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吴绍矩，字铁秋。铁秋先生共生五子，印咸为次子。
    由于家庭无力供给五人同时升学，因此印咸在沭阳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第四工厂。结业后留厂从事织毯提花设计并在厂内教美术。1919年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正规的绘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到摄影并产生浓厚兴趣。他当时的经济状况窘迫，但他压缩生活费，硬是挤出三块银元，在旧货店里买到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相机。从此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说：“从旧货店里买了相机，又买了过期胶卷、相纸，就在宿舍床铺底下的‘暗室’里，我开辟了第二战场。”
    1922年，吴印咸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家乡，在沭阳中学和师范担任美术老师，美术摄影互为补充互相促进。1923年在沭阳承辉门(东城门)拍的《晓市》，晨雾弥漫，破旧的城门，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为生计而忙碌奔走的小贩，表现出浓厚的苏北小城镇乡土气息，使人产生无限的乡情韵味。1923年10月，他又去连云港的云台山拍摄风光古迹文物照片三十五幅，他父亲铁秋先生撰文，他三弟印禅篆书《苍梧片影》书名，父子合作完成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1925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28年他至上海艺海布景公司任布景师。1930年在上海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对人像摄影进行专门研究。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照相馆被毁后，经美专同学许幸之介绍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充当布景师。从此他又开始接触电影，并被电影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惊叹它那变化无穷的魅力，欣赏那奇特的光线，巧妙的镜头和场景，我决心进入这门近代的新型艺术领域。”
　　1935年他和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览，其中有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夏衍同志看后建议他们二人转到电通影片公司去拍摄田汉编写的《风云儿女》。夏衍说，田汉与阳翰笙已被捕了，这部片子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吴印咸说：“尽管我还没有参加‘左联’，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但我感到拍摄抗日题材的片子是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责职，我欣然接受了。”1935年5月公映轰动了全上海，片子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田汉被捕前写在香烟纸盒上，转交给聂耳谱曲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把影片的抗战爱国主题进一步扩展深化，推向高潮，成为当时广泛传唱、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爱国歌曲。它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斗志，建国后被定为国歌。
　　接着，吴印咸拍了由袁牧之编导的讽刺旧中国黑暗的喜剧片《都市风光》，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公映，激怒了反动当局，查封了电通公司。1936年，他们又在明星二厂拍摄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革命历史片《生死同心》和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再一次轰动了上海影坛。他的电影摄影技巧也渐趋成熟。五十年后，当《马路天使》随中国电影回顾展在意大利放映时，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异地发现，在《马路天使》中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要早得多，他在意大利《团结报》上以显著标题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而国际电影界一直认为“新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可见30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位置。
    吴印咸在钻研电影摄影同时，并未放松摄影的创作，两者相辅相成。他参加了“黑白影社”，在社刊和其它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还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过荣誉奖牌。
    当年的作品还有《饥寒交迫》(1924)，《过别墅有感》(1925)，《涡水茫茫》(1926)，《纤夫》(1928)，《重负》(1932)，《难兄难弟》(1933)，《呐喊》(1935)，《乞斋果腹》(1937)，《暴风雨来了》(1937)等。当时社会，特别是大上海，展现在他镜头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一是朱门酒肉臭，一是路有冻死骨。从他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他把镜头焦点瞄准了后者，用摄影语言抒发同情、正义、爱国的情怀，憎恶黑暗社会，呼喊光明的到来，《呐喊》是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继“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日军又进攻上海。空中、海上、陆地炮火纷飞，难民扶老携幼纷纷逃亡，青年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慷慨激昂。刚从山西回到上海的他，与许幸之再次合作，拍摄《中国万岁》大型纪录片。两人冒着炮弹横飞的危险，把摄影机架在高楼顶上，拍摄苏州河北岸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镜头，拍摄日军狂轰滥炸残杀中国人民的惨景，拍摄军民同心同德奋起抵抗的壮烈情景，以及人民大众救助伤员的镜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官以“宣传共产”的莫须有罪名将《中国万岁》销毁了，致使这一可贵资料没能留下一个镜头。每当回忆此事，他不禁长叹：可惜啊可惜!可悲啊可悲!罪过啊罪过!
    不久他接到袁牧之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要他速去有要事相商，他立即从香港赶到武汉。袁牧之是先期到达武汉的，见到了周恩来，提出想去华北拍摄八路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纪录片的设想，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研究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仅要拍片，而且要建立专门的电影队伍。袁牧之备受鼓舞，首先想到吴印咸，因为他们过去配合默契，彼此了解。这次相见，经过一番商议，他们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决定一同奔赴延安。
　　世界著名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英勇抗战的大型纪实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会战后，拟赴华北拍摄八路军抗战的镜头时，被国民党当局拒绝，由西安回到武汉，当他知道延安正在准备自己拍片时，遂将他的一台埃姆三十五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两千余英尺电影负片送给八路军。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周密研究安排，决定派吴印咸去接受这批器材。
　　1938年9月，他与袁牧之携带伊文思赠送的和从香港新买的电影机、胶片等器材到达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任团长，袁牧之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队长。毛泽东主席还接见并请他们吃饭，接见时语重心长地说：“也许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你们拍长征就不可能，但以后就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这些教导给他们以巨大的鼓舞，也为他们后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经过研究把要拍的影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10月1日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机拍下第一个镜头“天下人心归延安”。从此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
    一次日机空袭延安，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处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塌了屋角，当时吴印咸正在拆修摄影机，听爆炸声响他立即扑到机器上，以身护机，事后清除尘土组装机器，连一颗螺丝钉都未少，大家都万分高兴。周恩来副主席和谭政团长知道后都赶来看望，对他的护机行动大加赞赏。
    1939年吴印咸从延安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边区，拍摄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等同志前线指挥作战等镜头后，为了拍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战场上的活动情景，他跟随白大夫从晋西到冀中，近两个月的时间。
　　1939年10月20日是白大夫准备回国筹集药品器材和资金的日子，欢送会也已开过了。就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大夫毅然决定推迟回国，立即参加战斗，来到摩天岭前线，在离火线只有五六里的孙家庄村外的一个小土庙里安置下手术台，手术台是白大夫自己设计制造的两只“卢沟桥”(行军时可以放在马背上驮药品器械，手术时又可作手术台支架，为纪念抗战，白大夫把它叫做卢沟桥)铺上门板而成的。日军是杀人魔王阿部规秀师团，战斗异常激烈，敌人步步紧逼，情况十分紧急，而白大夫沉着镇定一丝不苟地做手术，他随即将白大夫的感人形象拍了下来。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次抢救伤员中，白大夫的手被划破了，感染了病毒，当时又无解救之药，这位可敬可爱的加拿大籍国际主义伟大战士，于战斗胜利结束后第四天、11月12日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延安各界召开追悼大会，毛主席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以颂扬他的国际主义精神。经过两年的紧张而艰巨的拍摄，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和《白求恩大夫》两部影片的拍摄工作。
　　接着他又开始《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拍摄。一二zzzz师三五九旅响应中央号召，首先向荒无人烟的南泥湾进军，露宿丛林，挖地为灶，野菜充饥，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开荒生产支援前线。当时电影负片已经用完，又无后期洗印的机器设备。(此前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送往莫斯科制作，不料德国法西斯进攻莫斯科，影片损失大半。)要拍好这样一部大型纪录片，简直是要做无米之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电影负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数量不多的十六毫米电影正片，本已不具备拍电影的条件，但我们克服困难，用正片代替负片，两者差异很大，效果不好是意料之中的，但我和徐肖冰同志努力摸索正片感光的特点，在曝光技术上狠下功夫，争取达到尽可能好的效果。从后来情况看，虽然在人物肤色、质感上还有失真，反差偏大，层次少，但比预想的结果要好的多。”影片的后期制作，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困难一个一个被克服，奇迹终于创造出来了。没有自来水就挑来延河水澄清后使用。没有电，在屋顶上开个洞用自然光代替。没有冲片机，就将胶片剪成二十尺小段，绕在木框上，一段一段地冲洗。没有印片机，就将放映机改装代替。……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就是这样集思广益，用聪明才智和双手把这部大型纪录片制作成功了，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后来说：“这一切，不仅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电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我们居然成功了……。”
    在该片拍摄接近完成时，毛泽东主席听到情况汇报后，亲自提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他与他的题词被摄入影片。毛主席很高兴，拿着他的题词递给吴印咸说：“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这幅历史文物，他一直保存到1957年赠送给中国军事博物馆。
    该影片在中央机关首映后，又在群众中放映，后又到南泥湾放映，轰动了延安。1943年2月4日在总政大礼堂首映时，中央领导都去看了，周恩来副主席看了电影很感惊奇，特地到银幕后面看望工作人员，问长问短，问电影声音是怎样搞出来的?因为他知道当时根本不具备摄制有声电影的条件。当工作人员告诉他是用留声机放音乐，用扩音机播解说词，在放映时三者互相配合而成的“土有声电影”时，他满意地笑了，连连称赞说“土有声电影好”，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搞好工作。
    这部影片原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边区军民都爱称为《南泥湾》。它既是南泥湾的史实，也是各抗日根据地的写照，是抗战中的一段斗争历程。把中华民族抗击法西斯的英雄业绩用电影纪录下来的，可能是从此开始吧!
　　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彭德怀将军还作了一首诗送给电影团：
　　
    摄取战争的真象，
    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了华北的战场，
    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
　　中华民族决不会灭亡。
　　
    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拍照是他当时又一主要任务。
    1942年毛主席给一二zzzz师干部作报告，身穿一套灰布制服，布鞋，裤子上还打两个补丁，面前放着一个方凳和一杯开水，充分表现出当时的环境和处境，然而主席却表现出超常的坚毅信心和沉着冷静、勇往直前的必胜决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精神。他选择了一个典型瞬间神态，按动了快门，把这一场景永恒地纪录了下来，取名为《艰苦创业》。时光流逝，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通过这张照片所表现出来的延安精神，仍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思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历史价值。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场人多，屋小光暗，烟雾弥漫，场内实难拍摄。于是他向毛主席建议到室外合影，主席欣然赞同，带领与会人员到室外，这才留下了唯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
    1943年1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做《组织起来》报告，他既作为劳动英雄一员，又作为摄影工作者参加会议，聆听主席报告，拍摄主席讲话照片，因室内光线很暗，他就边听边琢磨边观察，终于拍摄了一组光感柔和清晰生动的低调照片。把主席炯炯有神的目光，坚定有力的神态，独具风格的姿势十分协调地结合起来，突出地表现了主席宏伟气魄和胸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在延安召开，拍摄任务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他一手拿电影机，一手拿照相机，将大会的全过程拍摄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我担任为大会拍电影及照片的双重任务。会前赶到会场了解到会场大，主席台上光线很暗，只靠几盏汽灯照明，条件很差，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近景，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后来终于将‘七大’会议全部纪录下来。成为我们党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在他所拍“七大”照片中，有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有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有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有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报告；还有毛泽东作《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报告；任弼时讲话；以及中央领导共商国是，亲切问候等活动镜头。
    “七大”会后不久，日本投降，国共两党矛盾更加突出了，美国以调解人的身份进行调解，1945年8月27日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将军为代表，飞抵延安迎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机前往重庆，登机前他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登机后他又拍一张毛主席挥帽告别的镜头。主席一行经过四十三天谈判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他都用相机将这些历史瞬间情景，永远地纪录下来。这组照片与“七大”照片均已成为珍贵文献和艺术珍品了。
    接着他跟随叶剑英同志去北平军调部工作一段时间，1946年携带一批照片回到江苏淮阴、沭阳家乡展览，受到当时苏皖边区政府领导人李一氓和军分区章克辛、县委书记章维仁、县长江剑农等同志的接待，随后又到山东临沂新四军总部见到陈毅军长，然后北上东北接收“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6年10月在黑龙江的兴山(鹤岗市)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后迂回长春改
    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袁牧之，吴印咸为副厂长兼技术部长，1949年任厂长。组织领导拍摄了《桥》、《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新中国第一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故事片。
　　1955年吴印咸调到北京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亲自讲授摄影构图课。后来他回忆说：“建国后，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我工作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十年教学给我十分深刻的记忆。这个具有现代化教育设备的中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对比之下，在战争年代办摄影训练班的困难情景，有天渊之别。1939年夏天在晋察冀根据地编写了《摄影常识》一书，炎热夏天，我坐在田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将我以往学到的理论和多年摄影实践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编写而成的。虽说简单粗糙，却是根据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摄影教材，成为八路军培养自己的摄影战士的必读手册。邓拓和沙飞二人写了序言。”“当时训练班的条件极差，学员们每人只发给半张油光纸，一小截铅笔，总共只有两架照相机，实习课是采用‘无子弹射击’的方法来练习的，相机不装胶片，因当时胶片奇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学员们却十分认真地操作，结业时每个学员用六张过期胶片完成作业。”
　　他一直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练好基本功与提高艺术素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经过几年教学实践之后，他主持编著出版了《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自己编著出版、图文并茂的高校摄影教材，并被意大利翻译出版。
    结合教学，于1960年和1964年他又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两部电影故事片，1962年拍摄了《黄山似画》风光片。《红旗谱》被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为最佳摄影奖。接着他又写了《〈红旗谱〉拍摄漫谈》一书，于1965年出版发行。后来他说：“当年摄影系的学生，今天大多已是摄影界的骨干，他们有了很高的造诣和创新。我作为他们年轻时的老师，为他们的成功感到欣慰。”
    晚年他的摄影事业心未减当年，一方面为争取再办一所摄影学院、扩大教育阵地、多出人才而奔波联系；一方面应邀到各地讲学传授经验；另一方面写作著书，编出影集。以后陆续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构图》、《摄影用光》、《吴印咸摄影集》、《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吴印咸风光花卉摄影集》等，连以前出版的共计有二十余册(部)。他总是在想为后来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希望后来人更上一层楼。
    他的摄影作品数多量大，许多珍品在国内外发表展出，被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名誉会员，被新加坡影艺研究会授衔荣誉高级会士，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摄影功勋证书，港澳摄影协会颁授摄影大师名衔。
    从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后改为摄影家协会)成立，他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二、三、四届副主席，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理事长、名誉主席；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
　　他七十余年的摄影创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艺术主张。譬如：他提出摄影艺术不能一味地照搬外国的东西而应在借鉴中有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和形式，强调心中要有祖国。同时强调摄影艺术是时代最真实的纪录，应该重视摄影作品的社会效果。他还强调摄影艺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至于他的艺术风格，可以用形象真实生动，主题鲜明突出，手法朴实无华，构图严谨洗练四句话来概括。
　　他的一生是摄影的一生，是以摄影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说：“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为摄影事业，为着青年一代的未来，尽到我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

(吴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