆力好，会讲战事，能把对敌斗争中的所见所闻讲得头头是道，颇有鼓动性，游击大队长赵静尘把他调到身边，亲自教他识字学文化，鼓励他为报纸写稿。1944年秋，他写了一篇通讯寄给《盐阜大众》报。这篇只有六十多个字的稿子，竞有十三个错字，二十一个别字，连个标题也没有，后经编辑钱毅(阿英之子)帮助修改，加了标题——《鬼子抓壮丁》发表。这就是陈登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此，陈登科一有空隙就拿起铅笔边写边涂再涂再写起来。赵静尘和周围同志帮他学文化，钱毅和报社同仁教他写文章，阿英和一些领导同志向他讲解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的各项功能。1945年4月，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竟被《盐阜大众》报评为盐阜区特等模范工农通讯员，并被聘为该报“特约工农记者”。7月，正式调任《盐阜大众》报工农记者。11月，由该报当时的负责人秦加林和陈允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调任《苏北大众》报编辑。1949年初春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工作，随解放大军进入合肥，参与组办《新合肥报》，后调任《皖北日报》记者，皖南皖北合并为安徽省后，任《安微日报》记者。在此期间，他终于有了一支钢笔，而且这支钢笔真的成了他手中的钢枪，除了完成记者编辑应负的采编任务，他还以旺盛的创作热情，相继写出了第一篇报告文学《铁骨头》，第一部小说《杜大嫂》和他的成名作《活人塘》等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作品受到群众欢迎的真髓所在，他只能写他所了解的、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生活、战斗经历，而这种创作实践，完全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所以《杜大嫂》和《活人塘》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周扬专门约请康濯写了一篇题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评介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赵树理等特地提名推荐他到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深造；丁玲、冯雪峰、何其芳等专家学者对他更是关怀备至。在文研所两年多的学习生活，使陈登科大开眼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终生受益”。返回合肥，他不仅作为一名工农作家闻名，而且又带回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反映苏北家乡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斗争的《淮河边上的儿女》。
    1953年春，陈登科从文研所学习归来，立即奔赴热火朝天的治淮工地，很快出版了散文通讯集《治淮的人们》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满腔热情地讴歌为变水患为水利而忘我劳动的治淮大军。安徽省委很重视陈登科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发展态势，决定扬其所长，于1954年7月调其担任安徽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在安徽省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从此他一直在安徽省文联辛勤工作了四十四个春秋，直到1998年10月以八十高龄病逝为止。他为安徽省文联系统的建设和全省文艺事业的发展，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安徽文艺园地，除了几个戏曲剧团和零散的民间艺人之外，用“凋零不堪”来形容毫不为过，特别是在文学界可用“一片荒芜”来概括。陈登科和从老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一道，作为安徽新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创业者，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陈登科在诸多建树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是积极创作。陈登科深知作家的责任是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大众讲话。他对一些“空头文学家”最为恼火。他在担任安徽省文联领导工作之后，仍然紧握手中的笔、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移山记》，中篇小说《雄鹰》、《无声手枪》、《深山的鲜花》、《黑姑娘》，散文报告文学集《铁骨头》、散文小说集《春水集》以及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文论等作品，并和鲁彦周合作作了《卧龙湖》、《柳湖新颂》和《风雪大别山》等电影文学剧本，由上影、北影和安影分别搬上银幕。责任，使他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在治淮工地、革命老区、淮北平原、江南小城，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面前，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和他们结为朋友，吸取养分，丰富自己。为了深入到群众中去，他曾经放弃工资待遇，举家迁往青阳城关镇居住，并曾在最困难的年代只身赶赴淮北最穷困的蒙城县并任县委副书记。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风吹浪打，陈登科终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他历时七年，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巨作《风雷》，于1963年冬季分别在《人民文学》和《安徽文学》上连载，并于1964年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谁又能想到，这部震撼文坛之作却给他带来了奇冤大祸t
    二是组织队伍。在人民部队成长起来的陈登科知道打仗而且要打胜仗没有一支坚强的队伍不行。为了组织队伍，他在全省范围内一旦发现有才华的创作人才，不拘一格。立即采取多种形式加以扶持，为他们的作品鸣锣开道。特别是对各地涌现出来的工农业余作者，他更是情有独钟，关心备至，在可能条件下，想方设法为他们学习文化、提高创作水平创造方便条件。同时，他利用在文研所学习之便，通过文坛先辈，积极从外地引进了文学创作人才。这些同志到了安徽，他热情地为他们介绍安徽历史和现状、亲自陪同他们到各地参观和采访，使他们视安徽为“故乡”，尽快进入“角色”。有人说陈登科是工农作家，编故事可以，做行政领导工作不行。错了！他到安徽省文联之后，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文艺和文艺工作的特殊性，学会了用“社会方式”来对待和处理出现的问题。他和广大创作人员都以朋友相待，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陈”。他和安徽省文联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对那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在政治上、生活上和工作条件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后来，驰骋在江淮大地上被全国同行称赞的文坛“皖军”，陈登科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爱才”这一条也被列为“收罗牛鬼蛇神”的“罪行”。
    三是扩大阵地。有人有作品没有阵地也是枉然。报纸可以发一些文学作品毕竟有限；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文学列物投稿，对大数初学者来讲，也存在许多实际困难。陈登科想到种地要有地，打仗要占据有利地形，发展文学创作一定要有自己的阵地。这时，陈登科自己的作品已成为全国文学刊物的“抢手货”，但他想的是安徽文学创作队伍，特别是那些初涉文坛的青年作者。他积极倡议、并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党组的支持下，于1955年将原《安徽文学》改名为《江淮文学》，扩大版面，充实内容，并自任主编，进一步明确把“发现新人”、“培养队伍”和“繁荣创作”作为刊物的主要任务。同时，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四处奔走，向各地市的“诸侯”们进行游说，促使一些有条件的地市文联也办起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像芜湖的《大江》、马鞍山的《采石》、安庆的《振风》、蚌埠的《淮河》、合肥的《希》等等。这对创作队伍的成长和扩大、作品质量的提高和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陈登科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但他毕竟是由农民、战士成长起来的工农作家，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工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他自己有时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自身尚且难保，还谈论什么其他?果然，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陈登科、他的同伴、他的事业也就在劫难逃，陷入了灭顶之灾！
　　“文革”一起，全国大乱，安徽省文联也被诬为“黑窝”，多次遭到打砸抄抢。陈登科作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在安徽的代理人首当其冲，被非法批判殴打、揪斗游行、抄家洗劫。1976年11月1日，江青在有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公然信口雌黄宣布陈登科为“国民党特务”。全国通缉，追捕入狱，陈登科受尽人们难以想象的凌辱和磨难。同年7月8日和10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两篇所谓的大批判文章，前者题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后者题为《〈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姚文元还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硬把陈登科和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的所谓全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胡说什么这部小说是刘少奇授意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由李葆华指派陈登科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而特意创作的，是反革命的舆论准备等等，姚文元炮制的“编者按语”对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无疑是一个动员令，不仅要把《风雷》定为“大毒草”，置陈登科于死地，而且还要为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再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但是，谎言代替不了事实。陈登科身陷牢狱五载，在拷打、威逼和利诱面前，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不计安危，大义凛然。他坚信他创作《风雷》的良好愿望和艰辛过程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深厚的情感一定会为世人所理解。所以，他身在狱中，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默默地为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进行构思，并在和看管人员周旋之下，把小说的提纲、回目、人物、主要情节偷偷寄往狱外保存起来。“上面”一伙在无可奈何又不甘心失败的情势下，又生一计，1973年5月31日以省革委会一纸命令，将他释放出狱，但不许回合肥，名为放逐青阳，实为易地软禁。陈登科对此一目了然。他知道他的命运是和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相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绝不会让这种混乱的、将导致亡党亡国的局面继续拖延下去。但他不能消极地等待，于是他又拿起他唯有的武器——钢笔，在老伴梁寿zzzz从四处找来的各种式样的纸片上，开始写作他在狱中构思的革命战争风云录——《赤龙与丹风》。
    “四人帮”覆灭了，中国得救了。陈登科回到了合肥，并住进了安徽省文联宿舍大院新居。1978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陈登科写的《关于〈风雷〉的一封信》的同时，特地在信前也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风雷》是一部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超过较好的影响作用。”一封信，一个按语，有力地推倒了强加在陈登科和《风雷》上的一切诬陷之词。同年5月，在安徽省文艺工作者会议上，陈登科再一次当选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并由中共安徽省委任命为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副书记。1979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为安徽省文联以及陈登科等人和他们的作品正式平反，恢复名誉。祖国迎来的第二个春天，使陈登科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作家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创作活动中去。1979年春天，他和鲁彦周、肖马、江深等走遍江淮农村，很快合作写出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电影文学剧本《柳暗花明》，并由上影厂搬上银幕。5月，和肖马合写的我国第一部反映“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破壁记》〈第一部〉在北京出版。9月，几乎在同时，长篇小说《赤龙与丹风》(第一卷)在上海问世。1980年发表《风雷》(第二部，部分)。1982年在广州出版《俯仰集》。1989年出版小说自选集，1992年9月数易其稿的长篇力作《三舍本传》(第一卷)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和肖马、韩瀚、苏浙、吴启泰等合作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徐悲鸿》、《淝水大战》、《203囚室的一夜》，撰写了大量的散文、特写、文论等。直到病重期间，他还在反复推敲《三舍本传》第二部和《风雷》第二部的修改方案。同时，他利用各种机会，“内选外请”，扩大“皖军”队伍，并相继倡议和组织召开了“黄山笔会”和“淮河笔会”，邀请诸多名家云集安徽，共商清除“左”的流毒，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了繁荣创作，更好地贯彻“二为”方向，他积极奔走，于1979年7月创办大型文学期刊《清明》，由他和鲁彦周、王影分任主编和副主编。这一时期，陈登科还多次参加了全国人代会、全国文代会和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每次出席会议之前，他总要约请文艺界朋友座谈，征求意见，准备提案。1982年11月全国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根据他的提案通过了“恢复原国歌歌词的决议案”。此举足以表明陈登科的胆识和求实精神，也说明他一贯尊重历史和尊重知识的品德。
    1984年4月，他在全国第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了“维护著作权”的议案。陈登科从1949年由苏北到安徽工作，一干五十年。他钟情于安徽的山山水水，但时刻惦记着故土的父老乡亲。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拟重版《淮河边上的儿女》，他欣然应允，并写了很长的《再版的话》，表述他对家乡的怀念。兹引用两段作为本文结束语：
    “山是故乡美，
      水是故乡甜，
      路是故乡熟，
      人是故乡亲……”
    “我出生于淤黄河边上(淤黄河后统称淮河，但当地群众仍习惯称为淤黄河——笔者注)，生长在淤黄河边上，我是淤黄河边两岸人民的乳汁喂养大的，我也是淤黄河两岸人民教养成人的。我若忘记故乡，忘记那些哺育我的人民，我就是忘记生我养我的爹娘。我所以要写《淮河边上的儿女》这本书，只不过是对故乡的怀念，对父母的怀念，对战友的怀念。”

 (柏龙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