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作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江苏苏州一府吏家，为第十子。祖籍安徽泾县茂林村。说来也巧，吴作人出生之日正逢慈禧太后生辰，其父借这个“良辰吉日”给他取名之寿。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于是号作人。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吴作人一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10月1日为自己的生日。
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1873—1912年)，号慰萱。曾在上海制造局任职。思想进步，与戊戌变法的革新派有涉，在吴作人四岁时，于一次赴宴时被人谋害，中毒身亡。于是，一家三代十几口人的生活，全依赖十四岁的长兄吴之屏当职员的工资和祖母、母亲糊火柴盒的收入维持。吴作人形容当时困苦的家境是“一片灰暗色”。他六岁时入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小读书，读到三年级因无钱交学费被迫休学三年，直到1921年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附中。
二
吴作人从小喜爱绘画，是受到祖父的影响。
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1832—1884年)，号平畴，生于安徽泾县茂林村，青年时期因倾向太平天国，投奔镇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后来成为苏州的著名画师，以画花卉翎毛见长。他留下的许多画作，给了吴作人最早的美术启蒙。1926年，吴作人升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本科学习，开始接受西式美术教育。一次，他从上海《时报》画刊上看到了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作品，深为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所感动，说：“我若有朝一日得师悲鸿习画，那才是我毕生最大幸事。”于是他决心学习美术，走艺术的道路。不久、苏州工专建筑科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吴作人不愿去南京读书，决心留在上海学美术。正巧报上刊出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该校美术系由徐悲鸿先生执教。吴作人就毫不犹疑地到当时的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报考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但是徐悲鸿并没有在这个学校任教。后来，徐悲鸿偶然看到吴作人的素描很赞赏。说：“在这幅习作中已孕育着创造的能力。”并将自己的油画画稿《田横五百士》交给吴作人、王临乙(后为我国著名的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放大到画布上。这幅闻名遐迩的油画《田横五百士》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
上海艺术大学于1927年冬停办，翌年2月底，南国艺术学院应运而生，田汉任院长。南国艺术学院办院方针明确是“无产阶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目的是让“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参加吾等在野的艺术运动”。该校设三个系。文学系由田汉主持，戏剧系由欧阳予倩主持，美术系由徐悲鸿主持。吴作人入南国艺术学院学习，从此才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学生。他除了认真学习绘画之外，还热心参加演剧活动，并和张曙(后为著名的音乐家)拉小提琴和二胡为歌剧伴奏，展露了他在戏剧和音乐诸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后来徐悲鸿到南京任教。1928年9月，吴作人追随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课余积极参加南国社的进步文化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不满。1929年初冬，不等学期终了，艺术系学生会借口没有“旁听生”先例，就将吴作人等三人从上海来的旁听生驱逐出中央大学。徐悲鸿十分气愤，鼓励他们去法国留学。
离国之前，1930年3月27日，田汉在上海为吴作人、吕霞光、刘毅(刘艺斯)举办了画展。同年4月，田汉送吴作人一行登上了阿托斯第二号轮船，离开了上海。
三
经过三十多天海上航行，吴作人一行于1930年5月到达法国马赛港，然后转赴巴黎。在当地中国留学生帮助下，吴作人先后在巴黎自由画院、罗浮学校进修素描，并得以在罗浮宫免费临摹原作。在将近四个月时间里，他每天将早餐省下的面包带进罗浮宫作午餐，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在那里不断临摹经典名作，获益匪浅。
四个月后，吴作人考入巴黎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以工养学维持生活和学习。正当他生活困难之际，中国驻比利时公使谢寿康得知将有一个庚款助学金名额，就通知吴作人来布鲁塞尔。十月，他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校巴思天教授工作室高班学习。巴思天是欧洲久负盛名的艺术家，弗拉芒派传人，但不保守，迄今被公认为D’Auderghem学派始创人之一。11月，由于他学习成绩优秀，经巴思天教授推荐，获庚款助学金。1931年在比利时王家美术学校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获第一名，并获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自此，他享有个人工作室权利及作画一切物质条件。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又在卢梭教授的雕塑晚班学习雕塑，也是成绩出众。1933年获比利时王家美术学院雕塑构图第一名奖。
1935年，他在欧洲游学，先后赴德、奥、英、意等国，参观各大博物馆。留学欧洲五年多，吴作人将自己在西方学来的东西和自己心中的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糅合在一起，构成了深厚的艺术禀赋，成为他走上中国风格绘画道路的强大动力，坚定了入世的绘画观。他当时就下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人文学科及绘画艺术，以期日后报效祖国。
四
1935年春，徐悲鸿函约吴作人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当年秋初，吴作人就和比利时籍夫人李娜乘“威尔第伯爵号”轮船抵达上海。在和上海的亲属短暂团聚后，即赴南京，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油画。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日见暴露，东北华北国土已遭蚕食，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于此时势下，身为中国美术会理事的吴作人，针对一些美术家脱离社会生活现实，盲目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玩弄技巧，形而上学的现象，大声疾呼：艺术家“是以正义感的基础为观察的出发点，他的作品是赞美人生的奋斗，暴露人生的强横，描写自然中一切的真实，这真实，是艺人那自己的心灵的反映、宇宙的兴感来创造的”；“艺术的动向是绝对地也是必然地跟随着社会在转移同时转移着社会”。呼吁正直的艺术家在此民族艰危之时，以笔作刀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侵略军轰炸沪宁，形势异常险恶，中央大学被迫迁校。吴作人和同事们忙着装箱搬迁，直到1938年春，中央大学才在重庆松林岗正式开学上课。不久，从山东战场上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部队一举消灭了敌军四万人，民众欣喜若狂。吴作人在大后方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和艺术系的几位教师商量，决定到抗日前线写生，用自己的画笔把英勇打击敌人的抗日英雄描绘出来。经过一番准备，1938年5月底6月初，吴作人、孙宗慰离开重庆去汉口，与陈晓南等会合。7月中旬，由吴作人、陈晓南、孙宗慰、林家旅(夏林)、沙季同一行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从武汉出发，经河南信阳至潢川前线。
1939年初，战地写生团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画展在重庆举行，吴作人在前线实地速写的画作，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以后，他又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多幅油画。其中《嘉陵江石门》、《沙坪坝梯田》、《晨雾》等，还参加了在美国巡回展出的“战时中国画展”。是年，吴作人被同行们推举为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飞机时常来大后方轰炸，重庆物资奇缺，生活艰难。1939年12月21日，吴作人的夫人李娜分娩后不久即逝去，随即男婴夭折。在极度悲伤中，他的左眼又突然失明。灾难接踵而来，半年之后的1940年6月29日，吴作人在重庆的住处又被日军飞机炸成了废墟。以后，他就在一处碉堡里寄居，创作了充满血泪的油画《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黄帝战蚩尤》、《重庆大轰炸》等作品。
五
抗日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而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却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吴作人意识到艺术一定要跳出“牢笼”和“士大夫的斋轩”。他决心走出画室和教室，到西北边陲去写生作画。
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第一次自1943年4月至10月，第二次自1944年6月至1945年2月，共历时十六个月。1943年4月开始，吴作人由重庆至成都，转赴甘肃、青海，进行旅行写生。9月，偕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新西兰记者艾黎，同往敦煌观摩莫高窟并临摹壁画。他画玉门矿区，临摹敦煌石窟，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打箭炉，再登巴颜喀拉山南麓，走康定，过草地，深人藏胞少数民族地区，深为边民的敦厚朴实、大西北的雄浑山河及祖国的古代艺术宝藏所感动，创作了大批反映大西北山河风光和人民生活的油画、水彩、速写作品，并于1945年先后举办“吴作人旅边画展”(成都)、“吴作人画作回顾展”(重庆)，打破了后方美术创作的陈腐沉闷空气，令人耳目一新。
西行归来，吴作人积极参加大后方文艺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与刘开渠等在成都成立“中国现代美术会”，以与国民党控制的四川美术协会抗衡。
吴作人的西行经历，对他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创造性地把东西方绘画观念和技巧熔为一炉，把艺术创造和人民生活结合在一起，倡导了中国新兴艺术的新风。从那时开始，他潜心研究中国画的革新。西行所见的牦牛、骆驼、苍鹰、熊猫成为他笔下常见的艺术形象。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作人于1946年2月乘船从重庆回到上海母亲身边。“独破白云归，谁住白云后?欲诉前情不忍陈，泪湿青衫袖……”战争给他带来的苦难虽然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但黑暗的独裁统治，仍然没有使艺术家摆脱心头的重压。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对美术界的控制，他和张光宇、丁聪等组成“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独立举办画展，和御用“上海美术会”抗衡。5月，他在上海举办“吴作人边疆旅行画展”，把战时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新风吹进沦陷多年的上海滩，引起各界普遍好评。也在此时，他和久别十七年的老同学、女画家萧淑芳重逢，互诉衷肠，相慕相爱，两年后，终成伉俪。
吴作人在上海期间，先后在上海《申报》、《时代日报》发表《敦煌的艺术》、《读了“一个美国人对现代中国画家的意见”以后的几句话》等文章，阐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作风之优秀是不待言的，不仅中国人，就是全人类也应该爱护的”，“可是我们得承认艺术作风的演变要跟着时代思潮的影响……转替蜕变”，指出“西方过去四十年的为艺术而艺术极端是失败的。我们是避去‘庸俗’，但同时是怕人不懂。”
1946年8月，吴作人应徐悲鸿之约，与徐氏夫妇同赴北平，接管日伪“临时大学第八分班”，恢复成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吴作人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吴作人不时在报刊发表文章，指出战时后方进步美术“早已不是清赏的玩品，而是可歌可泣的史诗，或者是介绍中国向来不被人注意的边区人民生活的牧歌。我们不能否认，美术已跳出了它的牢笼，士大夫的斋轩，迈步到血溅的战场，广大的边地，深入到从未接触过艺术的民间”，呼吁进步美术家深入人民生活，走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同样，为了与当局控制的“北平美术会”相抗衡、他与徐悲鸿等北平进步美术家组织“北平美术家协会”，任理事长。
由于吴作人支持进步学生“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斗争，他的行动受到特务监视。经徐悲鸿的安排，吴作人于1947年春，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讲学访问，并举行“吴作人画展”。7月、9月，又在日内瓦、巴黎参展“中国画展”。
1948年2月，吴作人回到北平。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岁末，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当局指令徐悲鸿率北平艺专南迁。毛泽东亲自派田汉秘密会见徐悲鸿、吴作人，向他们介绍了革命形势，嘱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北平”。徐悲鸿与吴作人召开校务会议，在学校地下党和进步教师支持下，作出拒绝南迁的决定，并组织了护校工作。吴作人等在平进步艺术家于是年12月7日组成“一二七艺术学会”，以学会名义在《进步日报》辟《进步艺术》周刊，宣扬进步文艺，团结在平美术家积极开展活动，准备迎接解放。
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饱经忧患的吴作人，对这革命的变革，充满了激情。他和北平市民一齐涌上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用速写记下了群众奉茶送水，跳上战车书写口号的动人场面。从此，吴作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9年7月，吴作人出席第一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协会的常务理事。1950年，国立北平艺专和华北大学三部合并，分别建立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吴作人应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教务长。1953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58年任院长。
著名剧作家夏衍在《吴作人》传记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作人同志和徐悲鸿先生一样，除了本身是一个优秀画家之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桃李满门的艺术教育家。”他对学院的建设和教学体系的建立，注入了巨大的心血，十分重视美术基础教育，主张“严而后放”；他要求学生认真学习中外绘画传统，但又不要泥古不化，提倡“法由我变”、“变才是常”；提倡教学和社会结合，教学和创作结合，到生活中汲取营养，“师造化，夺天工”。经常亲自带领师生下厂、下矿、下农村体验生活。在这段时期里，吴作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不少学生已成为当代著名画家。
吴作人十分重视美术教学中的中国艺术传统教育。1952年，他率领中央美术学院部分教师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艺术勘察，对炳灵寺石窟艺术进行发掘整理和临摹。1953年，吴作人再次任团长，率领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组成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勘察团赴麦积山考察、临摹。
吴作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对艺术刻苦、顽强的追求与探索，积累下极其珍贵的艺术财富。“法由我变，艺为人生”，是他一生对自己创作的要求。由此，他重视从生活中、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师造化，夺天工”，以他扎实的西画基本功，融合中国画的观念、技巧，即“心”、“意”、“思”、“气”，创造自己独有的绘画风格。他始终认为生活和大自然是创作的源泉，每年要用很多时间深入生活，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他在20年代就认为：“要到社会中去认识社会，在自然中找自然。……亲尝水之深，火之热，醉山海明晦之幻，慑风雷之震，惊呼号之惨，享歌舞之欢狂。创作过程如此，作品焉能有不真诚者?”(《艺术与中国社会》)80年代他重申：“我们的艺术从现实中来，从自然中来，这天地是很广阔的，我们应当做自然的‘儿子’，但不要做自然的‘孙子’。”(《客有问——谈师造化，夺天工》)
吴作人多次发表文章，主张在人生观方面，思想境界上应当“无我”，而在艺术表现上，在艺术境界上，要“有我”，力主艺术创造应有个性，有个人风格。他主张不仅要吸收中国绘画传统的精粹，也要吸收外国绘画传统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西方印象主义等现代绘画流派中的一些好东西。吴作人一贯主张“法由我变”，“变才是常”，但无论怎样变，必须遵循“艺为人生”的宗旨，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在“左”的思潮冲击教育战线的时候，吴作人挺身而出，在“关于印象主义讨论会”上提出：“应该允许多种多样的美感形式”，坚持创作的多样化，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曾在文章中写道：“艺术锻炼要不是‘循规蹈矩’日积月累，就达不到得心应手，就提不高表现能力。”他这一生中也是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地创新探索。他创作的油画《齐白石》开创了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从40年代开始，潜心于中国画的创新，融合中西绘画观念和技法之长，塑造了熊猫、牦牛、骆驼、金鱼等许多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独树一帜。
八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作人和他的事业、创作以及家人陷于困厄。是年8月，一些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人冲进吴作人的家，他珍藏多年的字画、书籍、文物及其它财物被查抄一空。他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其他领导和一些著名教授，被当作“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学院被迫停课，一些画作、雕塑和教学设施，被付之—炬。
1969年岁末，六十一岁的吴作人虽患病在身，仍被迫下放到河北磁县东陈村1584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参加体力劳动。虽如此，吴作人仍乐观人生，作诗《村北有荷塘》：“莲子熟早收，梗叶劲且立；不自嫌秋老，犹堪任采摘。”期待着来年“地暖早飘香”，“壑底生翠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吴作人的待遇有所改善，从农场抽调出来为国宾馆等处作画，得以赴外地写生。但不久一阵“批黑画”的恶风又把他打入美术馆扫地。吴作人在困厄中期待着“曙色启东方”。
九
1976年，经过十年动乱磨难的吴作人，“风扫乌云气爽，雨洗玉宇清朗”。他以无限欢悦的心情，写下了“听燕语莺啼，庆新生”的诗句，来庆祝“四人帮”倒台。一场十年浩劫结束了，吴作人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吴作人恢复了政治名誉和社会地位。他继一至三届连任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接着担任第七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担任全国人大工作期间，参加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工作。1979年，吴作人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美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美协副主席，并于1988年第四次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美协主席。他恢复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职务，领导学院教学改革，并于1979年退居二线，担任名誉院长，完成了学院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历史使命。
吴作人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文化委员会主任。以后，又被选为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
吴作人幼年时深受中国古文化熏陶，青年时代接触了科技基础教育，而在欧洲游学时接受了严格的西画传统基本功训练，又在中年时跋涉大西北领略了祖国古代艺术瑰宝的魅力。数十年来，他纵以继承，横以借鉴，博采广收，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精湛的技艺，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加上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积累了厚实的底蕴功力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到了晚年，进一步升华，在我国新文化和现代美术的创造上独树一帜，饮誉海内外。
吴作人晚年的中国画创作，突破了中国画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文化中儒学的务实精神和道家文化的浪漫气质，道孚中庸，造就他在水墨画上善寓教化于清雅的抒情写意，且时有哲理性的阐发，使其作品的艺术内涵更富中华民族独具的悠长而深厚的感情，动人于心灵肺腑。耄耋之年的吴作人十分珍惜时间，专门到了一枚闲章“假我数年”用于画上，还在家门口贴了谢客告示潜心创作。他不改初衷，坚持“艺术体现人的灵魂，不能脱离人生”，经常深入生活写生，无论走到哪里，手不停挥，用大量的速写为他的创作提供第一手素材。吴作人天天作画不止，书法更是他锻炼笔墨的日课。他借笔墨抒发胸中逸气，在披离皴擦之间深蕴肺腑情致。他得出心得：“工力为情趣之体，情趣以工力为用”，“诗与画，画与书，情境纷异，变化无尽，情移境迁，终不失为形神之分且一也，亦异亦同。”1986年，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吴作人艺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于4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吴作人画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
1980年秋，吴作人、萧淑芳访问阿根廷，参加阿根廷建国四百周年纪念活动；1981年春，应澳中理事会邀请，吴作人夫妇访问澳大利亚；1982年5月，应邀率中国代表团赴法参加在巴黎大宫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展出《藏原放牧》并获金奖；1983年秋，应美国斯诺基金会邀请，吴作人、萧淑芳赴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大学艺术系讲学，应聘为客座教授，并在华盛顿等地举办展览，接着又赴加拿大各地讲学二十多次；1984年秋，应邀赴日本举行《吴作人萧淑芳中国画联展》；1986年3月，吴作人任团长，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赴日本祝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三十周年；7月，再率中国文联国际和平年代表团赴新加坡举办“文化交流画展”；10月，为纪念中国比利时建交十五周年，吴作人夫妇应邀访问比利时举办画展并参加比中友好活动；11月，访问卢森堡并举办画展；1987年5月，应法国外交部艺术活动协会邀请，赴巴黎举办画展；随后访问了摩纳哥王国；1988年3月，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偕夫人赴港举行画展。
鉴于吴作人促进中法、中比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1984年，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他艺术文学最高勋章；1988年2月，比利时国王博安多一世授予他“王冠级荣誉勋章”。
十
吴作人在遍访世界各国后，深感中国文化少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中国的美术事业犹待进一步发展。为此，他于1988年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和稿费收入创建“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经过一年的筹备，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于1989年5月正式成立。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宗旨为：奖励和资助我国和海外华侨、华裔中优秀美术家从事创作和研究工作，并推动其它有关美术活动，以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促进现代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吴作人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
基金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吴作人的主持下，用基金奖励了海峡两岸青年美术家、优秀美术教师、美术理论家，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遗憾的是不久吴作人因脑梗塞失去了肢体行动能力，尽管如此，他仍然以清醒的思维，在轮椅上关心和指导基金会的工作，使基金会的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在久病失去行动自主能力六年多后，吴作人于1997年4月9日21时47分仙逝。
1997年4月30日，吴作人追悼会在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乐声中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吴作人献了花圈，首都美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把一朵朵黄玫瑰撒在吴作人的身上，含泪和他告别。一幅幅情意深长的挽联，寄托了亲人、学生和朋友们的哀思。吴作人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一生所给予中国新文化的贡献，他历经厄困荣辱而仍恪守不渝的人格精神，以及他谦诚待人、诲人不倦、给人以春风化雨般的深厚情感，将和他传世的作品一起，永驻人间，得到永生。
(周昭坎 侯稚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