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县zzzz亭桥镇。祖父徐砚耕，世代业农。父亲徐达章，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间画师，以鬻字卖画并经营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达章公为人敦笃，性情恬淡。于绘画生有异禀，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尤精于肖像，兼善书法、篆刻、诗文。现存徐达章的印章有：“半耕半读半渔樵”、“读书声里是吾家”、“闲来写副丹青卖，不用人间造孽钱”等，从中可以看出其生平抱负和生活境况。正是这位艺术上小有造就的画家父亲，开启了幼年悲鸿的绘画天赋，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达章公有三子二女，悲鸿为长子，很受父亲器重。六岁开始在父亲教导下读书，同时帮助父亲田间劳动。九岁读完四书五经，随父学画，每日临摹一幅石印吴友如人物画，并学习着色。十岁已能帮助父亲作画时敷色，到年关还帮亲友邻居写春联。
    1908年，宜兴连降水灾。迫于生计，悲鸿随父沿太湖漂泊卖画，颠沛流浪。十七岁只身闯荡上海，想学西画却寻不到门路，失望地回到故里，后在邻乡彭城中学谋得图画课教职。十九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愈窘迫。他又兼任始齐女子学校和宜兴女子学校的图画课，每天往返三十余里，挣得微薄的薪水赡养家庭。
    1915年，悲鸿不甘在这偏僻的乡村埋没自己的才华，再赴上海，希望能工读之余，找到去法国学画的机会。但现实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来到上海，工作一再没有着落，离乡时亲友们凑的一点盘缠早已用尽，铺盖押在旅馆，身上穿的衣服也进了当铺。走投无路之际，遇湖州丝商黄震之，器重悲鸿的才华，安排他在“暇余总会”(商人们抽烟聚赌之所)自己的烟室中宿住。至年底，黄先生生意大败，悲鸿又茕茕孑立。这时幸好有位商务印书馆姓黄的小职员，容留他住在自己宿舍，同挤在一张床上。在上海，悲鸿备受饥寒交迫的煎熬，他曾露宿街头，遭巡捕训斥，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有时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餐。在谋职一再遭拒绝，前途无望之际，他甚至想过自杀。但正是这段艰难的经历，给了他意志的磨炼，锻铸了他坚强不屈的品格和关注民众疾苦的正义感。
    1916年春，哈同花园征人画仓颉像，徐悲鸿根据历史传说，画了一幅长着四只眼的仓颉应征，大受赞赏。暑期应邀住进哈同花园，画了两个月画。在哈同花园，徐悲鸿的绘画才能开始为上流社会关注，并经总管介绍，向康有为学习书法，拜为门下弟子。
    1917年5月，徐悲鸿得哈同花园的画酬，赴东京深入研究日本美术。年底资罄，回上海。旋赴北平，经康有为、罗瘦公推荐，教育部应诺待欧战平息后，派他官费留法。
    徐悲鸿在北平开始步入文化圈上层，结识了诸多学者名流，如蔡元培、沈尹默、刘半农、易实甫、陈师曾等等，交往密切。1918年2月，应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平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常去观览故宫或私家收藏的历代书画，眼界更为开阔。撰《中国画改良论》，发表在1920年《绘学杂志》创刊号上。
    1919年春，赴巴黎开始八年留学生涯。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以弗拉孟、高尔蒙为师，从素描入手，继而进行油画的系统训练。在一次巴黎文化名流的聚会上，又结识法国当代大画家达仰·布佛莱。以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带着自己的作品去达仰画室请教。达仰先生对他精心指导，为他解决了许多困惑不解的学习难题，成为他一生中最崇敬的法国老师。
    留学的日子非常艰苦，来自国内的“官费”时断时续，常常靠借贷度日。有时不得不画些插图，或为人画肖像做些弥补。生活上节衣缩食，经常忍饥受冻，加上学画异常勤奋，过度劳累，使他患了严重的胃病，殆及终生。1925年，“官费”无形中被取消，为筹经费，徐悲鸿赴新加坡为陈嘉庚等巨商画像。八年中，他的足迹遍布英、法、德、意、比、瑞士等国各大博物馆、艺术遗迹，悉心临摹欧洲各派艺术大师的作品，研究其风格、特点，对西方艺术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
    1927年秋留学归国。翌年1月，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创立“南国社”，并成立南国艺术学院，任绘画科主任。2月，又应聘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同时任教两校，每月往返于沪宁之间。10月由蔡元培推荐，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因学校发生风潮，辞职南归，继续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1929年5月起定居南京。
    1933年，组织《中国近代画展》赴法、比、意、德、苏五国展出，历时二十个月。这是首次向西方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当代绘画，各国政府和文化界都很关注，影响巨大。
    1935年，田汉被捕，徐悲鸿邀宗白华一起保释田汉出狱。
    1936年1月，与汪亚尘、颜文梁等组织画会“默社”。愤于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为此春夏之交流亡广西，在《广西日报》撰文斥责蒋介石。翌年冬，随中大入蜀。
    1938年4月，武汉成立政治部三厅，聘请徐悲鸿担任美术科长，由于国民党当局冷遇，未就职离去。
    同年10月，赴南洋各地举办筹贩画展，并接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邀请访印。沿途于香港、新加坡、加尔各答、怡保、槟榔屿及云南宝山、昆明等地展出，宣传抗日。至1942年夏返回重庆。所得画款近十万美元，全部捐献给抗战，赈济难民。在印度与泰戈尔亲密交往，为印度圣雄甘地画速写肖像，并于印度国际大学讲学、举办画展。
    1942年秋，继续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并受任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10月15日，参观全国木刻展，于《新民报》撰文赞扬解放区木刻家和进步作者。
    1944年夏，因长期劳累，生活不稳定，患高血压、慢性肾炎、血管硬化等病住院治疗。翌年初，扶病在中央大学任教。2月，不顾国民党特务威胁，毅然在郭沫若起草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受聘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6年夏由重庆转道上海赴北平。在上海郭沫若家中遇周恩来，周鼓励他“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到任后徐悲鸿尽力保护进步师生，参予民主斗争，还担任北平进步美术工作者发起组织的“北平美术家协会”会长。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派专机接著名专家学者南迁，面对恐吓利诱，徐悲鸿予以坚决抵制，并且团结师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解放后，徐悲鸿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他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还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与郭沫若等同志一起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面对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不顾身患多种疾病，主持教学，带头深入生活，为劳模、战斗英雄画像；到临沂水利工地写生搜集创作素材。1951年7月不幸患脑溢血，半身瘫痪。1953年，病情稍有好转，又到学校指导教学，还亲自为毕业班和进修教师上课。同年9月23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徐悲鸿担任执行主席，劳累过度，当晚脑溢血复发，26日晨于北京逝世。
　　徐悲鸿逝世以后，家属根据他的遗愿，将其代表作和毕生收藏的珍贵艺术品二千多件捐献国家。195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建成开放，周恩来总理亲自题额“悲鸿故居”。
　　
　　徐悲鸿将自己的一生与民族绘画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自觉地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青年时代提出“改良论”，欲借西画之长重振国画，使之与社会进步相吻合。留学归来，他更明确地表示：“我学西画，就是为发展中国的美术”。数十年奋斗，始终追寻着既定目标，孜孜以求。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1919年留学之前。这是他艺术的起步阶段。现存这时期的作品有《晴岚翠嶂》、《西山古松柏》、《诸老图》等。从总体上看，这时作品以毕肖为准则，手法运用较多地受西方绘画在中国早期流传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徐悲鸿自青少年时期，就具备了极强的写生能力。如《诸老图》，人物造型准确有如照相，空间处理真切而实在，完全不同于以往国画人物的表现方法。《西山古松柏》也有类似的真实感。唯《晴岚翠嶂》纯用墨笔，颇见功底，但透视方法和黑白处理，仍与传统山水有一定距离，树木造型也得力于写生。
    徐悲鸿早期艺术形成有几方面因素：一是父亲言传身教。徐达章学画无师自通，主要依赖大量对物描写，练就了准确的造型能力。徐悲鸿在父亲指导下勤奋努力，自然秉承家传。二是自幼喜爱描摹形象真实的洋画片。这是一种随资本主义早期商品倾销而广泛传播的商业美术。《悲鸿自述》记载：“时‘强盗牌’烟卷中有动物片，辄喜罗聘藏之，……心摹手追，恬然自乐。”《诸老图》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这种西洋商业美术的技法。三是接受了康有为等有识之士鼎新国画的思想。“五四”前夕，新文化思潮涌动，徐悲鸿亦坚定地站在前列。他的《中国画改良论》阐发了康有为“以神形为主不取写意”的艺术主张，提出画之目的在于惟妙惟肖，“妙属于美，肖属于艺，故作物必须凭实写，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实写，而下笔未尝违背真实景象，易以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而构成造化，偶然一现之新景象，乃至惟妙。”他把“肖”作为“妙”的基础，在艺术起步阶段便是圭臬。
    自留学巴黎，至30年代赴欧举办“中国近代画展”，为其艺术历程的第二阶段：深入探究并尝试借鉴西方绘画艺术。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创作上以西画为主；投入精力较多，艺术质量也高，国画创作较为薄弱。
    留学之前，徐悲鸿只是从一些仿品或画片上间接地认识西方绘画。当他到达欧洲，面对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收藏的历史名作，才真正领悟到西方古典绘画真实感人和引人人胜的魅力。他觉得这正是数百年来衰落的中国画所缺少的科学成分。深感自己过去作画观察和表现都不够精准，决心从头学起。为摆脱以往作画的影响，他曾搁笔两月，一笔不画，每日到博物馆观摹。以后严格地在素描上下苦功，继而学习油画的各种技法。在弗拉孟、高尔蒙、达仰等写实主义名师的指导下，继承了欧洲古典绘画的严谨画风。其精湛的技艺受到巴黎艺术界关注，多幅作品入选法国国家美展。回国后，他参照欧洲古典绘画的规范手法，开始用油画尝试中国历史题材的大型创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巨幅作品便是其代表。
    《田横五百士》创作于1928至1930年，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撷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歌颂“威武不能屈”的英勇气节。《徯我后》创作于1930至1933年，取材于《书经》，描写夏桀暴虐，受难的百姓盼望商汤带兵来解救他们。这两幅画创作手法相近，取材立意都针砭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寓意。它们集中体现了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倡导严谨的写实画风，关注社会现实，以艺术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近代画展》在欧洲五国的巨大影响，令徐悲鸿对国画的前途充满信心。1934年夏回国以后，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国画，进入艺术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深入进行“新国画”的探索，而西画创作退居次位。这一时期的国画具有如下特点：着力精研笔墨，注重笔墨的表现力和趣味性，寻求表达形式上的突破；坚持师法造化，力求神形兼备(即早期提出的“唯妙唯肖”)，开掘新的意境；渗透西画理念，形象塑造生动而坚实。
    徐悲鸿留学归来致力于油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国画作品。但这时以西方古典主义为主脑，对国画有一定影响。如具有代表性的《九方皋》，取材立意与前两幅油画类似，人物塑造以国画用线进行西画解剖学的结构处理，中西结合不像后期那样水乳交融。而后期创作的《逆风》、《漓江春雨》、《巴人汲水》、《贫妇》、《白梅》，以及水牛、猫、灵鹫等动物画，笔墨酣畅淋漓，蜕去西画筋络，以崭新的面貌为徘徊在变革中的中国画坛树立起一种新的典范。尤其是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奔马，引入书法用笔，激情奔放，生气勃勃，意境深远，为其独步古今的艺术创造，在世界画坛享有盛誉。
　　徐悲鸿是一位异常勤奋的艺术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重的教学、创作及行政管理工作，使他过早地失去了健康的体魄。l944年夏，多种疾病缠身，创作数量锐减。以后很多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客观上限制了其艺术探索继续深入。但徐悲鸿在并不长寿的一生中，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超凡的天赋，为民族传统绘画的继往开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写下中国美术史上崭新的一页。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将中西画学熔于一炉，而立足于发展民族绘画艺术。在剧烈动荡的年代，他勤奋、务实，奋斗于画坛，为20世纪的中国美术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以“真实”为核心。这里既包括真实地描写对象，也包括作者面对社会真诚的艺术态度。他早年步入画坛，正当中国绘画处于极度衰弊之际。面对陈陈相因，暮气沉沉的绘画现状，他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提出从工具材料到画理画法的全面变革。倡导绘画忠实于客观形象，忠实于自己的所见和所感。重技艺，摒墨戏，抵制逸笔草草的荒率画风。并以实证性的创作，于幽暗的画坛点燃了第一炬寻求真理的烛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画坛上最坚决的革新者。但是徐悲鸿并不主张完全丢弃传统，他坚定地继承了中国绘画“以形写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传统理论，将变革的探索始终放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他不仅善于吸收西画的有益成分，也十分注意发掘民间艺术的精华，尊重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他把民间艺术的质朴与活泼，糅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古老的中国画从文人狭隘的审美范畴中拉回来，重新回到现实生活，深受民众喜爱，在当时同辈画家中是无可比拟的。
    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还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民族命运和民众疾苦的关注，将自己饱满的激情一览无余地倾泻于创作之中。他从不以高雅自矜，许多作品都是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如1937年创作的《巴人汲水》、《贫妇》，以凝重的笔触和深沉的基调，揭示了当时四川人民艰辛的生活。1940年创作的《愚公移山》，表达了团结一心，抗战到底，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宣传抗日，他画了大量表现日寇铁蹄下民众生灵涂炭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作品，在各地产生巨大反响。郁达夫在《与悲鸿的再遇》中曾这样描写：“悲鸿先生见了那些被敌机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身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是抱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就在这里；……所以不必要的赞誉和夸张，我在这里想一概地略去，只想提一提他的国画是如何地生动与逼真，画后的思想又如何地深沉而有力。”这是郁达夫为徐悲鸿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下的十分准确的注脚。不仅人物画，在动物、花鸟等作品中，徐悲鸿也诉诸了一片赤子的忠诚。如借奔马寄托慷慨激昂、一往无前的斗志，写牛与牧童怀念故乡的平和与宁静，以雄狮暗喻民族的觉醒和正义的力量……等等。在其奋斗一生的实践中，现实主义艺术思想是徐悲鸿创作的坐标和灵魂。这不仅使他取得了突破前人的艺术成就，作品具有深刻的感染力，而且顺应时代进程，在20世纪后半期，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绘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主流。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饮誉世界画坛的艺术家，也是本世纪中国最具影响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教学中主张以科学的精神准确地认识与表现事物，注重学生的绘画基础训练，竭力抵制西方现代主义形式艺术的影响，也反对效法前人的模仿作风，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明确而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写实主义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他严格地要求学生，掌握精准刻画的技能。为此，以素描作为绘画的基础训练，认为没有素描的坚实功底，绘画不可能达到精深的境地。
    这个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写生。不仅进行室内写生，他更要求学生面对自然，师法造化，丢开现成的谱稿，到大自然中搜集充满活力的艺术形象，培养自己的创造性。他教导学生：“画马以马为师，画鸡以鸡为师……不必学我，真马较我所作马更可师法。”1947年，他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建立新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
    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与实现主义艺术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他要求学生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将绘画艺术的根，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汲取营养。留学归来，创办“南国艺社”时，他就立志“培养能与社会共痛痒而又有定见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时代之先驱”。抗战爆发以后，组织师生成立“战地写生团”，赴前线写生作画。对学生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和深入社会的活动，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还注意学生人格与毅志的培养，以身示教。对刻苦用功的学生备加关爱。一生执教二十余年，培养了一代中国的优秀画家和美术教育人才，如吴作人、吕斯百、吕霞光、刘汝醴、王临乙、杨建候、黄养辉、艾中信、刘勃舒等。蒋兆和、李斛、滑田友、杨之光等也深受其教益和影响。建国以后，徐悲鸿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全国普遍推广，成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体制的基础。
　　徐悲鸿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勤勉奋斗的一生。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民族的艺术，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精神支柱和灵感之源。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解放思想，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艺术本体和艺术历程进行反思，关于写实主义绘画及写实主义美术教育各持不同见解；但无论如何，历史都将永远记载着在20世纪的中国，在民族绘画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在现代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徐悲鸿作出了开拓性的和不可替代的最杰出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

 (郑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