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英，原名根生，江苏省常熟县（今常熟市）虞山镇人。1903年农历七月九日出生于一个制作琵琶、三弦、胡琴、笛萧等乐器的小手工业者家庭里。六七岁时随父去书场听书，回家后能有头有尾地将听到的故事讲给家人听。九岁时能将《水济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的画像临摹出来。他父亲希望将他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省下钱来供他上学读书。当他十五岁读到中学时，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家庭情况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母亲无钱供他继续上学读书，只好辍学在家。后来，经人介绍到一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因课余时带着他的学生爬假山玩耍，又遭到辞退。他在家中闲居时，听了润余社评话名家朱少卿到虞山镇演出他自己编的评话《张汶祥刺马》。潘伯英很喜欢这部书，就托人介绍拜朱少卿为师，学说评话，开始了他的评弹生涯。
旧社会学说书，不仅要付拜师钱，而且还要白备路费、伙食费，跟着老师跑码头学书。他家境困难，负担不起学艺的费用，跟师不到十个月即离师自行演出。那时他年仅十八，苏沪一带书场不多，艺术水平较差的评弹艺人不容易接到场子，刚离师门的“道童儿”接场子就更加困难了。润余社说书先生的学生，为光裕社行会势力所阻，进不了苏州（即吴县）境内的书场，只能在上海周围县里的乡镇小茶馆里演出。他在回忆初出道时的生活情景时常说：“那时是背包囊，走官塘，踏场子（自己凑上门去说书），东飘西荡，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时还脱空，没有场子演出，连个住宿的地方也没有。”那时，他的母亲已改嫁，二哥到苏州姑母店中做工，姐姐出了嫁，两个妹妹被母亲送给了人家，他无家可归，有时只得到上海朱少卿老师家借住。他有些文化，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常常陪伴在榻旁，与抽着鸦片烟的老师研究书艺，特别是能改正老师书中对一些典故所作的不正确的解释，所以，老师很爱他的才气，看他身世可怜，自己没有亲生的儿子，就提出要招潘伯英做女婿，潘伯英嫌朱家女儿不好看，拒绝了这门婚事，得罪了老师和师母，被逐出师门，这就更加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几年后，潘伯英技艺逐渐提高，听众也稍多了起来。除上海邻县的集镇，也到杭、嘉、湖一带城镇上演出。苏州是评弹的发源地， 一个评弹艺人，不能在苏州说唱，总不能成器，不能成为“响档”。托友人介绍，拜光裕社老艺人王石军为师，但不学他说的《三国志》，只不过为了取得光裕社成员的资格，能踏进苏州的书场演出。 此后，他虽然可以在苏、沪、杭一带演出了，但只有《张汶祥刺马》一书较能卖座，其它书听客则不多。曾说过《武昌起义》、《福尔摩斯探案》。这些书也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后来说自己改编的《亚森罗平探案》，也曾说过《聊斋》，上座都不好。他又向老艺人朱润田学《五义图》，上座稍有起色，但总的来说属于平平。
在旧社会中，艺人为了求生存，为了成为“响档”，总是干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他在跑码头演出中，曾利用空下来的时间，将老师口授的《张汶祥刺马》写成了文字脚本，约有几十万字。可惜的是，在一个码头演出时失窃，衣物钱财和脚本全部被偷掉了。但这次记录口授书目为文字脚本的活动，对提高他的艺术水平，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是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这为他后半生创作大量的评弹作品做了某种程度的准备。潘伯英说的是评 话，但他却喜欢为说唱弹词的同道写开篇。他为陈瑞麟写的反映当时社会新闻的连续开篇《枪毙阎瑞生》，共有十几篇，一直写到阎瑞生枪毙为止，在开篇上、下之间，也安排“关于”，以吸引听众，陈在台上唱了，很受听众欢迎。这对潘伯英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创作练习。
每逢年终，苏州各书场都要做会书。每场三四档大小书，场场演员不同。听众很喜欢听会书，因为会书中评弹艺人所说的书，往往是自己书中最拿手、最精彩的片段。最后演出送客的说书先生一定要说得听众满意，大笑几次后才肯离去，否则散不了场。书场老板都要四处请名家说送客书。评弹艺人也可通过做会书，一炮 打响而红起来，逐渐成为“响档”。潘伯英为了在做会书中受到欢迎，总是干方百计地想“噱头”，编写新书目，当时，他将麒麟童（周信芳）演出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扫松下书》等折子戏改编为评话，演出后很受听众欢迎，成为会书的常演节目。那时弹词已有拼双档演出，比单档容易受欢迎，评话还只有单档演出，他改编了《天霸拜山》，先后与曹汉昌、张鸿声、顾宏伯等人拼双档演出，深受欢迎，成了会书的送客书目。经过种种努力，钻研书艺，潘伯英在书坛上就头角初露了。
抗日战争初期，在日寇飞机轰炸苏州以后，潘伯英就带了妻女外出逃难。逃到南京，不料南京的人却在向外逃难，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也忙着撤退，船只、汽车都被拉走当差，老百姓逃难交通工具十分困难。在焦急万分之时，幸好偶然遇见了一个过去在小码头上听过他说书的开汽车的人，那人热情地将他夫妇和女儿三人带上汽车逃离了南京城，接着又坐上了难民船沿江而上，逃难途中全靠他说书赚钱来糊口。后来逃到武汉，也是靠说书过日子。没有过多少时日，传来了日本侵略军攻进南京城进行大屠杀的消息。潘伯英说：“如果不是遇见那个开汽车的熟人，一家三口定要死在 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竟是不幸中之大幸。”
在武汉的暂时的安稳日子没有过多久，日寇要进攻武汉、当时“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亮，但老百姓担心武汉要失守，于是又纷纷逃离武汉。不少人逃往重庆、成都。潘伯英怕四川人听不懂苏州话，无法靠说书赚钱糊口，经过几番商量，最后决定取道香港转上海，想在上海租界、也就是“孤岛”上说书，求一个暂时安身之处。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苏州一带说书。有一次，他在常熟说书，在书中穿插一些一语双关的话讽刺现实。在《张汶祥刺马》书中，说到曾国藩出京私行察访，在一个茶馆中喝茶，听到也在喝茶的农民说“现今做官做得越大，越勿要面孔”等等。听众们都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谁知这话却惹出祸来。第二天，警察局传讯潘伯英，他夫人费瑾初和书场老板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怕被定罪而吃官司。而他却不害怕，在警察局里据理力争。警官说他讽刺官场。他则说他是说书，说的是清朝时候的事情，又没有说现在官场怎样怎样，你们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拉呢？警官无言对答，只好放他回去了事。他还照样说下去，没有匆匆离去。
后来苏州的四周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激烈，乡下很不安全，书场的营业也不好，所以他很少下乡演出，而县城里的书场也不卖座。在这样的情况下，潘伯英一家生活很困难。就在这时，常熟的继父叫他到常熟去当差，工资较多，可改善生活。他认为为敌伪当差，就是做汉奸，这是万万不能干的，回绝了他继父；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就不得不用他从小学的那点画画的的本领画连环画，得些稿费来维持生活了。
1941年秋后，潘伯英在上海东方书场说《张汶祥刺马》很成功，当说到《三刺马新贻》这段关子时，书台上也坐满了听众。同时在其它书场里说《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卖座也较好。从此，他在评弹界算是有了一些名气。但是，那时潘伯英还经常在苏州和外码头演出，上海很少去。因为上海有一些评弹名家常在好的大书场里说书，他又不愿意低头求人引线，就进不了上海大的好场子。
正在这时，徐云志想出上海到苏州、无锡、常熟等地说书，就与潘伯英合作，开始潘靠徐的名气，号召力大，听众多，到后来，潘的书艺却能拉牢听众。所以，两人合作得很好。
后来，蒋月泉、张鉴庭、张鉴国兄弟、唐耿良相继与潘伯英合作演出。而且，蒋月泉、张鉴庭、张鉴国兄弟，唐耿良与潘伯英这四档书经常在一起演出，上海各书场争相邀请，与此同时，张鸿声、周云瑞、陈希安这三档书也经常联合演出，上海各书场也同样争相邀请。他们这七档书在演出上，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所以，他们被评弹艺人们说成是“七煞档”。到此时，潘伯英名噪书坛了。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这个时期，潘伯英仍然在上海说书。国民党成立了“戡乱建国大队”，上海文艺界绝大多数的剧团团长、副团长，协会的理事长、理事以及名演员、名画家等，均被指定为大队长、副大队长、分队长，或者被指定为“戡乱建国委员”，以此来壮大声势和进行欺骗宣传。潘伯英是评弹协会的理事，也被指定为分队长。那时，潘虽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但对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弄得物价飞涨，老百姓度日艰难，是很有意见的。他为人正直、高傲、洁身自好，认为自己虽然是个说书先生，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叫好又被人污辱，但总是靠自己说书赚钱养活自己和家小，他不愿意做“堂会”，也不拜流氓老头子作靠山。他想自己从来没有依靠过国民党，更不愿参加什么“戡乱建国大队”。所以，他从未去参加过活动，也没有去领过分队长的证件。
1947年冬，潘伯英同张鉴庭兄弟、蒋月泉、张鸿声、唐耿良等评弹艺人一起在常熟东塘等地做年终会书，每地三天。在东塘演出时，他出于对当时物价飞涨的不满，在书台上放了一个噱头讽刺现实说：“草纸一日三涨，而钞票一日几跌，钞票不及草纸值钱！”这话说出了听众的心声，哄堂拍手大笑。谁知这噱头却惹怒了当地的“三青团”骨干，在他说完书要动身回家之前，书场与他结算拆账后，竟拿出了几捆草纸放在台子上，并说：“潘先生说钞票不及草值钱，所以，今天付给你们草纸。”这一方面是进行恐吓，另一方面也是想侵吞那笔钱。在场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轮船即将开出，大家都忙着要回家过年，碰到这种事，真是焦急万分。这时，潘伯英挺身而出，与“三青团”几个骨干争论起来。他说：“我在台上放噱头，是说书，哪有拿草纸去买东西！你们不付钱给草纸，我要向东塘的听众去诉说，看他们同意不同意你们的这种做法。”他利用听众欢迎艺人和对物价飞涨以及对“三青团”骨干不满的心理钉着那几个“三青团”骨干，乘上早市，老百姓很多，就在街上大声宣讲起书场拆账给草纸不付钞票的无理行为来，“三青团”骨干见老百姓都同情艺人，不敢做得太露骨，就由介绍潘伯英他们到东塘来演出的人出来打圆场，说什么“说书先生是我请来的，不付钱交待不过去”。这样就收回了草纸，付了钞票。他们拿了钱，顺利下船回到了苏州。蒋月泉、张鸿声等人都佩服潘伯英临危不俱．敢挺身而出不怕强暴的斗争精神。
1948年冬，潘伯英同蒋月泉在无锡书场演出，那时正是淮海战役期间，卖座情况虽然很好，但是，社会上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是诬蔑共产党的，说什么“共产共妻”等等。有些有钱人纷纷准备外逃。蒋月泉曾与潘伯英谈过要不要出走的事。向哪里去呢？只有两个去处，一是台湾，二是香港。潘伯英和他夫人费瑾初商 量，那时，他俩对共产党不了解，对国民党则确实没有好感，靠说书赚钱过日子，认为台湾、香港都是陌生之地，语言不通，说书没有人听，弄不好真是要流落外地，饿死他乡了。再说共产党是共有产业的产，我们既没有钱更没有产业，怕什么共产呢？他俩决定不离开家乡，把这个想法告诉蒋月泉，得到了蒋的赞同，在无锡演唱完毕以后，他俩就到上海过年。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潘伯英正在上海说书，他看到进入上海的解放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特别是解放军一律不准入居民的家门，全睡在马路上，从心底里惊叹佩服。他想起过去军阀的部队，国民党的一些部队，以及日本侵略军，都是欺悔老百姓，敲诈、抢劫、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这样好的军队，那当然要得天下了。因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没有过几天，上海市军管会派了干部到评弹协会来进行工作，他不象有些人对共产党有疑惑，不仅接触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听取了关于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文艺政策的介绍，而且还到书店里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进行学习和阅读。经过初步的接触和学习，他感到共产党了不起，没有一个朝代能这样为人民做事。特别是对艺人很尊重，不把艺人看成下等人，他第一次感受到享有人的平等权利的喜悦，后来他几乎天天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接触，在协会上配合开展工作。
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期，既有人反对变革而走向反动，也有人赞成变革而走向进步。难能可贵的是，潘伯英在解放军和党的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下，开始了他一生的巨大转折。从一个有名的评弹艺人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早年浪迹江湖的时候，曾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上海解放前夕，他还在上午或深夜聚友赌钱，输得最厉害时，一夜之间就将一网篮的钞票输光了。他夫人与他多次吵闹，要 他戒赌，总是毫无效果。可是，当上海解放未满一月，他却自觉地 将自己几十年沾染的赌博恶习，一下子戒掉，把精力开始用到革新评弹事业上去了。上海解放后两个月左右，在“维纳斯”书场举办第一次评弹革新大会书，张鉴庭兄弟说《强渡大渡河》，蒋月泉唱《小二黑结婚》中的一回，潘伯英说《李家庄变迁》中的一回。这几回书都是潘伯英改编的。由于是上海戏曲界第一次革新演出，而且都是评弹界的名家，“响档”说唱，所以影响很大，受到重视和好评。此后不久，潘伯英当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被选为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理事。在庆祝上海解放，举行人城式和庆祝大会之前不几天，潘伯英竟然收到一封恐吓信，上面写着：“潘伯英，你太辛苦了，如再为共产党卖力，当心你的妻儿成为孤儿寡妇。”具名为“青气”。他把这封恐吓信交给了共产党派到评弹协会工作的干部、这位于部看信以后问他：“伯不怕？要不要去参加庆祝会？”他回答说：“当然有点顾虑。”但他还是去参加了庆祝会，还像原来那样积极地搞评弹改革工作。由上海的“润余社”、苏州的“光裕社”和“普余社”合并而成立的“评话弹词研究会”，于 1950年改组为“评话、弹词改进协会”，苏沪两地评弹艺人全票推选潘伯英为主任委员。
1950年中秋节前，潘伯英回到苏州，在静园书场演出，受到协会中同道和听众的欢迎。为了迎接国庆一周年，他和一些艺人发起演出新书。他用日晚两场演出以外的时间编写新书，只花了七八个早晚就将《刘巧团圆》改编为三回书，用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的时间，能将《刘巧团圆》的全部故事说唱完。这是他考虑到为适 应新的形势，要为工人、农民服务，他们没有时间天天来听书，就让他们一次听完。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中篇形式的评弹，不过当时没有定名为“中篇”。演出预告挂出后，门票被争购一空，演出后受到听众的好评。
同年初冬，苏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举办评弹艺人学 班，潘伯英为班委会委员，积极参加工作。就在这时，苏州市文联领导根据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戏改工作要有戏曲艺人参与领导工作”的指示精神，考虑要吸收一名恰当的评弹行家参与评弹革新工作的领导。潘伯英是革新评弹的积极分子，是很有影响的评话艺人，是评弹改进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苏沪评弹艺人中有创作能力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苏州市文联的领导同志认为潘伯英是最适合的人选。因此就动员他脱产干革命，做专职的戏曲改革工作干部。
当时上海的跳舞厅纷纷停业，转而经营书场。新开的书场竞相争聘评弹艺人中的“响档”演唱，一个名评弹艺人日夜可以做四家书场，还可以在电台上演唱，一个月的收入有六七百到一千元之巨，潘伯英也是属于这一类高收入的名艺人。他若脱产参加革命当干部，就得放弃高收入，紧缩开支，过比较艰苦的生活，还要挑起改革评弹的繁重的担子。他和他夫人费瑾初商量。他们共同感到解放以后，艺人的人格得到尊重，处处受到党的重视和关怀，所以，有强烈的翻身感，有求进步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潘伯英当时认为共产党既然这样器重和信任自己，动员他脱产干革命当干部，这是极大光荣。脱产无非少拿些钱，生活稍为艰苦些，又不要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同意苏州市文联领导对他的要求，脱产干革命，专搞评弹的革新。他的行动得到他夫人费瑾初的支持。同时她也要求参加革命工作，得到了苏州文联的批准。他 俩从每月收入近干元降到只拿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这种革命行动，在当时评弹艺人中，是凤毛麟角、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从一个著名评弹艺人，变成了革命干部，这就决定了他后半生所走的道路，全心全意地为从事评弹的革新而艰苦奋斗。
1951年6月，苏州市文联举办评弹艺人讲习班，参加者有二百五十多人，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读本》和党的戏改政策。潘伯英参加了讲习班的领导工作，并做了关于评弹艺术的报告，9月初讲习班结束，举行了创作大会书，演出了《一个手榴弹》、《李家庄的变迁》、《母子英雄》、《父子争先》、（送郎参军）、（拳打镇关西》、《忠王李秀成》等书目，此后，在潘伯英带领下组成了新书下乡实验演出小组，深入农村演唱，总共演出一百九十多场，听众达两万余人。同年11月，部分评弹艺人集会，发出了坚决改革旧评弹，与原来说唱的含有“毒素”的旧评弹书目“一刀两断，永远抛弃”的决心书，在决心书上签名的有潘伯英、曹汉昌等三十五人。从此逐步停止说唱大部分的旧评弹。这就是评弹界在建国初期开展的一次“斩尾巴”运动。于此同时，评弹协会的艺人组成了十几个小组，集体编写历史题材的新书和把现代长篇小说改编为评弹。潘伯英和苏州市文联戏曲改革部的同志，一起主持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评弹创作活动。没有多久，一大批新书登上了书台。后来，潘伯英在总结“斩尾巴”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说：“‘斩尾巴’运动反映了部分评弹艺人革新评弹说新书的积极性，这是很可贵的。同时也促使大部分评弹艺人认识到：在旧书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封建、迷信、黄色的糟粕，必须进行剔除。搞了群众性的创作新书活动，促使大多数评弹艺人学习了写作，这对评弹的革新起了长远作用。产生了一批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新书，使书坛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斩尾巴’运动却有明显的缺点。一是一律不说旧书，为了剔除糟粕，却把精华也一起抛掉了。二是一律不说旧书，有些评弹艺人没有新书可说，没 有收入，造成生活困难。”1952年底举办的第二期评弹艺人讲习班上，苏州市文联的领导，对“斩尾巴”的缺点作了检讨，并宣布允许 以改革的精神说旧书。不少评弹艺人又接上了“尾巴”。同年年底，在新书下乡实验演出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新评弹实验工作团，潘伯英参与了该团的领导工作。在书目工作上，开始记录、整理《岳传》和《白蛇传》，改编了《新儿女英雄传》、《平原烈火》、《刘巧团圆》、《罗汉钱》、《白毛女》等现代书目，使评弹革新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年，潘伯英被选为苏州市戏曲改进会副主任，苏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执行委员。
1953年以后，潘伯英肩挑两头，兼顾新评弹实验团和评弹协会的领导工作，他把全部精力扑在革新评弹的事业上。他认为评弹能深入到农村每个角落，剧团去不了的地方，评弹艺人可以去。每个说书的人要有一两部好书，不仅内容好，而且说唱也好，才能受到听众的欢迎，才能起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而有益于社会。老书必须进行彻底的整理，使其成为好的传统书目，流传下去。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创作新书，历史题材的和现实生活题材的都要有。他不仅自己动手编写新评弹，而且培养评弹艺人学习编写评弹。他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青年评弹艺人。为了编写新书，他经常亲自带队，同一些评弹艺人下乡、下厂熟悉生活，搜集素材，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和青年人一起跋山涉水。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带头苦干。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总能写出新的评弹本子来，演出后大都得到听众的好评。
1958年以后，潘伯英不管评弹协会和苏州评弹团的行政领导工作了，专心致力于新评弹的创作。其中成就最卓著的是两部长篇评弹。
1960年，中共苏州市委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发现仲国望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州一带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回亿录，情节生动，认为可以改编为评弹。在征得仲的同意以后，介绍潘伯英去仲处听故事。他听后也认为回忆录提供的材料可以改编为评话。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曾一度在苏州一带说书，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横行霸道的罪恶行径，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所了解，有进行创作的一定生活基础，又阅读了一些有关参考材料，选定了杨玉肠等做他的助手，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编写成了十回书，定名为《江南红》，同年5月1日在苏州书场试演。这部新书一登台，就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书中歌颂一个勇敢、机智地在敌人心脏里进行战斗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故事就发生在苏州，因此，苏州的听众听起来感到格外亲切。不少新老听客走到后台，感谢他们大胆地创新说新，使江南书坛上出现了第一部反映革命斗争的评话。 有些了解地下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在听书以后，热情地提供了许多当时的史实和宝贵的意见。后来，唐骏驭、金声伯等也参加编演，边说、边改、边写，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江南红》从十回书扩展到二十回、三十回书。在各地演出，普遍受到听众的欢迎。当时的苏州评弹共有十几档艺人说这部书，最多时达到二十多档。一部书有这样多的艺人说，而且都很卖座，这是评弹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难怪不少艺人和听众说：《江南红》红遍江南。当时《人民日报》也发文评介了《江南红》。
潘伯英看了清代女作家陈端生写的《华丽缘》，敬佩她的才华和她为妇女争光的反封建思想。就想改编为长篇弹词，这个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他就带领龚华生、潘莉韵、徐碧英、王月香、谢婉著、徐琴韵等中青年评弹艺人一起边写边排边演。他总是开夜车写作，常常写到半夜一两点，以至通宵达旦，总之，不完成写作计划不睡觉。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起来，就帮演员排练昨夜写成的而当天要上演的书，下午，他稍事休息，夜场听上午排演出来的书，散场后，他又继续写第二天要演出的书。总共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边写、边排、边演唱了二十六回书，上座率很高，这对潘伯英和其他同志是巨大的鼓舞。后来又到常熟演出，卖座也很好。
那个时期，陈云同志适来苏州养病，到书场听《孟丽君》，并且听了《孟丽君》的全部录音，他认为这是“二类书”中的状元，曾几次接见潘伯英，当面给予赞扬。
潘伯英在上海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剥夺写作权为 止，编写的评弹书尚有：
短篇：《大渡河》、《小二黑结婚》、《阿Q正传》、《匪特往哪逃》、《千夫所指》、《隐藏不了》（参加全国工人业余曲艺会演获一等奖）、《以身许国》、《一面红旗》、《一张褪色的照片》、《张彩珍》、《回心转意》、《快把姑娘接进庄》、《刀劈马排长）等。
中篇：《小二黑结婚》（书戏）、《刘巧团圆》、《景明大楼》、《刘莲英》、《孙芳芝》、《罗汉钱》、《六对半变一条心》、《红楼梦》（与黄异底合作）、《玉蜻蜓》、《谢瑶环》、《郑成功》、《小刀会》等。
长篇：《井儿记》、《秦香莲》、《王十朋》、《借画箱》、《梁祝》、《梅花梦》、《钗头风》（以上每部书不少于十五回）、《江南红》（三十回）、《孟丽君》（二十六回）等。
此外，他还帮助曹汉昌整理了《岳传》，帮助曹啸君整理过《白蛇传》。他还写了苏剧《孟姜女》、《借画箱》、《王十朋》、《智圆梅花梦》、《五人义》、《玉蜻蜓》，锡剧现代戏《填池塘》等。
他写的开篇没有开列出来。一个人在十七八年的时间里，编写了这样多的评弹，而且其中不少成为保留书目，现在还在说唱，在评弹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无古人的。
由于潘伯英在革新评弹工作上的功绩，19印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苏州市、江苏省和全国文教工作群英会。
1954年进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潘伯英被选为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被选为历届苏州市和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委员。1956年，苏州市召开第二届文代大会，潘伯英被选为苏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解放以来，潘伯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对比了新旧社会，认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而无私。所以，他立志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50年代中期，他就写了申请人党的报告，1962年终于 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此后，他工作更加积极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潘伯英就受到巨大的冲击，1969年9月，《苏州工农报》点名批判，被打成苏州的“三家村”之一，还开了罪行展览会。他想不通，他认为自己一心一意跟党走，工作勤勤恳恳，从来不谋私利，也没有欺压过别人，怎么一夜之间，却变成了“反动权威”、“反共老手”、“评弹霸头”、“反革命”！他气得不得了，几乎要自杀。经他夫人费理初反复劝说，才没有走上绝路。在一次受过批判回家后，他对费理初说：“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事情都被颠倒过来了，正确的变成了错误，而错误的却成了正确的了！”苏州武斗停止以后，有一次，在苏州评弹协会里，也就是原光裕社大厅里，潘伯英同一些干部同时被批斗。完了以后，大家被拉到旁边的小屋里，等待各归各领回去。他那衰弱的身体已经站立不稳，呼吸急促，他从身上拿出药来吞服，这显然是心绞痛又发作了，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大家互相看望不能通话。后来，他看到旁边没有人监视，嘴里吐出微弱的声音：“我们没有错……你们要 注意身体，我是活不长的人了！”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期，许多著名的评弹艺人遭到残酷的迫害，潘伯英就是其中遭遇最惨的一个。他身患心脏病和胃溃疡，1968年11月2日含冤离开了人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8年7月14日，苏州市文化局、文联为潘伯英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上海、南京、无锡、常州等地的评弹艺人都特地赶来参加悼念。悼词中肯定了潘伯英同志对评弹革新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在潘伯英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潘伯英同志虽然没有能亲自听到为他平反的结论，但是 可以安眠于九泉之下了。潘伯英那样致力于革新，善于创作，如果说他是对评弹革新贡献最大的人，那是当之无愧的！
（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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