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傅抱石，江西省新余市(原新喻县)人，1904年10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甲辰八月二十六日)生于南昌。祖辈在新余农村北岗乡章塘村务农，因没有农田，只有几分贫瘠的坟地，所以常年为人做长工。抱石的父亲傅得贵，童年即为地主割草放牛，后被地主的儿子用钉钯打伤，又患肺病咯血，为求医辗转到南昌，做过工、当过兵、卖过破烂，最后学了一门修补布伞的手艺，开了一问修伞铺，取字号“傅德泰”。
抱石先生的母亲徐氏，江西新建县人，也出身贫穷人家，自幼被骗卖到南昌做童养媳，因不堪虐待而逃出，十九岁时嫁给傅得贵。徐氏性格刚直，作风豪爽，认为自己的一生已经被断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尽力让儿子读书。抱石五岁就跟一个做巡警的街坊认字，七岁被送进南昌新喻会馆私塾“附读”，也就是免费旁听。在私塾断断续续读到十四岁，其间，十岁时曾入小学，但只读了半年，因生活困难而辍学，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去做小生意，还当过几天勤务兵。后来做过瓷器店的学徒，又因病肺体弱不支而回家。靠亲友的帮助，他于十四岁时得以插班进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高小毕业，直升师范预科，一年后入英文科一年级，再转艺术科一年级，于1926年二十二岁时于师范毕业。按照当时规定，以考试成绩第一，留任师范附小教员。
抱石原名长生，谱名中洲，字庆远，于1910年进新喻会馆读私塾时，改学名傅瑞麟，于1923年，由师范英文科转入艺术科时，自号“抱石斋主人傅抱石”。所以取名“抱石”，首先是尊崇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取楚辞“抱石怀沙”之意；另外，是由于爱好篆刻，与石头有不解的情结。
抱石家附近恰好有一家裱画铺和一个刻字摊，旧书店和古玩店集中地的戊子牌楼距他家也不过半里之遥。他从小就经常流连于这三处文化气息浓厚的场所，潜移默化，他常常写写画画，临摹瓷器上的彩绘，得到裱画师傅的指点，裱画店里的书画又成为他学习的范本。他更喜欢刻图章，七八岁时已开始摸索自学，九岁时得到一部《康熙字典》，得入门径。至十四岁时已积有习作多册，十七岁进入江西第一师范时，已能依靠卖印为生。
1921年，抱石先生十八岁，刚刚升入师范预科。不久，父亲病逝。学校为照顾其生活，让抱石管理图书，但报酬很少，不得已，以仿造清中末期名家画、印收入来维持生计。其所造赵之谦印最能乱真。后来得到南昌著名文士王易、陈治等先生的赏识和支持，正式开始了课余卖画鬻印生涯，成为南昌城很有名气的青年书画篆刻家。
在读师范后期，1924年左右，正值国共合作，抱石先生曾参与组织“南昌青年学会”的活动，经常阅读《响导》、《新青年》等杂志，接受了进步思想，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克复南昌，抱石做过许多宣传工作。但自1927年“白色恐怖”后，抱石从此脱离了国民党。不久受聘到省立中学兼课，并很快被任为正式中学教员，又由初中部教师逐步升任省立一中高中部艺术科主课教师，讲授图画、手工和音乐课程。
抱石先生在省立一中高中部任教，同时先后兼任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南昌私立鸿声、洪都、心远等中学图画教师。但抱石并未因此而满足，他志向远大，还想向艺术的更高层次进取。
机遇终于来到。著名大画家、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来到了南昌，抱石由朋友引荐，带着书画篆刻作品及著作去拜访。徐先生慧眼识才，对抱石的作品和谈吐风度，都极为赞赏。抱石陪同徐先生参观南昌名胜，在往佑民寺、水观音亭时，遽遇寺内偏殿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当时伤亡很多，血肉横飞，抱石和悲鸿先生一行也被震倒在地。大难不死，共同躲过一劫，悲鸿先生和抱石在感情上更加亲近了。
徐悲鸿写信给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兼参谋长的熊式辉，请熊设法资助傅抱石出国留学。
傅抱石得到公费留学补助金后，于次年，9月乘船去日本。徐悲鸿本想要抱石到法国学雕塑，由于经费少，只得改为去日本。抱石到日本后，没有立即进入学校学习，而是不停地到美术院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考察，阅读、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并购买了许多书籍画册。他首先对日本美术的现状、发展，包括美术理论、美术教育、工艺美术，特别是陶瓷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地初步研究，完成了两篇总结性的论文：《日本美术考察》和《日本工艺美术考察报告》。这次在日本，大约住了近十个月，由于没有任何收入，仅靠有限的留学补助金，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后来渐渐难以为继，无奈于1933年6月下旬从东京回国。回国后多方奔走，又从省教育厅得到一笔追加留学补助金。在安排好老母妻儿的生活之后，他于1933年9月初第二次启程到达日本。由于徐悲鸿写信介绍并提出请求，抱石得以兼任东京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录事。
1934年3月，抱石先生进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今武藏野美术大学前身)研究科学习。主要随金原省吾教授攻读画论和东方美术史，同时学习雕塑、绘画，并研究工艺美术。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梅译和轩著《南宗画祖王摩诘》、金原省吾著《唐宋之绘画》、《东洋美术论》、《线的研究》，编译《基本图案学》、编著《中国绘画理论》并发表了《读顾恺之至荆浩·中国山水画史》、《苦瓜和尚年表》、《中华民族美术展望》等许多重要论文。
1935年5月，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办了“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展出作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篆刻、印谱等，共一百七十五件。展出反应热烈，真正轰动了东京艺术界，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大画家横山大观，大书法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著名文学家、日本文坛盟主佐藤春夫等都到场参观，并都买了画或印。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金原省吾先生亲临展场主持。
正当抱石先生沉浸于个展成功的喜悦，并积极筹备将于名古屋举办第二次个展时，突然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先生忧心如焚，不得不匆匆回国。
当年9月，应徐悲鸿先生聘，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担任了兼任讲师，讲授美术理论和中国美术史课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8月淞沪抗战爆发，形势紧张。中央大学决定西迁四川，教职员疏散。抱石奉命迁出南京，先移居安徽宣城，11月迁返家乡南昌。为了安全，以后又率全家避往新喻农村老家。
在日本留学时，抱石先生结识了郭沫若。郭先生对抱石十分器重，抱石经常拜访求教，探讨学问。郭先生为抱石的许多画题了诗。两人感情深挚，“交在师友之间”。
1937年7月，郭沫若自日本返国。两个月后，国民政府发表国共合作宣言。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下，三厅集中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的文学艺术家，如田汉、阳翰笙、冼星海、张曙、倪贻德、叶浅予、李可染等，共数百人。傅抱石是参加三厅工作最早的人之一。
抱石在三厅任郭沫若厅长秘书，工作期间，经常往来于株洲、衡山、衡阳、东安、桂林等地，历经武汉保卫战、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为抗日宣传，尽心尽力。并协助郭沫若处理行政事务，起草讲稿、公函和重要文告，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9年4月，抱石先生带着妻儿、岳母全家五口，备受艰辛，辗转到达四川重庆。那时中央大学早已迁在重庆开课，从8月开始，抱石受聘又去教书。
1941年，经教育部审定，抱石晋升为正教授。1942年陈之佛受命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抱石被邀协助工作，任校长秘书，并兼任教授。
1948年8月日本投降，抱石候至1946年10月方才回到南京，仍任教中央大学。
南京解放前夕，各大学又有迁校之议，许多人动员抱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他仍以家口拖累为词，坚决拒绝。为逃避战火躲开纠缠，于1948年12月又率全家返抵老家南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抱石返回南京。
解放后，抱石十分兴奋，他热爱新中国，决心为人民做好工作、做出成绩。他表示“愿在艺术工作和艺术教育工作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努力以赴。”他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的洗礼，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整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他接受运动的冲击，真诚地悔恨自己，认为自己的“思想受到资产阶级严重腐蚀”，甚至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勇猛精进，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尤其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抱石更加谨言慎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解放初期，抱石的唯一忧虑，是对自己视为生命的事业，中国画教学和创作的前途——也是对整个中国画的前途，感到担心。解放后国画一度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导致对国画艺术的完全否定。1950年，抱石在南京大学美术系所教的书画、篆刻、绘画理论和中国美术史四门课程，相继全部被取消，他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但抱石很快就醒悟而振作起来，他坚持真理，开始大声疾呼，在文联、美协、政协及学校的各种会议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不断发表讲演、发表文章，积极宣传提倡国画的优秀传统，旗帜鲜明地既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终于引起各方重视，争取到政府支持，拨款救助了部分生活困难的国画家，使许多画家归队或得到工作安排。后来又参与组织南大、南工的美术教授和社会上的一些画家到建设工地写生，创作了一批反映生活的新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抱石调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3年南师美术系成立了中国画研究室，他任主任，又开始了中国画等课程的教学。
二
抱石对中国画艺术倾注了毕生的全部心力，他为推动中国画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不断地呐喊呼吁。早在20年代就已开始对有关中国画的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的最早著作《国画源流述概》完成于1925年，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从此努力著述，特别是1935年自日本留学归来，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发表，直到1965年病逝，一生大约写了一百五十余篇(本)美术论著，约有两百多万字。他的著作有关于中国美术史、绘画理论、美术评论方面的，有关于金石篆刻、工艺美术、绘画技法方面的，还有创作经验、心得体会方面的等等。他所研究的范围，涉及美术的各个层面，非常宽广而又深入。这些文章，即使是谈技法的，也不只是纯谈专业知识，更着重阐扬中国绘画的民族精神，探讨中国绘画的基本要素和核心思想，并给我国绘画以高度评价。文章中，他在“邈想中华民族美术的灿烂，认识近数十年美术的危机”，“非常诚恳、非常热烈”地憧憬着“中华民族美术伟大的未来”。
他认为“中国的绘画，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较别的国族的绘画是迥不相同的!”他说“中国绘画既有这伟大的基本思想，真可以伸起大指头，向世界的画坛摇而摆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我们不应妄自菲薄。”
更重要的，面对当时中国画坛陈陈相因保守僵化的局面，他指出，中国画必须“变”，也就是中国画要改革、要创新。他说：“中国画需要快快地输入温暖，使僵硬的东西先渐渐恢复它的知觉，再图变更它的一切。”同时，他也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一生都处于不停地探求与创造之中。他自刻两方常用闲章，使用了一生。一方是“踪迹大化”，一方是“其命唯新”。直到解放之后，反复强调石涛的话“笔墨当随时代”。1961年发表《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一文，更明确地赞同改造思想深入生活，适应时代的要求。认为“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正是抱石先生打破了画坛的沉寂，冲破了僵化的藩篱，他以生动有力的作品，使画坛充满生机，使世人耳目一新。
抱石被称作“画中奇士”、“革新的健将”’“传统绘画现代转型的全新开拓者”。有人赞美他“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194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推崇傅抱石：“在传统与革新之中，独具建树，趣味新颖而风格高古。他的作品结构雄奇，意境深邃，线条飘逸而挺秀，设色沉毅而瑰丽，用墨浑润，用笔苍劲。写人物表情入神，呼之欲出；写山水变化万千。穷宇宙造化之秘，实开我国绘画的新纪元。”
抱石早年对传统绘画作过深入地长时间的研究，熟读了古代画史画论，临摹过许多先贤名迹。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明末遗民画家石涛上人。再汲取石zzzz、梅清、程邃、萧云从、龚半千等诸家之长，并上溯宋、元，融会贯通，提炼升华；将传统的乱柴、卷云、斧劈、
拖泥带水等皴法，熔于一炉，加以行云流水般的天才发挥，横涂竖抹，一气呵成，遂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被世人称之为“抱石皴”的画法，从而也就形成了他的绘画独特风格。
抱石作画、充满激情，尤其在酒醉微醺之际，常常打破一切法理常规，所作笔墨酣畅，苍茫雄奇，有纵横捭阖不可端睨之势!他说：“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这就是庄子所谓的‘解衣磅礴’。”也就是先生自己所谓的“往往醉后”。
抱石的人物画，则皆为“上古衣冠”，题材大多取自古典诗词及晋唐、明清之际的人物、故事。其画法、造型及线条，虽来自顾恺之、吴道子、李龙眠、陈老莲诸先贤，但绝不是简单的因袭模仿，而自有其不落俗套窠臼的独到之处。其线条飘逸劲挺，却灵动飞舞；看似杂乱而实则具足力量、韧性和速度，有着强烈的节奏、规律和表现力，与其山水画中的“抱石皴”有异曲同工之妙。
纵观抱石艺术发展历程，约略可分为几个阶段。即南昌时期、重庆时期，南京时期和解放后时期。
一、南昌时期：从20年代到1936年，是抱石艺术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抱石还在致力于向传统学习，个人的风格特点还在孕育酝酿之中，但已开始接受日本某些画家的影响并在作品中已隐约透露出一种欲从旧传统中寻求突破的意图。
二、重庆时期：从1937年至1946年，是艺术的成熟时期。1942年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那就是著名的震动山城的“壬午个展”。这是一批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画，它一扫传统中国画的程式俗套，完全抛弃了陈旧的勾、勒、点、线，独创的散锋“抱石皴”已经成熟。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如画家张安治先生评论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水墨，简直是西洋印象派以后的作风，画山石的效法亦前无古人。随意纵横，信笔点染，确已做到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超然境地。”
他的一大批名作就此诞生，如《画云台山记图卷》、《观云图》、《观海图》、《初夏之雾》以及关于石涛的系列史画《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访石图》等。他的人物画也开始登场，《屈原》、《陶渊明像》、《龚半千与费密游诗意》、《张鹤野诗意》，都是抒发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作。
“壬午个展”后，1943年和1944年，先生又连续在重庆、成都举行了数次个展，思想更加深刻，技法更加完美，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获得更大的成功。又一批代表力作面世，如《万竿烟雨》、《巴山夜雨》、《潇潇暮雨》、《竹林七贤》、《虎溪三笑》、《湘夫人》、《文天祥像》、《苏武归汉》、《丽人行》等等。作于1944年的《丽人行》，于五十多年之后在北京的拍卖会上，竟以高达人民币一千零九十余万的价位拍出，创造了中国画拍卖价的最高纪录。
三、南京时朗：指1946年自四川复员返宁到南京解放的一段时间，是抱石先生绘画艺术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期，抱石先生举办过两次个展、一次与徐悲鸿、陈之佛等六人的联展。
这一时期，是抱石先生绘画艺术的发展时期。由于经过重庆时期几次个展的火爆场面，先生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得以冷静的反思，他的独特风格面貌始终未变，但画面上多了些规整，少了些狂率，其艺术逐渐近入不瘟不燥炉火纯青的境界。1947年抱石先生在上海举办个展，郭沫若先生为文写道：“傅抱石教授在中国画坛上有他卓越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事。他的才力丰裕，学力深厚，工力稳健。作画大有气魄而不荡逸规矩，时新机杼而不卖弄才气。韩退之于其为文，以‘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自标举，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可以移来评抱石其人及其画的。”“军兴以后，居蜀八年，蜀中之山水奇气，战时之烽隧严警，错节盘根，惊心动魄，遂使今之抱石更已zzzzzzzz乎迈入大家之林。欧美人士之识画者亦无不讶其独造。”
此时，他的画已开始走向世界。在英国被印成画片，在法国被《画室》杂志印作封面。美国艾维廉博士为他的画写文章，说“值得惊赞”，“一再陶醉”。说“傅先生的画里面，最显然的特性就是富于历史性。”“傅先生的使命，在于使中国人自觉其国魂与本性!使回忆其祖先的光荣，以鼓舞现代的青年。……这些古色古香、使观者悟得‘大道不二’的真理，就艺术的观点而论，这就是中国画法在世界艺术中特有的品性。”
四、解放后时期：1949年10月南京解放至1965年9月抱石先生逝世的整整十六年，是抱石先生艺术的辉煌时期。解放后他没有再举办过个展，他的前进足迹，记录在他所参加的历届全国美展图录和每次写生活动后所出版的画册上。
解放后抱石先生学习并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这使他的创作不得不进行重大改变。解放初，对这种改变还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比如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更喜岷山千里雪》，由于缺乏生活体验，只好参考日本横山大观的雪景，但他一直努力进行新题材的创作尝试，孜孜不倦地进行多方面的探索研究。过去他最善于用他的画笔阐释古典诗词，1950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了毛泽东诗意画的创作，第一幅是《清平乐·六盘山》，接着又完成了《沁园春·雪》、《七律·长征词意》两幅，以后他把毛主席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几乎都不止一次地画了又画。《芙蓉国里尽朝晖》、《苍山如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虎踞龙蟠今胜昔》等画，都是他非常优秀的作品。而巨幅《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高五米半宽达九米，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空前。画面“天地相接，山川相连”，喜马拉雅白雪皑皑，江南沃土红日高照，锦绣河山，光辉一片。如今高悬在人民大会堂，成为国画经典性的代表名作。
1957年，抱石先生受命率团访问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异国风光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所到之处，手不停挥，画了四十九幅东欧写生。他运用中国的传统笔墨，却表现了充满欧洲情调的作品，画法有许多新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
1960年，江苏国画家组成国画工作团，一行十三人在抱石先生率领下，先后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重庆、武汉、长沙、韶山、宁乡、广州等六省十余城市，访问写生，时间长达三个月，行程二万三千余里。这是一次最重要的写生活动，产生了一大批反映祖国大好河山，反映建设新貌的优秀作品。于次年在北京举办了“山河新貌——江苏国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出版了画集。在这次写生活动中，每个画家都获得了丰厚的收获，除了“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外，绘画技法技巧都有很大提高和很多创造。抱石为此写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一文，他自己也创作了《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黄河清》、《山城雄姿》、《枣园春色》、《陕北风光》等一大批必将传世久远的代表作。
此后，1961年与关山月结伴赴东北写生，1962年赴浙江写生，1963年赴江西革命老区写生，每到一地，都为画坛带来了精美的图画，多彩多姿，令人应接不暇。如大幅《镜泊飞泉》、《井冈山》、《天池飞瀑》、《关公桥》、《新安江发电站》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构。
总之，解放之后，抱石作品的题材越发宽广多样，作品的气度趋于雍容庄重，气势更加恢宏壮阔。技法灵活多变，有许多新创造；笔墨雄奇浑厚，更加自由奔放。他的画笔既描绘了祖国的山河壮丽，也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他的作品得到空前的提高，使他的伟大艺术真正达到了巅峰的辉煌。
解放后，抱石曾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省美协主席、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5年9月29日，抱石先生病逝南京寓中，享年六十一岁。
(叶宗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