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斯百，1905年10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太平桥村，曾用名则男。父吕渭清是小学教师，母唐氏从事农业劳动。家境贫寒，吕斯百从小便帮助其母做力能胜任的农活。母亲望子成龙，竭力支持斯百进学校读书，他便跟随父亲上学。吕斯百上过六所小学才得以毕业，有三所小学在浙江。由于经常变换环境．长途跋涉，到陌生地方生活和学习，同学多是新交，使吕斯百逐渐形成了自立能力较强，多做事少说话的内向性格。每次出去上学。母亲总要语重心长地再三叮嘱，要专心读书，做一个有用的人。父亲常常鼓励说不能怕苦，只有能吃苦将来才能有作为。这些家训，影响了吕斯百一生。小学毕业，吕斯百约了同学，到南京投考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考取。
吕斯百读小学的几年里，因不在母亲身边，父亲工作繁忙照顾不周，以致曾经几次得病，体质单薄。这回考取省四师，一家欢庆之际，他却不幸患了伤寒病。斯百经父母全力求医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是身体已极其衰弱，无法按期入学，只好休学一年。
吕斯百幼年在偏僻的乡村，难得见到图画。家里和左邻右舍用的火柴盒子上的标贴各式各样，最早引起了他的兴趣。并没有谁教他，自己用树枝竹棒在沙地上试着描画。上小学之后，对图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业都获高分，成绩优异，这些逐步奠定了他学习美术的志向。他在师范班五年毕业，受得师长的表扬和鼓励，特准直升附设的艺术专修科继续深造。1927年还没有开学，适遇北伐战争，学校停办。吕斯百便踏上小学讲坛，当了教师。由于和学生较多接近，增进了他献身教育工作的感情。但是，他觉得知识和技能还很不够，亟望有机会继续提高。当得知蔡元培被任命为政府的大学院院长，对教育有革新主张时，吕斯百非常振奋，邀集省四师艺术科的同学联名上书，要求将艺术科并入东南大学。这个要求获得蔡元培的批准，定名为艺术教育专修科，隶属教育学院。东南大学后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吕斯百入学后，得到他早就仰慕的徐悲鸿教授的指导，其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深得徐悲鸿先生的赏识。吕斯百当时的成绩是班中佼佼者。
1928年暑假，徐悲鸿应福建教育厅的邀请，创作了一幅表现“五卅惨案”烈士蔡公时的大油画，完成后婉谢不受重酬，只希望能给一个公费留学生名额，派他的优秀生去法国学习油画。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了同意。徐悲鸿心中选派的就是吕斯百。而吕斯百却认为班上同学王临乙成绩很好，与自己不相上下，断然决定谦让。徐悲鸿接吕斯百回信，感到为难。厅长知道此事之后，觉得吕斯百品格可贵，毅然决定再增加一个名额。徐悲鸿乃安排吕斯百去学油画，王临乙去学雕塑。1928年，吕斯百到了法国，考取里昂美术专门学校。
身居异国的短短时间里，吕斯百深感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是被瞧不起的，备受冷遇甚至侮辱。他默默地策励自己，要加倍地刻苦学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显示中国不可侮。
吕斯百遵守校规，虚心接受老师的指导。功夫不负苦心人、三年学习屡考第一。他的构图能力特别强，作品总是受到嘉奖。在生活上，他对衣食住都十分节约。三个中国同学合租一个小房间，到美术馆临画都是喝自来水，啃干面包充饥。后来又因国内政局变化，留学官费中断。他参加该校的巴黎奖考试，结果得到了法国部分的庚款公费补助。吕斯百在里昂美专，埋头锤炼基本功，课余时间都是进里昂国立博物馆，参观、研究、临摹前辈艺术大师的作品。法国19世纪的大画家夏伐纳的一幅大画《乐园》挂在美术馆入门楼梯边，他以极大的毅力，一丝不苟精确地临了下来。整幅作品的精神和表现手法，达到乱真地步，博得老师和同学惊叹。三年学习期满，他的毕业油画创作《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1年里昂美专毕业后，吕斯百到了巴黎，考进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同时在巴黎儒里盎油画研究院研究油画，选择著名画家劳朗士为导师，学习成绩更有提高。在法国，画家能参加春季沙龙是莫大荣誉，他的作品不仅有两幅入选了巴黎春季沙龙，而且在里昂春季沙龙中得了奖。吕斯百留学六年，经过勤奋学习、研究，取得了优越成绩，在法国画坛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华，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民族争了光。
二
1934年，吕斯百的公费留学期满行将回国。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和德国边境城市游历考察，对各国大师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的杰作参观研究，更丰富了他的学识，进一步提高了艺术造诣。结束留欧生活，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抱着把自己的艺术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的一片爱国热情，吕斯百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教授，同时，他还接受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的聘请，兼课一年。
从1927年起，徐悲鸿以中央大学艺术系作为实行“走现实主义道路，振兴中国艺术”的教育基地，在此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徐悲鸿校内外工作十分繁忙，自从吕斯百受聘之后，便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分担系行政工作。吕斯百艺术成就大，不仅教学好，分担的工作又极其认真负责，并能遵照徐悲鸿的办学意图努力付诸实施。因为徐悲鸿有出国任务，后来又去广西，系主任工作完全交由吕斯百料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大内迁重庆，徐悲鸿赴南洋、印度一带展画筹款，支持抗战和救济灾区。吕斯百乃由非正式而转为正式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担任系主任。(中大教育学院于1938年改名师范学院)
吕斯百主持中大艺术系自始就有理想，有抱负，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教育思想，把这个系办得有声有色。他在1934年《中大艺术系系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的文章，总结过去，阐述设想。这篇文章对当今艺术教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美术教育》于1992年第3期重新全文发表。吕斯百在文中介绍中大艺术系的学风说“系的精神抱负与成就，亦就是徐(悲鸿)先生的精神抱负与成就”。实施的就是“非天才主义”教育，“注重基础的培养，顺应个性的发展”。同时提倡“教授以身作则，以导为本”，希望学生“充实修养，融会贯通，自树面目”，强调“美的最高级是至善”，把学生“修养安置在最高级”。
吕斯百沿着他的办学设想，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工作，逐步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聘请功力深厚、适合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画家和史论家任教。教学设备亦逐步添置。其间有九年因抗日战争而内迁四川，在艰苦的条件下，他苦心经营。还于1943年恢复了一度停办的音乐组。当时的音乐组也就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前身，是国内培养音乐师资及专才受到好评的系科。抗战西迁，交通运输困难，吕斯百想方设法将设备运走。除巨大的石膏像无法搬迁外，其余全部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归来，他四出寻找未及迁走的巨大的原翻版名贵石膏像，除《酒神》一座未知下落之外，其外的《维纳斯》、《掷铁饼者》、《亚波罗》、《奴隶》等，全搜索回来。这些石膏像是国内所仅有的，至今仍是南师大美术系的珍贵教具。
中大实行学分制，艺术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国画、西画、美术史论、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学生课外还可以学雕塑。为适应加强艺术师资培养的需要，他开设《图画教学方法》课。他提倡学生学木刻、漫画。当时学生自筹出版了《现实版画》期刊，受到他的支持。在艺术系旁听的李典(流丹)，后来成了著名版画家。在旧社会，艺术教育事业举步维艰，吕斯百并不能完全如愿地开展工作。解放后，他回顾说：“解放前，我深感艺术教育之于中国的需要，所以牺牲了个人的创作时间，想把中大的艺术系搞好，但是在过去的环境之下，自然吃力不讨好。我很早看出中国艺术教育不能推进，完全由于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我徒有深切的反感而无作为。”
吕斯百的夫人马光璇是国民党元老吴稚辉的外甥女。当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往台湾搬迁，传云南京将成为战场，吕斯百好些亲友都纷纷走了。吴稚晖走前对他俩说：“走不走由你们自己决定，要走可以跟我一同走。不走，你们教书的人留下不要紧，总有饭吃。”在这去留的关头，吕斯百收到徐悲鸿的一封信，要他留在大陆，于是他决定留下了。北平解放，广播电台传来了徐悲鸿在北平对文艺界朋友的讲话，吕斯百更信心百倍，坚决地迎接解放。
三
南京解放后1949年10月，吕斯百奉命上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他总结说：“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甘愿在新社会做一个螺丝钉。”
1950年8月，吕斯百结束革大学习，9月即奉派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解放初的西北交通险阻。去兰州是火车抵达西安之后，转乘长途汽车，在黄土高原的山野里颠簸，至少四天三夜才到达兰州。路上吃的住的都极简陋，谈不上卫生。旅店里老鼠乱窜，被子上跳蚤血迹斑斑。遇到汽车抛锚，要在肮脏的窑洞和马牛羊一起过夜。抵达兰州，还得再乘两个小时马车颠簸才到学校。宿舍的墙是土夯的，窗是纸糊的。室外一口瓦缸盛着黄土水供使用，点的是煤油灯，烧的是柴火灶，睡的是硬板床。室外周围一片黄土沙丘。这些情况，吕斯百写家信从未说过。假期回南京，总是大讲西北黄土高原的特色，景致的美丽，领导的支持，艺术系发展如何的迅速等等。使听了的人都想去。他的夫人第一次探亲按指点的路途去看他，亲历其境，简直大吃一惊。但是，她能理解吕斯百，吕先生一片爱国热情在旧社会不能发展的忧郁得到了解脱，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怀着一股对个人无所要求的奋发激情，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地工作。
当时的西北师院，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美术音乐专业，只有一个简单的劳作科，矮小而破烂的土房做教室。吕斯百到职后，精心筹划创办艺术系。将土房修整，改建成为画室、琴房，很快便使艺术系初具规模。开设有美术和音乐两个专业，有本科、专科、预科等不同学制。画架画凳、静物台、画柜、画桌、图书柜等等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他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文物商店先后购置了大批石膏像、钢琴、乐器、图书和书画名作。亲自拜见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求画。陡剑珉教授回忆说：“吕先生筹建艺术系的操劳事迹有些是今天人们难以相信，但确是真的。例如有些贵重石膏，为防损坏，乘敞篷汽车时他抱在怀中，一路到达兰州。他为系里购买设备都是乘假期回南京之便，从不报销差旅费。西安乘汽车到兰州近千公里，路经华家岭，冬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左右，其辛苦程度可以想见。”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吕斯百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路线安排课程，力求基础训练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注意民族传统的学习，组织年画创作，带领学生去敦煌、麦积山等地参观写生，将古代文物艺术品运到学校展览，组织教师晚间学习国画。经常举办全系性速写有奖比赛，并亲自指导晚间速写练习。学生杨鸣山，毕业后念念不忘吕先生的教诲。他曾在速写比赛中获一等奖，吕先生以自己的俄华字典赠送鼓励。杨鸣山现在是澳大利亚皇家美术学院院士，澳中友好美协理事。
另外，他还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举办各种展览及宣传工作，提高学生社会服务的实际能力，定期组织全系教师研讨教学问题，开展评比。不仅改进了教学，而且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
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吕斯百强调观察，启发感受。他认为对事物要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主张以书写的方式，再现形象的艺术美，反对摹拟自然或矫揉造作。培养学生概括取舍、突出重点、表现本质的能力。鼓励在不违背不歪曲现实的前提下，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
吕先生素描教学，有一套适合艺术专业的科学教学方法。1955年，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时规定推行苏联契斯哈可夫素描教学体系，学生一律改用削尖的铅笔画素描，作业时间拖长。执行结果，弊端很多。特别是契氏强调形体只有面没有线、不用线的说法带来了对中国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抵触，造成了思想混乱。吕斯百有不同意见，但当时的形势是学习苏联“一边倒”。他照顾大局，因势利导，采取加倍强调速写锻炼的办法，使学习掌握线描的技法，并保持敏锐的感觉。全系速写练习成风，争当模特儿。据当年毕业后留校，现已是教授的几位教师说：当时吕先生现场示范作画，为许多同学、教职工画过速写像，不少作品至今还被保存着。
吕斯百在工作、教学、生活诸方面都以身作则。他按时上下班，上课从不迟到早退。带头编写教材讲义，他重视解剖学，曾编出一份有个人独到见解的《解剖学》。打扫卫生，布置环境，文体活动，植树造林等活动都领头干。他每晨六时起床，坚持太极拳运动。用的是老挂表，穿的是平底布鞋，在风雨泥沙的道路上来回于学校宿舍之间。他独身居住在平房陋室，劈柴生火，烧水煮饭，扫地铺床，洗衣补袜样样自己动手，从未雇过佣人。
经吕斯百七年的苦心经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从无到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师艺术系科，崭新地屹立于西北大地，成为西北艺术教育的摇篮，培养了大批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的人才。现在西北文教部门的一些负责人，高等师范院校及中等学校的美术骨干多是当年吕斯百的学生。他为西北艺术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1957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在南京大学执教法语的夫人马光璇教授因单位缺人不能调走。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则已具规模，师资基本齐全。安排好系主任接班人后，吕斯百便奉调回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南师院美术系的前身就是中央大学师范艺术系。解放后中大更名为南京大学艺术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大的艺术系调入新建立的南京师范学院，美术音乐分建成两个系。所以，吕斯百是离开了八年重又回来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工作的。他把兰州的经验和中大艺术系的一些可取办法加以运用，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献计献策，亲自领班，使美术系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58年，俄罗斯造型艺术在上海展览，吕斯百争取到经费，亲自组织能画油画的教师分批前往临摹，自己带头临摹了列宾的名作《黑女人》。这个活动既得到一批苏联优秀艺术摹品作范画，又使教师得到机会进修学习。为完善培养师资的课程设置，吕斯百先生倡导增开了水彩、书法等课，加强了图画教学法及教育实习。
50年代早期，在美术系，对于提倡创作是否会影响学生师范专业思想的巩固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吕斯百认为我们培养的师资应当是具有较高的美术水平，学生将来既能胜任教课，还应当具有创造能力，这是社会的需要。美术教师亦是文艺工作者，具有创作能力是必要的，提出以创作带动基本训练的主张。这种看法受到教师们的赞同，系里实施了艺术实践与教育实习并重的教育计划，定期组织师生下乡下厂体验生活，练习创作；鼓励师生办画展，参加社会上的美展。
吕斯百一如既往，极为重视对青年教师的提高培养。他调南师不久，于1959年就派遣青年教师李有光、陈通顺前往敦煌，作为期三个月的临摹进修。甘肃敦煌，保存有古代丰富的美术珍品，80年代以后，前往临摹学习者渐多。而50年代，由于地处僻远，交通困难，生活艰苦，经费开销大，单位派人前往者甚少。吕斯百看准了青年赴敦煌进修的价值，竭力争取而获得校领导的批准。这两位青年教师的临品，填充了美术系的古代示范画，专业水平获得很大的提高。吕斯百看中了青年教师尉天池，对他进行重点培育，吕先生亲自登门请任教于教育系的书法家沈子善教授担任指导，尉天池勤学苦练，终于成为有成就的书法教授。
吕先生对己俭朴，对公费开销尽量节约。1964年，学校安排他去海南岛作为期三个月的写生。吕先生已年届花甲，到海南岛后，军区司令员指派了一辆军用小车、两个战士归吕先生调遣。但吕先生头天用了一次再也不肯接受，住宿也尽量找普通房间。他为人谦虚热诚，从不道他人之短，更不言己之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志。1960年前后国家困难时期，他把教授特有的食品照顾票券及实物转赠困难教师，教师生病总要亲自探望。1962年笔者和水彩画教研室主任杨云龙因肝病住进郊区柳营疗养院，心事重重。吕先生前来慰问，使我们感到莫大鼓励和慰藉。
吕斯百在高师美术系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教学并担任系主任工作，和教职工团结合作，促使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模式、体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计划逐步完整完善，培养出了一批批杰出的美术人才，并对全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吕斯百的艺术创作大都是利用假日或工作间隙进行，画出了不少独具风格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不仅在当代油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在留法期间，吕斯百注意从优秀的西洋传统绘画中汲取营养，博取众长，融会贯通，探索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他的油画的主要特点是雄健朴素、浑厚而有力，画面没有虚假矫揉造作习气。画笔洒脱，颜色纯化而雅致。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油画家常书鸿当年在法国见了他一幅静物《梨》，激动地用法语连声赞扬“真是了不起！”吕斯百留法时期的代表作有《野味》和《水果》等。
从回国到解放这段时间里，吕斯百运用他深厚的知识技能，纯熟的绘画技巧，抒发个人感受。他在作品中既注意充分展示油画的特有功能，又致力于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探索。题材除人像、静物之外，多以农村田野、河川山色入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平凡景物，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诗意。直率淡泊，表现了对生活情景独有的纯朴感情，博得“田园画家”的美誉。在油画民族化的行列中他是前驱。他说：“我一直有用油面手法表现国画传统特点意图”，“油画民族比是必然的道路，而且是极为宽广多样的。”他的中国书法很有功底，美术系讲师华采真有幅在江苏省美展受到好评的国画《练武》，题字是他写的。人们看油画都是站得远远的，有次展览会上唯独有几个人在吕斯百的画前贴近边角，琢磨议论。原来他们是书法爱好者，在赞赏吕斯百先生用硬笔的签名。吕先生还能画国画。1941年在重庆，日寇昼夜狂轰滥炸，他以愤慨的激情画了一幅生机蓬勃，劲健有力，茎叶冲天的荷花，并题上“炸弹下之荷花”六个苍劲大字，运笔用墨都是有一定水平的。(这张画参加抗日救灾义卖展览，不知谁买去了)他对中国书画有研究，对油画民族化有见解。中国画的笔法、布局诸方面往往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国画写生重“目识心记”，吕先生画人像是允许对象谈笑自如的。他有幅《四川一农民》曾在苏联展出，受到好评。作品之成功，不是对象呆坐所能取得的。西洋画静物一般都是画的死鱼，吕先生有幅《鲇鱼》，一看就知盘子里的鱼是活的，还有一条蹦了出来，作品人见人爱，现为中国美术馆珍藏。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庭院》、《菊花》、《白蔷薇》、《湖上》和《四川农村》等。
新中国成立后，吕斯百以充沛的热情，深入生活的新领域，以他娴熟的画笔为工人、农民、解放军作画，画出了他新时期的佳作。作品以热烈明快的情调，代替了过去作品中的幽静。同时由过去大量以静物风景为题材，转向了英模人物和革命史画的创作。其个人艺术风格更加成熟，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气派和现实主义艺术持色，倾注了他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敦厚情感，并以艺术家的慧眼发现了西北黄土高原美的价值，创作了不少新作品。《瓦子街战役》是1957年中央军委、兰州军区组织创作的一幅大型油画，是歌颂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由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由吕斯百主笔集体创作，历时八个月。吕斯百曾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数易其稿。作品完成后，彭总亲自审查，充分肯定，并接见了吕斯百(此画当年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吕斯百先生这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少先队在海滨》、《海上节日》、《陕北山村》、《大理花》、《千佛洞》、《延安小景》、《又一条桥通过黄河》和《长江大桥》等。
吕斯百留学回国以后，参加历年全国、省市的美展，又曾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部分作品为国家收藏：出版《吕斯百画集》，其系列创作收集在《江苏十年美术作品选》、《江苏油画作品选》和《油画名家作品选》等。
吕斯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1月含冤逝世。
(谭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