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1830年生。六岁谨遵父训“及时进学，以免荒芜时日”，入常熟城内朱氏书馆读书，一开始就读《大学》、《中庸》、《论语》。第二年读《孟子》、《周易》、《毛诗》。第三年读《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翁同龢在大姐的辅导下，十分注意预习，第二天先生授课内容，翁同龢前日早已成诵，因此常被先生誉为天资颖秀。八岁那年，先生布置课对，先生出上联“枝枝傲霜雪”，翁同龢随口相应“瓣瓣生云霞”。
1839年，翁同龢顺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游文书院的课程设置以读经为主，旁及小学、史论、文选、天文、舆地、算学。在游文书院里，翁同龢熟读而精思，循序而渐进，先后诵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唐宋八大家文集和明清两代名人笔记，天才加勤奋，在县府考试中，崭露头角，“少壮才名第一流”。
1845年，翁同龢十六岁，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紫阳书院，大师们“黜华祟实、祛惑存真”的教风，一直影响到翁同龢日后在维新变法中的经世举措。1847年，他以“品学端敏”受到府院的褒奖。
1852年，二十三岁的翁同龢考中举人，苦修四年后，于1856年一路闯关夺隘，历会试，复试，最后进入太和殿。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要求十分严格，试卷尤其重视书法，并专尚楷法。踌躇满志的翁同龢一路写来心手双畅。他五岁起描红，八岁时临帖，十四岁写大卷。从中楷入手，深谙技法，进而扩充为大楷，退而缩之为小楷。每练一字，十分注意笔划的起止处，对锋的处理，该藏则藏，该露则露，做到锋势两全。因此，翁同龢少年时代锻铸下的书法功底，在殿试时大有用武之地，何况他的书名已誉满京城，一些朝廷大臣也深感后生可畏。
1856年5月29日，二十七岁的翁同龢获殿试第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咸丰皇帝当朝赞誉：“此翁某之子，深知其才。”金口之言，预示着翁同龢将成为晚清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星。
涉足宦海，翁同龢便以范仲淹的忧乐观为罗盘，勇敢地扬帆远航。空中风雷、水上惊涛、波下暗礁，时时在拓展他的阅历，磨砺他的意志，锤炼他的信念。政坛冷暖、世态炎凉，他都能从容面对，能如此稳定情绪平和心境，一方面得益于读经吟诗，另一方面得益于研碑挥毫。他尤其把后者看作养生修性的首要。正如他日记中言：“归，写对，稍疏其气，否则必病矣。”
1858年，翁同龢被皇帝任命为乡试副考官，典试陕西。按辔徐行于黄土高原，他最感称心之事，是公务之余，沿途寻幽探古拜谒了许多陵墓，阅览了许多古碑。他深恋着这片热土，它是中华书法的发样之地。翁同龢把搜集到的《颜家庙碑》、《史晨碑》、《乙瑛碑》等碑铭拓本，视若珍宝，置于书桌之右。
1861年，北京政变成功，西太后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位大臣，其抄家物资流入市场，翁同龢对古董、珍宝不屑一顾，而对名人遗墨，情有独钟，倾囊购置了《四十三行》(唐人写经)、宋拓《麻姑坛记》、明拓《争坐位书稿碑》等，至于高宗御识的《右军邀月帖》、东坡书《金刚经》、唐太宗的《使玉帖》因囊中羞涩，只得失之交臂，这使他遗憾终身。
1865年，翁同龢三十六岁，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他荣幸地接受了同治帝的一揖一呼(尊称为“师傅”)，当上同治皇帝的老师，除教经、史、子、集外兼教书法。授课完毕，还得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职务之便，他得以观摹内宫珍藏的历代墨宝，经他过目的卷轴难以计数，每天退朝后便挤时间临摹，取法乎上寸阴是竟。视野宏宽浩广，胸次也博大精深。这就是翁同龢书艺腾飞的奥秘——天资聪颖、客观条件优越、勤奋刻苦。
1872年至1874年，翁同龢因丁忧回籍守制，两年中，他做的两件事后来一直成为书法界的美谈。一是从1872年12月1日起，每日凌晨翁同龢便秉烛书房，伏案挥毫，蝇头小楷笔笔端庄，两个多月的心血，换成一部《法华经》，他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这部手书经文曾引起轰动，多少人想重金购买，但翁同龢一概拒绝，并把它藏在虞山鸦鸽峰下的隐居之所。1898年，翁同龢开缺回籍后，又以它为常课，“以静吾心”。
另一件事就是“半亩园论书”。半亩园是常熟赵氏的藏书楼，背山面溪，亭边花木扶疏，轩畔湖石嶙峋，阁下竹影摇曳。幽雅的环境正适合文人雅集。因翁同龢有短暂的赋闲，常熟及周边地区的文人便云集于此邀翁氏谈书论法。盛情难却，翁同龢便把多年来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
翁同龢认为，秦汉时期，书法家中的上乘者寥若晨星。他敬佩蔡邕，《鲁峻碑》写得“骨气洞达，爽爽有如神力”。还敬佩钟繇，《乙瑛碑》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在隋唐以后的书法名家中，翁同龢特别推崇颜真卿的书法，《多宝塔》工整严谨，用笔劲健；《家庙碑》柔中寓刚，绵内藏针；《争坐位》苍秀流利，舒卷有度。颜字的诞生，使中国的榜帖匾额一展新的形容，颜字的风格，体现了雄视四方的盛唐气象。翁同龢还认为怀素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活而不脱，离而不散，为学习草书的范本。
清末，学习秦汉篆隶、北碑的风气日盛，翁同龢认为学习碑帖重在学其气势，轻在形似。学习碑帖的态度应是“博采”而不“专一”，陶冶众体自成一家。
翁同龢认为临池者应掌握分布和着笔这两大关键，对字的结体和行的章法上，“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入险绝，复归平正。”这些话已领略到否定之否定的意趣。翁同龢还强调：“横划之平，亦为书家一大关键。”至于落笔，则“须曲折并须灵动”、“须悬臂，笔势要张”。又指出书写的常见病是“下笔处未能顿足”，“不顿则全字结构皆散且飘走站不起”。“要留意落墨时圆润有力”，“讲逆锋法，则搦管要虚和”，字的结体才能“刚柔俱美”。
翁同龢还强调成熟的书法应具备“气”、“势”。气势大而体现在篇幅的章法上，小而体现在点划的结体上。结体应有硬度，“书贵瘦硬方通神”。硬度和运腕有关系，“腕中无力，不得佳书”，而执笔坚实，腕方有力。
翁同龢认为临摹古帖和研习书论两者相得益彰。“名家之书，左规右矩，毫芒皆有法度，非墨池笔zzzz不能造此境。”而临帖不应忘阅览书论，只有不断吸取前人和当代人有关书法的经验，书法才能日益精进。他研习书论，上追孙过庭、宋四家、元代赵孟頫的书法策论，对本朝的包世臣的《艺舟双揖》也推崇备之。
娓娓而谈、款款而论，一席话使听者心悦诚服。随着听者的鸿雁传递，翁氏半亩园论书，影响远播四方常熟籍的宦游之人。不久，京城有识之士也纷纷谈论此事。
1876年，四十七岁的翁同龢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师生之礼行毕，翁同龢即书“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端庄的颜体大字，然后握着光绪的小手，再摹写一遍。当时光绪帝年仅六岁。在以后的十年中，书法成了光绪帝的必修课。1886年后，书写课逐渐改成欣赏课，翁同龢的用意是用书法欣赏来积淀皇上的书法涵养，同时可调节皇上学习和治政的劳累。翁同龢在授课时强调“心正则笔正”。心正一是指人品二是指严肃的创作态度。二十几年中，翁同龢因讲学需要再一次反复研习内宫珍藏的墨宝，从中参悟笔情墨意。
1898年，六十九岁的翁同龢因力主变法而得罪清廷后党，西太后强迫光绪皇帝下令将翁开缺回籍。归返乡邑后，翁同龢深居简出，沉浸于汉隶北碑，日临《衡方》、《张迁》、《礼器》。由于他的书名远传遐迩，四海之内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为了提防后党的欲加之罪，翁同龢对求书者往往避而不见。而对左邻右舍求字避邪，常常一概应允。翁同龢生肖属虎，而他的一笔草书虎字，写得更是风云际会，出神入化。翁同龢写虎字很讲究时辰，所以收藏者有这样的见解：翁在虎月虎日虎时写的虎字是珍品，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写的虎字是极品了。极品岂止避邪，简直能克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正月十七日，是虎年虎月虎日，翁同龢在寅时秉烛写数十幅虎字以赠亲友，乐于助人，心境格外舒畅，“如对神明”下笔也“淋漓纵逸”。
翁同龢早年临摹欧阳询、褚遂良、赵孟頫字，得其险峻、挺拔、刚劲的笔意，中年师法颜真卿，得其严谨端庄朴茂雄浑的风骨，并参与米芾的纵横跌宕、苏拭的丰腴流丽，二王的平和飘逸。对篆书的严谨、隶书的开张、章草的古拙、大草的飞动都能兼收并蓄。用笔既有欧的露锋，又有颜的藏锋；结体既有欧的内敛，又有颜的拓展。晚年以北碑汉隶求楷法的古拙浑厚，还吸收同朝的学颜后自成一家的刘墉、何绍基等人之长，熔炼古今，才形成其巍巍体魄，雍雍大度，穆穆威仪的翁书神韵。
翁同龢，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又是一位大书法家。《清史稿·翁同龢传》云：“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代轶闻》云：“叔平(翁同龢字)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
康有为十分推崇翁氏书法，他说：“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康曾在一书题跋中盛赞翁氏书法：“有驾苍龙游碧落，凌轹无前之概；至其结伴深透，若良玉之韫zzzz岩，运笔遒劲，似纯棉之裹精铁。”
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zzzz与其弟涤zzzz书法同宗翁氏。谭延zzzz自号瓶斋，可见其推祟之心(翁氏隐居之所名曰“瓶隐庐”)。谭氏兄弟曾把翁同龢致其父亲的全部信札印成《春及草堂翁帖》。
大书画家、大金石家吴昌硕看到石印的翁同龢尺牍，随即作跋，赞叹为“超绝千古”，“他日当与东坡书并垂不朽”。
吉林近代书家成多禄这样评价翁书：“昔人谓之老罴当道百兽震恐，不虚也。”
1904年7月4日，七十五岁的翁同龢临终前口占自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挽联概括了这位德高望重、资深学厚的一代伟人经世治学的信念。
翁同龢的逝世，使贤达和黎庶同悲，令儒生与耕夫齐哀。“黄扉归去白云深，翰墨流传自有神，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汪鸣銮的挽诗表露出有识之士的心仪：翁同龢的书艺，永远令世人仰慕，翁的书艺将和他的政绩一样，千古流芳。
(施大威) | 
