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1876年2月26日(清光绪二年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旧式小商业主家庭，祖籍安徽。其祖父包瑞瑛，号朗甫，生性风流儒雅，蔑视金钱，少顾家业，终日沉醉于吟诗饮酒种花的浪漫生活，未及三十而病逝。父亲包应zzzz，乃遗腹子，因时代的风云与家庭的变故，断断续续地只上过四年学。辍学后先进一家小钱庄当学徒，三年后由亲戚推荐到一家大钱庄就职，因诚实能干，至包天笑出生时，他已晋升为一位称作“二伙”的相当于副经理的高级职员了。
　　包天笑的祖母吴氏，是苏州胥门外烧酒行老板的女儿，吴家当时在苏州乃头号富户。而包天笑的母亲，则属于典型的旧式贤妻良母，深具传统美德并极富同情心，这对于包天笑性格的形成乃至其一生的为人处世皆产生过很大影响。1880年，刚满四周岁的包天笑(旧名包清柱，天笑乃其后笔名)入塾上学，启蒙恩师为陈恩梓。对于陈恩梓先生；包天笑是满怀感激与爱戴的。他在晚年所著《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说：“陈先生教我读一本《诗品》，又教我读一本《孝经》，是企望我将来成为一诗人，又企望我成为一驾行之士，我虽不成器，陈先生可知是有学行的人了。”
    在科举之路上，包天笑因各种原因曾先后师从过六位先生，即陈恩梓、何希铿、姚和卿、顾九皋、朱静澜以及徐子丹。
    1889年，十四岁的包天笑开始了其首次科场跋涉，可惜名落孙山。在吴县考区七百多人中，他名列一百一十余位，而当时的名额只有四十个。那时正值岁末年初，年幼的包天笑并末真正意识到科举对他及包家的重要性，依然迷恋于民间娱乐与旧小说。可以说，他的初次小考失利，很大一部原因在于他偷阅旧小说而浪费了时间。当时的八股作文与教学，刻板乏味，儿童是不感兴趣的。而看戏，听说书，偷阅被称为闲书的古典小说，是童年的包天笑最为丰富的娱乐。包天笑偷阅小说，被父亲知道后，出乎他意外的是，望子成材心切的父亲并末骂他，反而说看看《三国演义》、《说唐》等也无妨，还要他每天圈点几页。在父亲看来，看看《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或许能有助于打开儿童的思路呢，这自然极其重要地助长了包天笑阅读古典小说的兴趣。不过，父亲不让包天笑看《红楼梦》，他说：“你这年纪，看不得《红楼梦》。”这确是父亲在培养儿子方面的一番苦心。
　　苦心自然是苦心。父亲所考虑的是要让包天笑思路开阔，将来在科举应试时才思敏捷，但是，他不曾想到，他对包天笑阅读古典小说的放纵与纵容，却是让包天笑逐渐偏离了科举之道，而慢慢地向通俗文学家的道路上靠拢了。
　　1892年，父亲包应zzzz因病去世，包家的顶梁柱一下子坍塌了。同年，包天笑只好结束了读书生活，在家设帐授徒，当起私塾先生。1894年，包天笑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而成为一名秀才。当时评卷官给其文章的评语是“文有逸气”四个大字，这一时传为佳话。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包天笑一改往日八股的作法，采用时论与散文化的笔法，一气叼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19世纪末期，变革图存成为时代潮流。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这如同开了一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变法、救亡、兴办新学等等，《时务报》上的一言一词，都被包天笑等一班学子奉为圭桌。根据包天笑等人的倡议，1900年，包天笑、李叔良、戴梦鹤等八人组织了“励学会”，同时还创办了东来书庄，翻译日文书籍，而包天笑被推为经理。
    1901年，包天笑与友人杨紫麟合作翻译了《迦因小传》，引起很大反响。而此时始用“天笑”笔名。同年十月，包天笑与友人又办起了旬刊《苏州白话报》。
    1902年，包天笑受江苏省候补道员蒯光典的委托，到上海筹办金栗斋译书处，出版有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原富》等名著。
    1904年，经人介绍，转道上海、青岛，到山东青州府中学任监督(校长)。
    1906年，离开山东，应邀进入上海(时报)馆，任《时报》外埠新闻编辑，并同时兼任《小说林》杂志编辑。
    1909年，长篇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出版，引起比较广泛的反响。同年，与陈冷血共同主编《小说时报》杂志。前期短篇小说代表作《一缕麻》发表于《小说时报》第二期。
    1910年，加入文学组织南社。
    1911年，主编有正书局出版的《妇女时报》。
    1912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主编国文教材和课外读物新社会。
    1915年，主编文学季刊《小说大观》。
    1917年，主编《小说画报》。1918年秋天，作为上海新闻记者访问团成员之一，赴日参观访问，回国后撰写《考察日本新闻述略》一书。
    1919年，辞去服务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时报》职务。
    1922年，长篇小说《留芳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二月，主编通俗文学杂志《星期》。九月，主编通俗文学社团青社会刊《长青》。
    1924年，应聘为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有《可怜的闺女》、《空谷兰》等。
    1926年，长篇小说《上海春秋》出版。同年，在《紫罗兰》半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玉笑珠香》。
    1935年，主编上海《立报》副刊《花果山》。
    1936年10月，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共同署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1940年，在顾冷观编辑的《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换巢鸾凤》。
    1941年，在《大上海》周刊上，连载长篇小说《不如归去》。
    1943年，在《大众》月刊上，发表一组《秋星阁笔记》。
    1944年，在《万象》月刊上，开辟《二十年前上海滩》专栏，发表有《我与新闻界》、《我与杂志社》等长文。
    1946年，因长子包可永调台湾工作，从上海转道香港移居台湾。
    1949年5月，开始创作回忆性散文《刨影楼回忆录》。
    1950年初，由台湾移居香港。
    1971年6月，《创影楼回忆录》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
    1972年，(刨影楼回忆录续编》在《晶报》连载。
    1973年11月14日，包天笑在香港法国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包天笑的文学才能与艺术造诣，集中体现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包天笑小说创作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与他历年任多种期刊的主编不无关系。他的惯例是，凡自己主编助期刊，每期的首篇大多是他的短篇小说，每每还要有一长篇连载，因而可以说其作品的数量与他历编报刊的数量成正比。
    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善于反映上海市井生活，使读者了解这一阶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如《夹层里》就是写上海百姓住房奇紧，二房东又“剜空心里”从中盘剥，使一般城市贫民过着永远挺不直腰杆的暗天天日的生活。在小说形式上包天笑早就运用了“系列小说”的格局，例如在“五四”前他就用《友人之妻》的总题写了一组小说，多角度地发挥他对男婚女嫁伦理道德的看法。有时写得略呈惨色，有时又带有讽刺喜剧韵昧，所以署名时还加上“天笑戏述”的字样，这种“系列小说”可溯源到辛亥革命以前，他写的一组《秋星阁笔记》，其实已是系列小说的雏形。
    《一缕麻》可以看作是包天笑前期小说的代表作。据他自述，“这一故事的来源，是一个梳头女佣，到我们家里讲起的……‘有两家乡绅人家，指腹为婚，后果生一男一女，但男的是个傻子，不悔婚，女的嫁过去了，却患了白喉重症，傻新郎重于情，日夕侍疾，亦传染而死。女则无恙，在昏迷中，家人为之服丧，以一缕麻钓其褥。’我觉得这故事，带点传奇性，而足以针砭习俗的盲婚，可以感人，于是演成一篇短小说。”这个故事经过包天笑的加工，写到“某女士”经受此事，对痴郎有了重新认识。当年那位邻居某生，见女士孀居，三番五次写信来，欲要其顺应时变，再续良缘。然而女士则称”末亡人心如枯井，一切不复置念”，从此“成为长斋礼佛之人，皈命空门，zzzz除俗虑……至今人传某女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这样就从控诉盲婚一变而为宣扬“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小说了。
    这篇小说发表于1909年，可见辛亥革命之前，包天笑一方面有一种对封建婚姻不满的“朦胧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又最终没有冲破自己脑海中“保守旧道德”的堤坝。
    在艺术上，《一缕麻》也集中表现了包天笑早期创作时的特点。首先故事曲折，情节性强。这种一波三折、摇曳多姿的结构方法，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包天笑早期的小说中，这使得其作品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与社会反响。其次，语言生动，文字流畅简洁。虽然用的基本上是文言，但是他的文言却相当浅显、易懂，不作深奥语，而且在描写上，从容不迫，娓娓述来，值得慢馒品味。
    在包天笑的长篇创作中，《上海春秋》与《留芳记》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两部。前者以十里洋场、大干世界为背景，将旧上海的腐朽生活进行了一次实录，让读者饱览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助都市风情。
    后者则想借历史人物梅兰芳而贯串当时的国家大事，从而展示那段历史风情。据作者包天笑自叙，写《上海春秋》是受了吴妍人的影响：“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穿起来就成了。)”这部《上海春秋》，在包天笑那里确也是想走吴研人伪路子。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基础。深入探讨其起因，并由此表达出创作者谴责、揭发、劝善、惩戒的用心。这带有晚清以来谴责小说的特点。但也明显有“鸳鸯蝴蝶派”作家所热衷的黑幕小说的倾向。
    在艺术上，《上海春秋》也是想有所创新的。如在文章开头，它不同于古代章回小说中往往先介绍书中主人公的传统写法，而是先从一个角落、小人物写起，带有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小说创作的技巧。而且语言流畅、自然，是标准的现代语体文的写法。当然，《上海春秋》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结构松散。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段段有声有色的场面描述，以及一篇篇极富个性的人物对话，但从长篇小说要求来看，它缺乏应有的整体感，这可能与作者想模仿吴妍人那样在报章杂志上随手掇拾拼凑成章的创作思想相关吧。
    与《上海春秋》主要揭示大上海种种情形不同，《留芳记》着重反映的则是发生在政治中心北京的政治事件与历史人物。在《留芳记·缘起》中，包天笑开宗明义，认为“近世以史事衍为小说，颇违事实”，因而也觉得责任在肩，“乃思录为笔记，以是正之”。按作者的设想，整部小说以梅兰芳为贯穿线索，从梅兰芳身上引出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物，使他成为整个小说的结合点。如此，作者认为可以避免一般历史小说沉闷、枯燥的弱点，而能使作品显得轻松俊逸，具有文学价值。至于时间跨度，则从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成为一部中华民国开国野史。
    对于《留芳记》的成就，著名作家、翻译家林纤在所做的“弃言”中，将包天笑与诸太史公和孔云亭相提并论，把《留芳记》比作《桃花扇》，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留芳记》在人物塑造上还是相当成功的。书中主要人物形象如袁世凯的阴险毒辣、吴佩孚的刚愎自用、隆裕皇太后的昏骇无能，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丰满。
　　包天笑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翻译家、编辑学家和新闻记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等方面皆作出过杰出贡献。过去我们对包天笑在近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方面的作为，缺乏全面而公允的评价，这是令人遗憾的。
　　包天笑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是有过许多“开风气”的举措的。例如：在1917年初，他办了一个《小说画报》，在卷首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语文学之崛然特起。”他认为：“数千年来语言文字相距愈远，一旦欲沟通之，夫岂易易耶?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他的编者《例言》第一条即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上述所引的发刊宗旨，是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当议》发表于同年同月。如果再向上追溯，早在戊戌变法之后，包天笑就在家乡办起了《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当时苏州还没有印刷所，包天笑就与刻字店接洽，办了“木刻”版的杂志、报纸。包天笑说：“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包天笑在竭力提倡白话方面是有一份功劳的。
    包天笑的另一个贡献，要数他的“教育小说”了。范烟桥曾介绍说：“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感遇记》、《青灯回味录》、《埋石弃石记》、《馨儿就学记》、《双雏泪》。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这些小说，最有名的是所谓包天笑的“三记”，即《苦儿流浪记》、《馨儿就学记》和《埋石弃石记》。而“三记”中，又以《馨儿就学记》影响最大。此书1909年8月出版，正当全国的小学大发展时期，好多高小均以此书为毕业时的奖品，每次就购上百册，“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包天笑除了“翻译”教育小说之外，还在商务编译所编写小学国文教科书。他自述“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可概括包天笑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包天笑的第三个贡献，则是翻译外来书籍。他的翻译小说有《迦因小传》、《三千里寻亲记》等；译介的科学小说有《铁世界》等；而《空谷兰》与《梅花落)还搬上银幕，轰动一时。与翻译书稿的同时，包天笑与友人还办了个东来书庄，销售译自日文的各方面书籍，对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方面起过积极贡献。这既是时代启蒙思潮的推动，也是与包天笑强烈的爱国之情、新闻记者的敏感不可分的。
    此外，在述及包天笑的文学与文化贡献时，我们不能不提其晚年所撰述的回忆性散文《钏影楼回忆录》及其续编，与研究中国饮食起居民情风俗的长文《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别影楼回忆录》的价值，在读书界曾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评价，它确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史、经济史，尤其是文化史最宝贵的资料。而《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则是包天笑在九十八岁高龄时作的又一杰作，对于研究民俗学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愿我们永远纪念他。

(菜梅健  刘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